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学与社会学领域的话，那么，到了60年代，其他学术领域也纷纷涉足现代化研究，现代化研究由此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经济学方面，库兹涅茨在1965年出版的《经济增长与结构》一书特别值得一提。在书中，他从六个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资源限制上的差别：(1) 目前发展中国家人均产品低于发达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候;(2) 目前发展中国家人均占有的土地低于目前发达国家开始工业化时的水平;(3) 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率要低于发达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候;(4) 在今天，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要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要严重，而且这种不平等并不有利于资本积累;(5) 今天低收入国家的社会结构与政治阻碍发展的程度要比发达国家现代化时的情况更为严重;(6) 目前的大部分不发达国家在开始发展以前，都经历相当长时间的殖民地时期，相反，欧洲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候，早就是政治上独立自主的国家了。^[1]

在社会学领域，列维完成了《现代化与社会结构》(1966)等著作。列维非常关注现代化社会和相对非现代化社会之间的差异，并通过三个主体章节来分析这种差异，即：(1) 社会系统的各层面;(2) 社会的组织关系;(3) 共同要素、各种变项、问题焦点。列维在此将各社会的普遍要素和特殊要素作了区分，并讨论了现代化对稳定性的影响问题。在《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这本小册子中，列维认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唯一普遍的出路，任何民族都没有理由怀疑它应不应该走这条路;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只有“先行者”与“后来者”之分，尽管走先行者的现代化道路是必然选择，但后来者所面临的特殊问题不可忽视。

艾森斯塔德在60年代也有一系列的著作出版，如《现代化：抗拒与变迁》(1965)、《帝国的政治体系》(1963)、《比较制度论集》(1965)、《政治经济发展的社会学层面论集》(1961)。其中，《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一书曾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作者指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急剧的社会变迁，因此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中都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形成一种能够“容纳”这种变迁的制度结构。艾森斯塔德指出，就个人活动和制度结构而言，现代社会是高度分化和高度专门化的;在所有的主要制度领域，这种角色分化和专门化的最重要方面可能就是个人所扮演的各种角色的分析，尤其是职业角色与政治角色，以及这些角色与家庭和血缘关系角色的分离。就身份系统与组织系统而言，社会结构的分化造就了一种模糊的身份系统的形成;在组织系统方面，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特征是：第一，具有明确功能的组织众多;第二，此种组织与团结性强或具有文化取向的社团之间分工明确;第三，在专业组织内血缘关系和狭隘的地缘基础的重要性在减少，各类“特殊化”的组织和宽泛的先赋-团结性的群体的重要性也在降低。^[2]

在60年代的政治学领域，学者们也开始关注起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有着比较政治学之父之称的阿尔蒙德在研究政治现代化方面做出了开拓性贡献。阿尔蒙德等出版的著作包括：《发展中区域的政治》(1960)、《比较政治：一项发展研究》(1966)、《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1966)等。在借鉴了帕森斯的系统-功能理论以及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后，阿尔蒙德尝试着用行为主义理论来解释政治发展。阿尔蒙德提出用政治系统、功能、角色等新的概念术语代替国家、权力、职位等传统的政治学术语，他认为政治系统由相互作用的政治结构组成，如选民、利益集团、立法机关、官僚机构等，它依靠合法的强制力量支持，并与国内和国际环境持续发生相互作用;各政治结构又由各种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角色组成，结构和角色这些术语是为了强调参与者的实际作为。通过比较不同政治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阿尔蒙德提出，政治发展就是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较为广泛的环境中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系统、过程和政策的变化。具体来说，政治体系的专门的、正规的结构创出了现代民主国家，其重要特点就是它具备高度的结构的分疏化，每一个政治结构都有其主要功能;而传统的政治体系则不具有这种高度的结构分化，它是混沌一片的。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结构依据政治功能的需要从传统的政治结构种分疏出来的过程就是政治发展。^[3]

继阿尔蒙德之后，在政治学方面，还涌现了一批相当重要的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其中颇负盛名的有阿普特(Apter)，其代表作为《现代化的政治学》(1965)一书，这本书所关注的并不是“相对现代化社会”与“相对不现代化社会”二者的区别，他更加关心的是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那些促进变革的因素，作者分析的主要范畴包括完美价值与工具价值;等级式、金字塔式和部门式政权类型;传统派、协调派和改革派角色类型;世俗自由主义和宗教集体主义政策模式等。^[4]值得关注的还有西尔斯(Shills)发表在《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第二期的《新国家的政治发展》一文。作者认为，现代化过程首先要由传统体制来推动，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中，传统体制是各不相同的，因而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变革就会采取不同的政治形式。这些政治形式包括：民主政治、监护民主、现代化的寡头政治、极权式的寡头政治以及传统的寡头政治。^[5]他认为，虽然这些政治形式是各不相同的，但都有由此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

