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杜鸣心结束了舞剧《鱼美人》的音乐创作回到中央音乐学院后，担任作曲课教学的吴祖强又同时接受了为作曲、音乐学和指挥3个系开设音乐作品分析大课的任务。

这门课在早年上海国立音专和后来重庆、南京的国立音乐院称为“曲体”，但都一直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课程。20世纪50年代，苏联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音乐学院的作曲家勃·阿拉波夫教授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时，将这一课程称为“音乐作品分析”，这是当时苏联音乐院校通用的称谓。这就是说，学院要求吴祖强开设的这门音乐作品分析大课，在中央音乐学院既没有课的名称也没有教材。不仅如此，学院还要求吴祖强在开课的同时还要主持分组辅导、编写教材并随堂印发。

这样的工作量确实是超负荷了。而在当时“大跃进”时代的环境影响下，再大的工作量也是不容置疑地必须要完成的，因此，对于并不是专攻作曲技术理论出身的吴祖强来说，不得不说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了。

但是工作量再大，难题再多，任务也必须接下来，吴祖强当时要求自己“只能有极短暂的思考便须提出授课方案”。于是他首先为授课方案提出了3个要点：第一，他将这门没有名称的课定名为“曲式与作品分析”，意思是保证原作曲技术课的分工，既不改变曲式的地位，又体现吸收新因素的改革精神。其次，按照教学计划，这门课程内容基本不包括我国民族音乐(这是另一门课的任务)，但为了联系实际和反映我国近现代音乐创作的成果，吴祖强建议把可能的中国作品引入教材。第三点，考虑到曲式构成实质上乃是创作的不断总结，所以准备选择较能阐明课题并显示结构嬗变、发展进程的“典型”和“非典型”作品，在作出结论之前先行熟悉和加以初步分析，从感性导入理性，逐渐获得规律概念，最后详细讲授要点。

所幸的是，吴祖强的授课方案立即获得了学院领导的认可。而且在教课不久，他就发现这样的授课方式非常受学生的欢迎。而这也体现了他所希望表明的“曲式与作品分析”课的主题，即曲式的构成与创作密不可分及音乐创作的进展与曲式变化、更新的相互推动关系。这也正是吴祖强将这门课程命名为“曲式与作品分析”的原因。

从此，吴祖强开始了一边教主课，一边教大课，同时还要编写教材的超负荷的繁重教学工作。让他没有想到的则是开课时的盛大场面，除了作曲、音乐学和指挥3个系必修这门课的本科生外，竟还来了进修班、专修科的学员和闻讯而来的校外旁听人员，人数几乎够上一百人。如此庞大的听课队伍，一下就坐满了中央音乐学院最大的301教室。室内没有扩音设备，一次大课两个小时下来，吴祖强几乎是倾尽了全力，幸好中间有音乐穿插，可以让疲劳至极的吴祖强得到短暂的喘息之刻。

比起上大课时的劳累辛苦，吴祖强为“曲式与作品分析”的课前准备则更为艰苦不易。首先因为没有教材，他必须自己动手编写，而且按当时教育部的规定，上课之前教材要发到学生手中。面对这样的情况，吴祖强只有加班加点，日夜奋战。

而此时吴祖强家里的条件也是困难多多，原来夫人郑丽琴独自一人撑起的小家已经变成了连照顾孩子的老阿姨在内的“五口之家”。他和夫人郑丽琴一边忙于工作，一边要抚养幼小的孩子，好几口人，住房却仅仅是中间用书架隔开的一间半，根本没地方写东西编教材。于是吴祖强就去好朋友沈崇刚家借房子写东西。沈崇刚也是曾经赴苏的留学生，他的夫人就是当年著名歌剧《洪湖赤卫队》的主演王玉珍。有了他们的帮忙，吴祖强可以在他们家写教材、备课，然后到学校上课。回到家中再和夫人一块儿为家里的事操劳。

这样的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工作的日子，吴祖强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了两年。两年的时间，在仍然担任8个主科学生作曲课的同时，吴祖强不仅按计划完成了中央音乐学院新设置的“曲式与作品分析”一轮课务，而且编写出了具有非凡意义的教材《曲式与作品分析》的油印本初稿。可以想见，吴祖强付出了何等的艰难辛苦，才完成了如此之大工作量和如此之多困难的艰巨任务。就如他曾回忆的那样：“现在想想，那时虽然年轻，也真如‘神灵附体’……”

