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8月8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第15层的会议厅，由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主持、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20位作曲家出席的“中国音乐的传统和未来”座谈会正式开幕。这样，在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和克服了不少可以想见的困难后，隔绝了40年之久，分处在海峡两岸的作曲家终于在遥远的异国相聚了。
1988年，作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组织并参加了海峡两岸作曲家在纽约的历史性聚会
这 一 聚会，不仅是40年来海峡两岸音乐家的第一次会晤，也是40年来两岸文化界的首次正式接触。因而这个被称为“历史性的聚会”也无疑为中国现代音乐史增添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笔。
吴祖强被这次活动的主办者美中艺术交流中心聘请为此次活动的计划顾问，对于这个“历史性的聚会”，他更是无限感慨地写出了心声：
“40年，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可能只是短短的一瞬，但是就一个人的有限生命而言，却真的是过于长久了……现在的年轻人从历史书或从文艺作品中对这些事还略有知晓，大多则已逐渐表现为完全默然的态度。他们并不太关心过去造成分离的历史原因，却只是不能理解：同胞仅仅一水之隔，何以竟会长达40年之久无法交往? 40年过去了，在此期间降临祖国大地的新生命已不止一代，而故去的老人们则无不带着终于未能见到海峡两岸重新统一的深深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炎黄子孙真的有谁认为这样的局面还应该继续下去吗?
其实，大家都觉得的确已经到了该打碎坚冰、突破僵局的时刻了。令人欣喜的是，两岸的政治形势近些时在这个问题上终于都出现了积极的变化，而20位作曲家，就像报春的燕子，有幸首先展开了双翅，飞向待发新绿的枝头树梢……”
当地时间8月6日夜晚，担任此次活动中国台湾方面3位顾问之一的许常惠教授任领队，率领马水龙、许博允、卢炎、沈锦堂、李泰祥、温隆信、潘皇龙、曾兴魁、钱南章等作曲家，此次活动顾问吴祖强率领大陆的作曲家丁善德、罗忠镕、汪立三、田丰、赵晓生、何训田、瞿小松及已在纽约的陈怡、谭盾等20位作曲家先后到达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楼宾馆。
由于大陆航班到达时间较迟，又赶上在纽约极为罕见的哥伦比亚地区断电，电梯也停了，当吴祖强一行人提着行李准备步行上6层楼时，已是午夜12点了。这时迎面走来两位中国人，不用问，一定是中国台湾同行了，果然互通姓名后知道是中国台湾作曲家卢炎和温隆信。紧接着，中国台湾作曲家许博允穿着睡衣就跑出来了，随后李泰祥也出来了。他们两位来纽约之前已到过北京，所以就更是不陌生的“老朋友”了。
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深夜，相隔40年之久的海峡两岸音乐同行在大洋彼岸哥伦比亚大学东楼宾馆的楼道邂逅了。这样的见面，既没有什么礼仪，也非常随便，让吴祖强觉得颇像是家人相聚，因此也和这次活动的整个计划一样，带有点戏剧色彩。
大概是比较兴奋，几位作曲家都没有睡意，于是大家一同走上街头来到一家还在营业的餐馆。这家餐馆供应中式食品，全都说中国话，几个音乐同行边吃边聊，一直到凌晨3点，感觉就像在中国一样。而这个时候在台北和北京，也差不多正好都是中午刚过，也许这才使得作曲家们的精神都那么好。
按照中国香港、广东一带的说法，4个“8”字就是“发、发、发、发”，谐音寓意发财发家，诸事发达，大吉大利。可能是座谈会开幕式日子的4个“8”字太吉利了，整个活动不但开幕式隆重，而且会议气氛活泼热烈。
最有意思的是，会议开始时安排的座次是除主持者和顾问们居中外，两地作曲家们分坐两侧，很像一般的双边会议模式，当然这也是为了“方便介绍”。可是休息之后当会议再开始时，作曲家们就开始自动混坐起来。很显然，这是大家都不愿意再见到两岸“对峙”，盼望尽早恢复一家人亲密无间心情的自然流露。
按照事先商定的座谈会日程，每位作曲家可以有45分钟时间介绍自己的作品，每个单元时间有约1小时就所听的作品自由问答，除此之外另有3次主题讨论。可是由于时间太紧，结果每个单元的问答和关于主题的讨论也就自然合并进行了。
作曲家们着重在“音乐创作上的东西方关系，传统与创新，技法与内容，民族性与时代性，风格与表现”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大家全都怀着巨大的兴趣聆听彼此的作品，然后各抒己见并进行询问。在热烈的讨论中，大家发现，海峡两岸虽然40年未曾接触，不少看法却令人惊异地相似，提问题的角度和所追求的目标也并无大的差异。这也让相隔40年之久、乍然坐到一起热烈畅谈的作曲家们毫无“话不投机”之感。
对于此次座谈会的热烈气氛，中国台湾领队许常惠说是“兄弟相逢，有说不完的话”，新闻界的评述为“十分融洽，热烈”，而当时纽约剧坛红人、著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在一次群众性的晚宴上，竟将他对这一两岸作曲家聚会的兴奋心情，幽默地形容为是“儿子参加父母婚礼”般的“奇异感受”，当时语惊四座，博得雷鸣般掌声。