先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的巴林顿·摩尔于1966年出版《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该书以世界现代化的政治演进道路为主线，梳理出世界各国三条主要的政治发展脉络，这就是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以德、日、意为代表的法西斯道路，以及以俄国与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摩尔认为，这三条历史轨道不仅在发展序列上相互接续，而且在因果链条上辗转递进。摩尔的理论创见体现在这些方面：第一，在不同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阶级关系的组合模式的变异与转换决定了前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推进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历史路线;第二，民主的观念不能泛化，西方民主只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相适应的政体形态是形形色色的;第三，暴力是一把双刃剑，在不同民主进程的历史中，它发挥的作用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6]摩尔对西方传统的政治发展理论提出的质疑和挑战，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哈佛大学教授、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塞缪尔·亨廷顿在1968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针对二战后实际发生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舞台上的现状，提出了强大政府论，或曰政治秩序论。在这部书中，亨廷顿首先列出几个事实：第一，从政治学角度看，各国的重大差别不在于政府形式，而在于各自政府实行有效统治的程度;第二，新兴国家经济上取得长足进步，但政治上却出现“衰朽”;第三，新兴国家经济增长较快，但政治上更加动荡不安。针对这些事实，亨廷顿提出了强大政府论，即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时期，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的历史阶段，为此，这些新兴国家必须树立强大的政府，即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强大政府的构建和维持依赖于强大政党的缔造与巩固，而政党的强大不在于互谅，而在于力量。在此基础上，亨廷顿将发展中国家的政体分为这样几种类型：传统的君主制政体、军人左右局势的普力夺政体、革命政体，并对这几种政体在进行现代化的改革过程中如何克服不同的困难并利用独具的有利条件，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分析。^[7]亨廷顿的强大政府理论的提出，与早期的各种政治现代化理论相比，是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正因为如此，这本书至今仍然是美国乃至西方政治学领域的必读之作。

在大多数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领域探究现代化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从心理学角度来研究现代化，这方面的扛鼎之作是斯坦福大学的英克尔斯教授出版的《人的现代化》一书。1962—1964年，以斯坦福大学的英克尔斯教授为首的一批社会学家，受哈佛大学资助，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6个国家，走访了6000人，进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关于人的现代化的调查，并最终完成了《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一书。英克尔斯认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为此，他领导的研究小组通过对6个发展中国家个人现代性的考察，得出结论说：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去研究现代化固然重要，但如果忽视了现代化进程中所需的那种类型的人，不去讨论他们的心理特征是否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是否跟得上现代社会的节奏，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就是严重的错误。英克尔斯对人的现代化问题的关注，大大拓宽了现代化的研究领域，同时也为后人从文化心理角度研究现代化提供了榜样。

从这一视角来研究现代化的绝非英克尔斯一人，戴维·麦克莱兰以及丹尼尔·莱勒等都在其著作中探讨了文化、心理因素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1961年，麦克莱兰出版《业绩社会》一书，把追求业绩看成是发展的关键性和决定性因素。丹尼尔·莱勒于1964年出版《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以思想和心理因素为主线来解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莱勒确信，传统社会将通过吸收来自世界先进部分的文化而使自己向着现代社会前进。^[8]不过，麦克莱兰关于现代人成功欲望的描述特别值得关注。麦克莱兰认为，取得成功的欲望是人格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种欲望的驱动力来自于价值观、信念、意识形态，这些是一个国家对成功强烈关注的真正重要源泉。麦克莱兰认为成功的欲望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成功关注水平较高的社会将会造就精力更旺盛的企业家;反过来，又是他们推动了更迅速的经济发展。”^[9]通过对相关国家的数据分析，麦克莱兰指出：“不同国家的n值(‘成功关注’的水平)和随后的经济增长速率比较，都惊人地证实了历史研究的发现。1925年左右的儿童读本中成功关注水平越高，随后的经济发展也越快(22个国家中相关系数为0.53);而且，在1950年儿童读本中成功关注水平越高，该国在1952—1958年间经济增长也越快。”^[10]客观而言，麦克莱兰的分析虽然有利于人们重视心理因素对现代化的影响，但他对于心理动机的过分关注，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

还有一些学者从人的行为的角度来考查现代化问题。迪奇(Deutsh)在1963年出版的《政府的神经：政治交往与控制的模式》一书中，用控制论作为一种理解方式，来说明在急剧变革的时代政府如何实现对于保持一种有活力的稳定性是“必不可少”的张力控制。哈根(Hagan)在1962年出版的《评社会变革论：经济增长如何开始》中，首先集中注意心态的变革，社会心理学家发现在传统的社会中领袖把握经济机会潜能的能力是以这种心态变革为基础的。派伊(Pye)在1964年出版的《政治、人格和国家建设》一书中，则生动地描述了领袖人物在离开相对稳定的传统生活方式之后发生的认同问题，以及他们一旦与其追随者取得有机联系之后如何寻求创造新的认同方式。^[11]