1961年暑假前，《曲式与作品分析》初稿完成，1962年11月，《曲式与作品分析》以“中央音乐学院试用教材”的名义正式出版。关于这本书，吴祖强曾有如下回忆：

“……令我欣慰的是这么多年来，除去‘文革’期间，这本书一直在许多院校教学中被使用或作为相应课程参考用书，屡次重印，销售未停。这也表明了广大读者，也许更多是在校或业余音乐学子们对于这本书的兴趣和需要。当这本书在书店脱销时，还会有直接或辗转到我这里的询问，打听何处或何时尚可购得。还有些‘自学者’来信或口头向我表示谢意，这都使我感动，我想这乃是书的作者所得到的最珍贵的回报……”

《曲式与作品分析》也在我国音乐界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俞玉滋教授在1991年曾在《作曲家兼教育家吴祖强传略》中写道：

“吴祖强的作曲技术理论专著《曲式与作品分析》于1962年出版后，一再重版，是一部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教科书。作者从音乐作品的思想内容、时代背景、风格、技法和结构等方面作详尽的整体性的分析，论述缜密，条理清晰，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可贵的是，书中还选用了一些典范的中国作品为实例……”^①

音乐理论家王安国教授在2007年祝贺吴祖强80岁生日时，撰文《晚霞映朝晖——吴祖强80岁音乐人生》，更是在文中对吴祖强完成《曲式与作品分析》作了高度评价：

“……那时正值‘大跃进’年代，人们意气风发，努力工作。吴祖强在完成舞剧《鱼美人》的音乐创作后，承担了更繁重的教学任务：在指导8名作曲学生的同时，为作曲、音乐学、指挥三个专业的学生开设由他定名为“曲式与作品分析”的大班课。这门课当时没有合适的教材，他只能一边讲课，一边编写供上课用的教材，工作量之大，困难之多，可想而知。他凭借自己深厚的专业积累，在结束两年一轮大班课教学任务的同时，奇迹般地完成了这部约25万字，包括321个中外作品谱例的《曲式与作品分析》书稿……在此后的40多年间，这本书作为国内音乐艺术院校及师范院校音乐专业的主选教材多次再版，累计出书册数已逾十万之多，成为音乐专业出版物中少有的‘畅销书’……”

1987年，《曲式与作品分析》荣获“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育奖”，成为国家教委首次评选并奖励的全国高校编著教材之一。1994年，征得吴祖强同意，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与《曲式与作品分析》原出版机构人民音乐出版社签约，于当年在台湾地区出版并发行了该书的中文繁体字版。

谈及这些，吴祖强则十分谦虚并充满了感谢：“我不能不提到我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修习本课时，任课教师维·巴勃洛夫斯基教授，以及这门课的教研室主任、苏联音乐界公认的‘音乐作品分析权威’列·玛捷尔教授精彩的讲课及辅导为我打下的本课基础，这必然仍是我所开设的课程的重要依据。我应该强调的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授们对于这门课程建设的长期辛勤耕耘和所显示的音乐家、学者的智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当然，这些也并非绝对只是来源于作者的个人劳动，这本书除了以本学科学术遗产和新旧研究成果作为基础，完稿后又得到诸多专家、学者的讨论、指教，也包括十分坦诚的批评，这些都使随后的成书获益匪浅，我对此至今仍怀有深切的感激之情。”

2000年，人民音乐出版社正式通知吴祖强：自《曲式与作品分析》出版已近40年，鉴于市场继续有需求，但原版本铅排纸型已不宜再使用，他们决定将此书重新排印再版，建议吴祖强借此机会对原书重新校订或修改和补充。

2003年，经过吴祖强认真的订正，包括个别概念用词及文句调整，《曲式与作品分析》第二版开始发行，8年后的2011年，《曲式与作品分析》仍然以“挡不住”的势头开始了第12次印刷。

从1961年到2011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吴祖强边教学边撰写的中国第一部作曲技术理论专著一直长久不衰，成为我国音乐专业出版物中名符其实的畅销书，如此看来，《曲式与作品分析》真的是无可替代、无可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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