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领域来看，涉足现代化研究的主要有阿瑟·刘易斯、罗斯托、库兹涅茨等人，其中尤以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最负盛名，该理论是在《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所提出的。罗斯托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分为依次更替的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走向成熟、大众高消费以及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这几个经济增长阶段依次更替的过程。

罗斯托认为，传统社会“是指这样一种社会：它的结构是在有限的生产函数内发展起来的”^[1]。传统社会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无论在很久以前还是在最近时期，传统社会的历史都是一部不断发生变化的历史。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尽管农业和制造业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生产力水平由于缺乏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而受到限制。农业生产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决定了一种分层式的社会结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很狭小，家庭和宗族关系在社会组织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从权力的分布看，虽然中央政治统治经常以各种形式在传统社会中存在，但政治权力的重心一般在地方，操控在那些拥有或控制土地的人手中。

第二个增长阶段包括处于转变过程中的所有社会，即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的阶段，这是传统社会和起飞之间的过渡阶段。起飞的前提条件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17、18世纪之交的西欧为代表的内生型，此间，世界市场的侧面扩张和为之而进行的国际竞争产生了一个动态的环境，致使在这些地区，现代科学知识开始在农业和工业中转化为新的生产力。在西欧国家中，英国由于地理、自然资源、贸易机会、社会和政治结构的优势，而成为第一个充分发展起飞条件的国家。不过，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前提条件不是从内部产生的，而是由较先进社会的外部入侵产生的，这些入侵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动摇和瓦解了传统社会的根基，促使传统社会必须发生根本性变革，这种变革触及而且大大改变了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生产技术，从而有利于现代社会的生成。虽然强调起飞的经济条件，但罗斯托并没有忽视政治上的因素，在他看来，“在政治方面，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是前提条件阶段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且差不多是起飞的一个必要条件”^[2]。

第三个增长阶段是作为现代社会生活中巨大分水岭的起飞阶段，即稳定增长的障碍和阻力得以最终克服的时期。此间，促进经济进步的力量(在过去只是产生有限的突破和现代活动的飞地)扩大并开始支配整个社会，增长成为正常状态，复利似乎变成习惯和制度结构。起飞是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过渡阶段，罗斯托认为，起飞需要具备这样三个条件：(1) 生产性投资率提高，例如从占国民收入5%或不到5%增加到10%以上;(2) 有一个或多个重要制造业部门以很高的增长速度发展;(3) 有一种政治、社会和制度结构的存在，或迅速出现，这种结构利用了推动现代部门扩张冲力和起飞的潜在的外部经济效应，并且使增长具有不断前进的性质。^[3]起飞的开始通常可以溯源于一种特别剧烈的刺激力量，但重要的不是刺激力量的形式，而是这个事实，即社会和它的经济的先前发展引起了一种积极的、持久的和不断自行加强的反应，其结果是更高的潜在创新比例被人们经常性地接受和更高的投资率。在世界各国中，英国最早完成了经济起飞，大致时间为1783年后的20年，此后，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先后以不同方式完成了各自的起飞。

起飞开始以后，经济经历一段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大约60年后达到所谓的成熟阶段。成熟阶段是一个社会已经把(当时的)现代技术有效地应用于它的大部分资源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中，经济展现出超越曾推动它起飞的初始工业的能力，以及在非常广泛的资源范围上吸收和有效地采用现代技术的最先进成果的能力;一个经济显示出其拥有技术能力和企业家才能来生产自己想要生产的任何东西，而不是生产一切东西;一国经济可能缺乏原材料或生产一种特定类型产品所需要的其他供应条件，但它依赖的是一个经济选择或者政治优先考虑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技术或者制度的必然结果。不过，在罗斯托看来，“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隐藏着使它自己改变的种子”。在成熟阶段临近结束时，往往会出现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劳动力的构成、实际工资、眼界和劳动技能都起了变化;第二，领导性质的改变，由具有“海盗作风”的企业主转变为高度官僚化和高度精细机构的有效率的专业化经理;第三，整个社会对工业化的奇迹开始感到有些厌烦。这样一来，成熟阶段既是“一个提供新的富有希望的选择的时期，也是一个带有危险性的时期”^[4]。

第五个阶段是大众高消费时代，美国在20世纪初率先进入这一阶段。此时会出现两种现象：一是人均实际收入达到较高水平，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消费成为可能;二是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城市人口比例及技术岗位人口比例上升。与此相应，在经济方面，主导部门转向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社会不再接受把现代技术的进一步扩展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进入这一阶段的西方社会把更多的资源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换言之，到了这一阶段后，社会的主要注意力就从供给转到需求，从生产问题转到消费问题和最广义的福利问题。在大众高消费阶段，社会发展可能的三个方向是：一、 国家追求在国外的势力和影响，即把增加的资源用于军事和外交政策;二、 动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实现个人的和社会的目标，即建立福利国家;三、 提高消费水平，衣食住行之外的耐用消费品和服务成为主流。^[5]

大众高消费阶段是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呢?这是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所要回答的问题。到20世纪70年代后，罗斯托又修正了其原来的理论，增加了一个新的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罗斯托认为，这一阶段，除了可能观察美国之外，就无法预测了。那么，这一阶段的社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呢?罗斯托以美国社会为例进行了说明。在耐用消费品达到一定消费水平后，其相对边际效用递减开始;由于人们出生在经济有保障和大众高消费的制度中，所以对常规的方式获得实际收入的额外增加看得不很重要。至于该阶段的经济发展走向以及社会特征，罗斯托并未做过多预测。不过，罗斯托一再强调说，大众高消费阶段是个漫长的阶段，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个遥远的目标，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则是正在经历的阶段;尽管美国社会已经显露出高消费阶段之后的若干特征，但即便在美国，大众高消费时代也还没有到达终点。

从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来看，传统社会阶段就是前工业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则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兼具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特征，“传统的结构逐步破坏，而旧体系的重要方面依然保存”;起飞阶段则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最重要阶段，此间，“新的现代因素、价值观念和目标获得了确凿的进展;这些因素逐渐控制了社会制度;在站稳了脚跟而它们的对手处于退却或混乱之中以后，它们又努力使现代化的过程达到合理的结局”^[6]。至于起飞之后的几个阶段，则是西方国家在完成现代化之后所经历的发展过程。在罗斯托看来，任何社会都会经历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像西方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国家那样，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最重要的阶段莫过于起飞阶段，只有完成了经济起飞，才能实现工业化，从而进入发达的现代社会。

然而，尽管罗斯托是从经济角度着手来考察现代化问题的，但显然他不同意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虽然增长阶段论是从经济方面观察整个社会的方法，但是它绝不意味着政治、社会组织和文化等方面只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且唯一的是从经济中派生出来的上层建筑。相反，我们从一开始就接受了马克思在最后承认的而恩格斯只是在晚年才完全承认的看法，即社会是互为作用的有机体。虽然经济变化的确具有政治和社会后果，但……经济变化本身被看作是政治和社会以及狭义的经济力量的结果。”^[7]

[1]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2] 同上书,第7页。
[3]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40页。
[4]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5] 同上书,第76—77页。
[6]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7] 同上书,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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