在历史学领域，学者们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社会整体变迁的过程，历史学领域的学者试图对早期现代化理论进行补充、修正。在这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普林斯顿大学欧洲史讲座教授、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布莱克教授。布莱克主编或撰写了《现代化的动力》(1966)、《比较现代化》(1976)。在《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布莱克对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不同道路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不是以经济为标准，而是以社会结构和政治为标准，把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分为7类：(1) 英国、法国;(2)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3) 西欧、北欧、东欧;(4) 拉美;(5) 苏联、日本、中国;(6) 亚洲大部分地区和北非;(7) 中南非洲和亚洲少数地区。名次越前，现代化程度越高。^[12]这部书的观点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但在当时却代表了比较历史学的最高水平。

不过，历史学领域现代化研究的最大特色，莫过于发挥历史学的专长，对各国现代化的个案所进行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术界对日本、中国、土耳其等非西方国家现代化问题关注起来，而日本是学者们始终关注的研究对象。哈佛燕京学社主任、日本史专家、后来担任美国驻日大使的赖肖尔在探讨日本现代化方面贡献卓著。早在1957年，赖肖尔曾发表题为《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的亚洲政策》的文章，认为“尽管人口过剩和缺少天然的资源，但日本自19世纪以来仍然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了世界强国”。赖肖尔在将中日两国历史进行比较后认为，日本具有明显不同的社会结构，这使得其能够采取西方的模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13]

许多学者在研究日本现代化时，还把日本同中国、土耳其、俄国等进行比较。普林斯顿大学的詹森(Jasen)1965年出版《日本对现代化态度的变化》一书，1969年又出版《对现代日本早期制度史的研究》;哥伦比亚大学的鲁斯托(Rustow)在1964年与罗伯特·沃德(Robert　Ward)合作，出版《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该书对日本与土耳其两国的传统体制结构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认为传统体制对于两国今天的发展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世界政治》杂志1963年第4期发表了罗伯特·沃德的论文《日本的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文化》;密歇根大学的罗伯特·豪特与约翰·特纳在《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一书中，以日本、中国、英国、法国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这些国家从早期经济发展进入现代国家的过程;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规模宏大的《日本现代化研究》系列丛书，标志着美国学术界对日本现代化研究进入高潮。伯克利大学出版社在1960年和1970年各出版了一套专门研究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现代化》丛书。值得注意的是，哈佛的几位东亚问题专家赖肖尔、费正清以及后来的哈佛燕京学社主任阿尔伯特·克雷格(Albert　Craig)都是现代化研究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在1965年合作出版了一本当时颇有影响力的书：《东亚：伟大的转变》，力图表明中国、日本及其邻国的现代化是在传统领域里发生的，并得出结论说：我们没有理由假定，一个彻底的现代化了的东亚在其表层文化范型上或在其深层理念和价值上只是现代化的西方的反映。^[14]

作为欧洲的一个部分，俄国(苏联)的现代化却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冷战的开始，使得美国学术界也加紧了对苏联发展道路的研究。在这方面，普林斯顿大学的布莱克教授做出了重要贡献。1960年，布莱克编著的《俄国的社会转变：1861年以来社会变革的各层面》出版，该书的38个撰稿者力图弄清俄国自农奴制解体以来整个历史发展中延续的因素和变化的因素，以及实际上表现出来的特殊因素与普遍因素。值得一提的还有布热津斯基(Z.　Brzezinski)与亨廷顿于1961年合著出版的《政治权力：美国与苏联》一书，该书从比较的渠道考察了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权力和政策的主要类型，并得出结论说：两国很可能沿着与各自不同的传统遗产相和谐的道路实现现代化。^[15]

[1] 孙立平:《现代化研究:理论与批判》,http://upcpa1.blogchina.com/upcpa1/5707915.html。
[2]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社会的基本特征》,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1页。
[3] 岳世洲:《评阿尔蒙德的“政治结构分化”理论》,《理论学习月刊》1994年第3—4期。
[4] 转引自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5—266页。
[5] 同上书,第267页。
[6] 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译者前言,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7]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页。
[8] 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9] 麦克莱兰:《业绩社会》(D.　C.　McCleland,　The　Achieving　Society),纽约1961年版,第250页。
[10] 麦克莱兰:《商业动机和国家成就》,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52页。
[11] 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270页。
[12] 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175页。
[13] 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14] 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页。
[15] 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9—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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