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回到中国，见到家人，孩子已经3岁了。

在熟悉的家园，妻抱着3岁的可雨被弟妹们围着，都站在门前打谷场上冒着微雨等待远行人的归来。首先他们让可雨给吴冠中抱。没有见过面的孩子，他不怕生，高高兴兴投入父亲怀中。因平时他们经常训练他：爸爸呢?法不(法国)。吴冠中的归来，对老父、老母、妻及全家都是极大的喜事，但他感觉到父母心底有黑洞。

那时是夏天，妻穿着薄薄的衣裤，同一般农村少妇仿佛，但她朴实中不失自己的品位。吴冠中想：委屈了妻子3年，她还是她，她不怨这3年有多苦，似乎站在流水中并未被打湿衣衫。纸包不住火，家里虽不对吴冠中说，但他也能感觉到。原来土改降临，吴家被划为地主。“十亩之家算地主?有说是因为我父亲当过吴氏宗祠的会计，吴氏宗祠田多，但又不是我家的。我完全不了解地主、富农、贫农等等的界别及后果，只知家里粮食已不够吃。”吴冠中想将带回的不多美元先买粮食，父亲连连摇手：“千万买不得!”夜晚，吴冠中和妻相叙，她平静地谈解放前后的情况，她因难产而到常州医院全身麻醉用产钳的惊险，家里经济的艰难，父母的可怜，土改的严峻……两人相抱而哭，吴冠中暂未谈塞纳河之溺及返国与否的矛盾。她倒说父亲主张他暂不回来，吴冠中不禁问：“那你呢?”“一切随你。”多么善良的妻子呀。吴冠中日后在中国将度过狂风暴雨般的岁月，幸好老天给了他如此好的妻子，呵护起如此温暖的家，使得他能从最艰难的境遇中顽强地度过。

吴冠中只在老家住了几天，便匆匆赴京，想象到了北京将可感受到在巴黎时听到进步人士宣扬的新中国新貌。于是他就这样进入了中央美术学院，开始了北京生活。

吴冠中一经决定留京不返杭州，立即动身回故乡接妻子碧琴和儿子可雨。三人带了简陋的行李坐小船到楝树港赶汽轮去无锡。小船从老家前的埠头起行，父母弟妹们送到船边，是远行，是久别，除了儿子小可雨兴奋，人人感到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在无锡搭上火车，是夜晚，可雨问，车上有床睡觉吗?买的是硬座，幸有一节母子车厢，照顾了妻子和儿子。碧琴自三年前到吴家后，这是第一回坐火车，也是生平第一回过长江北上，过长江要轮渡，极费时费事。吴冠中想到自己在国外多年，辛苦了妻子，没想到回国后依旧让妻子如此艰辛，心里愧疚不已。

到了北京后，中央美术学院的宿舍很紧张，一时无空房，他们先租魏家胡同一家四合院的两小间南房，无阳光。购买一张够三人睡的大床、煤球炉、水缸、桌、凳……碧琴买菜做饭都带着可雨，吴冠中觉得她比鲁迅写的《伤逝》里的子君还辛苦。

土改形势愈来愈烈，父亲来信诉苦，他最担心的是几个妹妹渐成大姑娘了，困在村里怎么办，要吴冠中设法。吴冠中和碧琴商量，先将大妹妹蕖芳接来北京，再慢慢寻找出路。蕖芳同住在他们的小屋里，借房东家的旧木板架成床，用布帘遮掩，便是她的卧室了。吴冠中打听任何工厂有否招考练习生之类的广告，此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开始征兵了。参军是美好而光荣的出路，在农村，地主家庭出身的子女对此无缘。吴冠中与美院人事处商量，他们很照顾，用学院推荐的名义蕖芳居然参上了军，而且后来被分配学习军医，苦难中等待的妹妹终于遇到了生机，她于是走上以从医为人民服务的人生。吴冠中回到祖国，家族的责任自然也落在了他身上。

