在历史学领域，美国学者西里尔·布莱克所提出的比较现代化理论特别引人关注。布莱克认为：把现代化看作为一个传统体制适用于现代功能的过程是很有用处的，只要对功能方法内在的问题做出恰如其分的理解就行了。虽然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应从功能和结构的角度来研究，但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可能是最富有成效的方法。历史学的出身使得布莱克有着非常广阔的宏观视野，对社会学结构功能方法的借鉴又使得他能够深入洞察社会的变迁，这样使得布莱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经典现代化理论，而提出自己的比较现代化理论。

概而言之，布莱克的比较现代化理论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于现代化过程的阶段划分。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这种过渡会经历一个阶段性过程。同样，布莱克也把现代化的阶段划分作为其研究的重要内容。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布莱克将现代化进程划分为这样四个阶段：(1) 现代性的挑战阶段——在其传统知识的框架中，一个社会开始面对现代观念和体制，而现代性的倡导者开始出现;(2) 现代化领导的巩固——在持续几代人的往往贯穿着剧烈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权力从传统领袖手中转入现代化领袖手中;(3) 经济和社会的转变——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发展到这种地步，一个社会从乡村农耕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转变为都市工业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4) 社会的整合——在这一阶段，经济和社会的转变引起整个社会从根本上改组社会结构。^[1]

经过改组后，一种整合社会开始形成，其实质是：人们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迁移使得相对自主的地区化、组织化、职业化群体的社会结构转变成高度分散的社会，个人在其中是相对分离的。虽然对于现代化进程做了四个阶段的划分，但布莱克也指出：并非所有的社会都会并驾齐驱地经过这四个阶段，率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可能表现得更从容不迫，每一个相继进入经济社会转变阶段的社会，都是在较发达的社会不断促动的情况下实现转变的。而且，这四个相继阶段的逻辑联系必须要在发展水平相互迥异的领域里来考察，每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必须根据其自身的传统遗产、资源等来理解。根据这些阶段来比较各种社会，对于形象地描绘作为一种世界性过程的现代化是大有用处的。

到了70年代，当布莱克对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进程考察时，又提出了现代化进程的“三个阶段论”。第一阶段是现代化变革的准备时期。这一时期与其说是静止不动的线或点，不如说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延续期，此间，对现代化运动有很大影响的一些趋势开始出现了。第二阶段是现代化变革的实施阶段。其表现是：为了对付内外的挑战，主张搞现代化的上层人士上台执政，他们考虑和制定了对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计划，目的在于加强国家的和他们自己的促进这种改革的权力;经过初期的试验阶段后，马上过渡到巩固阶段。到了一定时期，当教育、工业和政治制度开始有了惯性并造就一批参加革新的新型公民时，变革的速度开始加快。第三阶段是高度现代化阶段。自从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和俄国通过不同道路进入到这一阶段，具体表现是人均收入、生活质量都达到很高水平，城市化过程加速，受教育的机会增加，人口素质提高，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增强。^[2]

就表面而言，布莱克对现代化阶段的划分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但通过认真研究可以发现，布莱克的上述两种阶段划分是基本对应的，而“现代化领导的巩固”不仅作为衡量“现代化变革准备阶段”向“现代化变革实施阶段”的转变标志，而且构成布莱克的比较现代化研究范式的一个重要依据。

其次，在对现代化进程本身的认识方面，布莱克对经典现代化理论有着重大的修正和超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方面，布莱克一方面认可现代化是从传统向现代变迁的过程，并从理智、政治、经济、社会和心理等五个方面讨论了人类活动在各个方面的转变;但另一方面，布莱克明确反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将传统与现代对立的做法。布莱克指出，在非现代(传统)社会内部，很多事情确实是有差别的，而且很复杂，很难用传统一词加以概括。布莱克说：各个民族都是重视传统的，即使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面，有些老传统仍然是重要的，而且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也创造自己的、也许并不那么持久的传统。传统的形式对现代时期具有很大的影响，以前的传统的消亡并不证明取代这种传统的现代化形式能生存下去。在任何社会内，一切比较现代的特点都是由以前的特点变革而来的。特别是对进入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来说，这些变革更有可能是在旧的形式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发生变化的结果，而不是由旧到新的直接变化的结果。当旧与新并存的时候，这种旧同原来的旧已经根本不同了。^[3]从布莱克的论述可以看出，传统与现代是交融在一起的，现代性并非无水之源，它可能来自传统，特别是经过变革的传统;另一方面，传统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传统经过改造或变革以后，往往能获得新的生命力而成为现代的东西。

