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到来，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期，与此同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人类社会开始面临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如生态破坏、环境恶化、人口膨胀、资源枯竭、南北差距加大等。这些问题并没有因经济发展而有所缓解，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对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观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花费四年时间，在调查了使用化学杀虫剂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后，出版了《寂静的春天》^[1]一书。在这本书中，卡逊阐述了DDT等农药对环境的污染，用生态学的原理分析了这些化学杀虫剂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带来的危害，指出人类用自己制造的毒药来提高农业产量，无异于饮鸩止渴。卡逊认为，生态系统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作为“自然界之一部分”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其他生命之间应该是一种共生关系;因此，人类的发展应当走一条“别的道路”^[2]。《寂静的春天》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端。

10年以后，即1972年，由世界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组成的罗马俱乐部，发布了一份令世人警醒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3]，该报告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无止境地追求增长所带来的后果。报告提出了五个基本问题：即人口爆炸、粮食生产的限制、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工业化及环境污染。报告指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等方面(按照)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100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报告提出的应对策略是：“改变这种增长趋势和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的条件，以支撑遥远未来是可能的。全球均衡状态可以这样来设计，使地球上每个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而且每个人有实现他个人潜力的平等机会。”^[4]

报告进一步指出：由于过去300多年来的一系列惊人的技术进步，人类已经把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极限拖后了。人口和资本不仅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而且已经暂时超过了它的极限。今天，有许多问题并没有技术上的解决办法，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比较慢。因此，应对增长规定限制。报告认为全球保持现在的均衡状态是最可取的，即人口的出生率等于死亡率;资本的投资率等于折旧率;资本与人口的比例安排，必须与社会价值一致。也就是说，实现“零的增长”，以保持一种不断调整、具有社会自由的动力学的平衡，使人口、经济、社会维持20世纪70年代初的发展水平而均衡运动，以保证人类的生存环境——地球生态不再恶化。《增长的极限》直指人类社会面临的严重困境，并为传统发展战略敲响了丧钟。

1972年6月，联合国第一届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了60年代以来人类对传统发展模式危机的种种思考，并向全世界发出呼吁：“现在已经达到历史上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在决定在世界各地的行动时，必须更加审慎地考虑它们对环境产生的后果。……为了这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的一个紧迫目标。……会议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全体人民和他们的子孙后代的利益而做出共同的努力。”^[5]这次会议的召开，促进了一种为缓解人类社会困境的全新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由此而兴起。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源于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逐步认识和热切关注，其产生背景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资源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人类已不同程度地尝到了环境破坏的苦果。把经济、社会和环境割裂开来，只顾谋求自身的、局部的、暂时的经济性，带来的只能是他人的、全局的、后代的不经济性甚至灾难。伴随着人们把公平作为社会发展目标的认识的加深以及范围更广的、影响更深的、解决难度更大的一些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形成。^[6]

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表了《世界自然保护战略》，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人类要利用对生物圈的管理，使生物圈既能满足当代人的最大持续利益，又能保持其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7]可持续发展思想随后被联合国所接受，当年的联合国大会向全世界呼吁说“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的持续发展”^[8]。《联合国环境方案》还用这样一句寓意深刻的话来警告世人：“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而且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1981年，当代科学家、思想家莱斯特·布朗(Leister　Brown)在其代表作《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中，大力呼吁人类猛醒，呼吁人类社会采取有效措施，努力稳定全球人口规模，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资源，自觉地改变价值观念，努力探索一条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路，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布伦特兰(Brundtland)夫人向联合国提出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该报告系统研究了人类面临的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纲领，从保护和发展环境资源、满足当代和后代的需要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政策目标和行动建议。这份报告的出台，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正式形成。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这次会议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文件，充分体现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思想。^[9]尤其是《21世纪议程》强调，“人类正处于历史的抉择关头”，人类必须现在“就得改变政策。改善所有人的生活水平，更好地保护和管理生态系统，争取一个更为安全、更加繁荣的未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光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而联合在一起，……就可以成功。全球携手，求得持续发展”^[10]。《21世纪议程》，已成为指导世界各国制定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纲领性文件，为人口、资源、环境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什么是可持续发展?20多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不下十多种，但最为权威并且得到联合国正式认可的，还是布伦特兰夫人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所给予的界定。“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11]从其概念而言，可持续发展至少包含这样几个原则^[12]：第一，公平性原则。即社会全体成员在利用有限资源方面和享受物质消费品方面应当享有公平性，其实质是分配资源和占有财富的时空公平，具体包含代际公平、代内公平两个层次。第二，协调性原则。即人类社会的发展要与自然环境的发展相协调一致，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谋求人类的发展，因此，这就要求人们根据生态系统持续性的条件和限制因子，来调整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对资源的要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第三，质量原则。可持续发展更强调经济发展的质，要以尽可能低的资源代价去达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目的，还要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第四，整体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是关于全球整体发展的理论，它要求世界上任何地区、任何国家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别的地区、别的国家的发展能力为代价。因为地球上的各个区域是密切联系的整体，某一国家或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会影响这一国家或地区的环境质量，而且会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不良的影响。联合国提出的“一个地球，一个家园”的口号，充分说明国际合作对于可持续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认为，世界必须尽快拟订战略，使各国从目前的经常是破坏性的增长和发展过程，转而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而制定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其主要目标应该包括：恢复增长;改变增长的质量;满足就业、粮食、能源、水和卫生的基本需要;保证人口的持续水平;保护和加强资源基础;重新调整技术和控制危险;把环境和经济融合在决策中。也只有这样做，才能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可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模式可以概括为有机联系的三个方面：(1) 经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并不要求停止经济发展，因为只有快速的经济增长，并逐步改善发展质量，才能满足全体人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才有可能不断消除贫困，人民生活水平才会逐步提高。(2) 社会可持续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它要求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发展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教育，加强文化建设;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保障公民有效参与等。(3)生态可持续发展。即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要保护整个生命与支撑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解决水土流失、荒漠化等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能力;预防和控制环境破坏和污染，积极治理和修复已遭破坏和污染的环境等。^[13]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目标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经济发展支持生态发展，生态发展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引导经济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兴起，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观的深刻变革。近几十年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观经历了由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到可持续发展的转变。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所倡导的发展观，在当今世界已经被普遍接受。当代人类最终理智地选择了可持续发展观，是人类发展观由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向现代生态文明发展观的一次历史性飞跃。作为一种划时代的发展观，它已经得到联合国的确认。因此，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全人类共同的发展战略，它不仅指引着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而且正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战略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

[1] 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 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183页。
[3] 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 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英文版序,第17—18页。
[5] 万以诚等选编:《新文明的路标——人类绿色运动史上的经典文献》,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6] 钟茂初:《可持续发展的理论阐释》,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7] 李来胜:《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探析》,《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8] 刘思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9] 胡皓:《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10] 万以诚等选编:《新文明的路标——人类绿色运动史上的经典文献》,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4页。
[11]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12] 罗慧等:《可持续发展理论综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3] 刘思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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