座谈会热烈活泼又融洽亲密的研讨并不意味着没有争论。例如在对数十年来西方音乐对我国音乐创作的影响(包括座谈会上展示的作品)进行了真切的检讨后，虽然大家一致认为西方的影响对现代中国音乐创作起了积极和推动作用，但涉及到风格，与民族传统的结合，时代特征的显示，对民族及西方乐器的选用，新创作和大众音乐生活及演出、推广的关系等，各种不同的看法就多起来了，意见的分歧更多的似乎是反映在讨论者年龄的差异上，但整个座谈会可以说是一次充分平等、无拘无束的民主讨论会。
融洽、热烈的气氛让吴祖强颇有感触，虽然说如果艺术上没有争论的时候，艺术的进展也就停滞并完结了，但两岸作曲家在座谈会上的“争鸣”竟如此诚挚、坦率，如此谦虚和充满积极促进的气氛，不得不说，只有真正是自己人之间才会出现。
座谈会中，听各位音乐家的作品占用时间最多，这让吴祖强在欣赏到中国台湾10位作曲家部分作品的同时，首先感觉到的就是两岸作曲家的作品有不少共同之处，这自然是由于共同文化传统的强大作用。对这一点，吴祖强深感欣慰，因为他看到，40年的时间里，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中国台湾的音乐创作，都从来没有脱离伟大祖国悠久历史的文化基础。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份，和大陆相比，自然地区的局限性很大。但是许多台湾的作曲家却在掌握和追求方面远远超出地区的局限性，为了使他们的作品具有更广阔的中华民族精神和包容多种风格特色，他们更是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在中国台湾作曲家的作品中，吴祖强甚至还听到有些作品中对大陆地方戏曲音乐的浓厚兴趣。尤其令人感动的是，许常惠先生在介绍新作歌剧《白蛇传》之前，先宣读了一篇表达他对中国新歌剧发展见解的文章，其中也概述了大陆近数十年歌剧创作的成就和问题，虽然情况和分析有不准确处，但他的新作奠基于全民族的传统之上，因此，许常惠先生的这种创作态度仍然十分令人钦佩。
这样的交流，还让吴祖强看到，中国台湾的音乐创作实力在作品艺术质量、理论、技巧方面，都反映出了优良水平。当然与台湾这一两代的重要作曲家大多留学欧美，特别是以德、奥、法为多不无关系。这些作曲家借鉴欧洲音乐创作经验，学习西方，功力较深，所受影响也大。在写作上，不管是现代风格还是古典风格，都保持了严谨朴实的特点，也都没有忽视中国特色的探索。
吴祖强由此不禁想到，如果中国台湾的作曲家们能够前来大陆亲身受到祖国广阔天地中无比丰富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音乐的感染、熏陶和启发，必能获得更加出色的成果。大陆的作曲家们在某些方面所占的优势恰恰来源于此，因而有些作品的内涵和特色显得更加宽深，选材和表现也更广而多样。此外，吴祖强还了解到，中国台湾同行中有几位在当前的现代音乐方面有相当优异的表现，其中曾兴魁、温隆信及潘皇龙几位作曲家的作品都曾在国际现代音乐比赛中获奖。
总之，20位作曲家的作品交流让吴祖强对未来两岸音乐、文化的发展充满信心，他相信，海峡两岸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文化发展前景一定会更加繁荣。
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海峡两岸作曲家的聚会，也得到了美国一些机构的支持，对此，吴祖强在《历史性的聚会——记海峡两岸作曲家座谈会》一文中是这样写的：
“还要真挚地谢谢纽约市为我们这些长期分离的同胞兄弟提供了难得的重逢机会，纽约市长戈德华亲切接见了全体作曲家。美国两个最大的音乐版权协会BMI和ASCAP先后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晚宴和招待会，并使我们得以会晤许多美国著名作曲家。纽约海港总署在已代替著名的‘摩天楼’成为全市最高建筑物的‘世界贸易中心大楼’为我们举行热情的午宴，以表示与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中国加强文化和商务交流的愿望。哥伦比亚大学为会议提供了各种方便。”
8月13日中午，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汤兴伯总领事接待并宴请了全体大陆作曲家和东道主周文中教授;同一时间，中国台湾驻纽约的“民间机构”“北美协调处”招待了全体来自台湾的作曲家们。因此，吴祖强说：“在这次‘纯属’民间活动已经基本结束之后，我的某种一直潜在的感觉却反而逐渐更为清晰：这次活动实际上得到了海峡两岸双方的官方支持，这是特别叫人兴奋的重要消息。”
此外，纽约的报刊、尤其是华文报刊，以及大陆、台湾、香港的报刊都对这一次活动作了报道和评论。其中《新闻公报》的几段文字似乎更为具体和生动：
“隔绝了40年之后的首次聚会，使来自海峡两岸的作曲家们激动不已。大家热切期望已经建立起来的这种交流关系一定要继续下去，两岸作曲家们一定要协力同心，贡献于中国音乐的发展与繁荣。
……
与会者一致盼望尽快实现两岸音乐家和文化界人士的互相访问、交换讲学、演出和在学术研究、出版等方面的合作。
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次历史性的聚会反映了海峡两岸艺术家的共同心愿。它对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一次两岸音乐家历史性的聚会，是在隔绝了40年后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与交流，作为本次活动的计划顾问与大陆10位作曲家的领队，吴祖强以自己的身份和影响，不仅积极促成了这次打破坚冰的“历史性聚会”，而且自始至终参与了活动的策划和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