对于经典现代化理论中的“西方化”与“欧洲化”的观点，布莱克显然也不赞同。布莱克曾这样指出：“西方化”一词的含义是，西方或欧洲的制度本身是现代化的根本内容，其他社会可以忘掉自己的历史传统而采纳西方或欧洲式的现代价值标准和制度，就像它们把牛车换成汽车或把土耳其帽换成大英帽一样。但事实是，必须由每个社会的成员本身来改革他们的社会以前的制度。使用“西方化”和“欧洲化”这两个词还会出现其他矛盾：一方面，某些国家某一时期起作用的现代化领导力量，不一定是西方化的力量;另一方面，欧洲或西方的某些国家仍然属于比较非现代化的行列。为此，布莱克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根据以前几代人的社会传统来理解各个发展阶段的价值标准和制度，即使一个民族全部照搬一种外国宗教或法律制度，其结果也必然会受到实行这些制度的环境的很大影响。布莱克因此提醒世界其他地方不要匆匆忙忙地“集中”效法目前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社会的形式，因为毕竟不是命中注定这些社会将永远如此。^[4]

最后，注重对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区分政治现代化的几种范型。布莱克认为，比较研究在对人类的问题进行系统概括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比较的目的之一，在于对复杂事物的整理和分类;比较的目的之二，在于解释与整理。布莱克等人曾专注于一百多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比较，而比较的标准是根据现代化领导者在获取权力以及在履行其纲领时所面对的政治问题的特征，具体来说有这样五个方面：(1) 一个社会所出现的政治权力从传统向现代化领袖的转变，相对于其他社会而言是早还是晚;(2) 一个社会中现代性对传统领袖的直接政治挑战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3) 一个社会在现时代是热心于疆界和人口的连续性还是经历着领土和人民的重组;(4) 一个社会在现时代是自治还是经受着拖延的殖民统治;(5) 一个社会进入现时代是带着成熟的体制，还是带着实质上不成熟的体制。^[5]

根据以上的划分标准，布莱克将政治现代化的模式分为七种范型：政治现代化的第一范型由英国和法国构成，它们是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而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以不同方式为所有其他国家树立了典范。英国和法国在新世界的旁支，即白人殖民地或自治领地构成了政治现代化的第二范型，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它们接受了母国的政治发展模式，政治现代化道路较为顺畅。政治现代化的第三种范型是由那些在法国革命后，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而发生了现代化领导强固的欧洲社会所组成，这些社会所进行的使其政治体制适应于现代功能的活动，稍晚于英、法两国，这些国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等。第三范型的欧洲社会在新世界的旁支可以看作政治现代化的第四范型，该范型包括拉丁美洲二十多个独立国家，这些国家民族独立的实现并未导致现代化领导权之权力的增强，相反却出现了殖民主义的新形式，政治现代化道路受到一定程度的束缚。那些未直接受外来的干涉，但受率先现代化的社会间接影响而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代表着政治现代化的第五范型，构成这种范型的社会有俄国、日本、中国、伊朗、土耳其等。这些国家的传统政府强而有力，在现代化的长时期能够抵御外来统治，其政治现代化由在任的统治者和官僚策动，因此不可避免受到传统观念和体制上的影响。那些经历过殖民统治的亚洲、美洲和大洋洲的一百多个独立的和依附的社会可以划分为最后两个政治现代化的范型。第六范型由34个独立国家和29个依附国家构成，它们充分发展的传统文化在适应现代功能的过程中能够与更现代的监护社会的文化相互作用。构成第七范型的是次撒哈拉非洲和大洋洲的31个独立社会、将近20个依附社会，它们没有充分发展的宗教、语言、政治体制，当它们面临现代性的挑战时，不容易适应现代条件，相反，它们发现原封不动地从更现代的社会照搬现代观念和体制更实惠。^[6]

显然，布莱克对政治现代化范型的划分，其标准基本上是各国政治发展水平的高低，即政治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在范型的划分上越靠前;政治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在范型的划分上越靠后。但问题在于，怎样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水平的高低，是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着眼还是从政治民主化程度来着眼呢?布莱克并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解答，这也使得他对于政治现代化范型的划分存在着诸多模糊之处。

通过以上论述，不难发现，布莱克所提出的比较现代化理论，是对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一种综合，从这种综合的视角出发，布莱克的现代化理论在深度与广度上比起其他学者有着更大的超越。

[1] 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5页。
[2] 西里尔·E.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6—29页。
[3] 西里尔·E.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3页。
[4] 西里尔·E.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25页。
[5] 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页。
[6] 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8—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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