当时，中央美术学院校长徐悲鸿虽不掌握独聘教师的特权，但他对人处事仍不失解放前的规格，新教师来，他出面请客。董希文陪着吴冠中到东授禄街徐家赴宴。除必不可少的礼貌话外，徐先生和吴冠中没有共同语言，虽然是宜兴同乡，彼此乡音均较重。幸而徐先生请了另一位客人赵望云，他们像是有事商讨，这就缓解了董希文的尴尬。席间，菜肴很新鲜，女主人廖静文指着清蒸鱼介绍：这是松花江的白鱼，刚送来的。此后，他很少见到徐院长，吴冠中到学院只在自己的课室里与同学交流，教的是一年级某班的素描，一年级100多名学生，是全院实力最强的重点班，学生中今日知名者如靳尚谊、詹建俊、朱乃正、闻立鹏、蔡亮、刘勃舒、邵晶坤、权正环、赵友萍、张德蒂、张守义等等，这100多学生分成7个班，教师分别是董希文、艾中信、蒋兆和、李宗津、李斛、韦启美和吴冠中。吴冠中觉得同学们作画小处着眼，画得碎，只描物之形，不识造型之体面与结构，尤其面对石膏像，无情无意，一味理性地“写实”。他竭力赋予大刀阔斧，引发各人的敏感，鼓励差异，甚至错觉，这其实是将苏弗尔皮的观点咀嚼后再喂给孩子们。同学们觉得他讲得新颖，可能还不甚理解，但也试着转换观察角度和表现方式。但其中有的同学并不接受，明显的如蔡亮。当吴冠中要去参观土改，派董希文来代课时，蔡亮特别高兴。同学们认为蔡亮是这班最出色的尖子，但吴冠中觉得他的作业缺乏灵气，倒表扬汪志杰感觉好，后来吴冠中被戴上“天才教育”的帽子。一位刘姓同学画得好，他却要参军，吴冠中很惋惜，劝他不去。荒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样的教师自然要被赶出课堂的。

当时吴家搬进美院宿舍，住处略微宽了些，又送走了妹妹，他们预备接父母来京住一段时期。但父亲被划为地主，根本不许他离开家门。好不容易母亲被批准到了北京，他们陪她各处参观，母亲对皇帝家(故宫)最感兴趣。但她住不惯北京，用水不便，远不如在家到小河洗刷自由。50年代北京的风沙令南方人难以忍受，她勉强住了一时期，坚决要求回去了，明知回去面对的是灾难。吴冠中的月薪是700斤小米，维持三口之家已不易，还必须支援饥饿线上的父母妹妹们，吴冠中寄的钱真是杯水车薪，救不了望子成龙的老俩口，而他们最发愁的还是妹妹们。妻设法找工作。她找到大佛寺小学重操旧业，买了一辆旧自行车，每天往返于家和学校间，家里找保姆，做饭带可雨。晚上碧琴带回一大堆作业批改，而吴冠中正迷失于艺术的苦海中，心情郁闷，显然这不属于幸福的家庭。第二个孩子有宏出生后，他们真是手足无措了，请母亲再来北京将幼儿带回老家托给一位乡间奶妈抚养。

就在吴冠中教了两年学之后，开始文艺界开始整风，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落实到美术学院，便是整形式主义。有一位学员在图书馆看到了印象派的作品，大为惊喜，说“这才是彻彻底底的艺术”。当然地遭到了批判。但印象派像瘟疫一样传染开来。印象派绘画是西方绘画史上划时代的艺术流派，19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其影响遍及欧洲，并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但它在法国取得了最为辉煌的艺术成就。作为一种美术思潮，印象主义绘画在世界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推动了以后美术技法的革新与观念的转变，对欧美、日本乃至中国的画家产生过或大或小的影响。但当印象派来到中国时，艺术整风也正在到来。

因为吴冠中曾经给同学们看过远比印象派“毒素”更烈的现代作品，在整风中自然成了“放毒者”，整风小组会中不断有人递给吴冠中条子，都是学生们状告吴冠中“放毒”的言行，大都批吴冠中是“资产阶级文艺观”，是形式主义。更直截了当的，要吴冠中学了无产阶级的艺术再来教。当然条子都是匿名的，上课时学生对吴冠中都很热情，对吴冠中所谈很感兴趣，怎么忽然转了一百八十度。有一次全院教师大会，是集中各小组整风情况的总结，党委领导王朝闻就方针政策讲了话，徐悲鸿也讲了话。整风后不久，人事科长丁井文一个电话打到大雅宝胡同宿舍，通知吴冠中清华大学建筑系聘他去教课，让他办理调职手续。而手续简便之极，原来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吴良镛知吴冠中在重庆大学建筑系任过四年助教，建筑设计要讲形式，不怕“形式主义”，而美院正愿“送瘟神”，吴冠中便离开美院这个擂台，这个“左”的比武场，出了文艺圈子。此时妻已生了第三个孩子，取名乙丁。

在清华，吴冠中顿觉心情舒畅。他觉得建筑系的学生审美水平较高，一是文化水平较高，能看外文杂志，再是设计中离不开形式的推敲，同他们谈点、线、面构成，谈节奏呼应，实际已跨入抽象美领域，也正是他们专业的课题。故吴冠中有些建筑师朋友往往比一般画家同事更相知，向他们学了不少东西。学习绘画，必然涉及造型，涉及雕塑与建筑，巴黎的建筑系就设在美术学院中，他当时天天看到建筑系学生们扛着裱着设计图的大板在院内出出进进。清华大学建筑系有一次讨论绘画，教师们都展出作品，梁思成和林徽因也展出作品参加讨论，梁思成展的是水彩罗马古建筑，好像是斗兽场，林徽因的作品也是水彩，带点印象派的效果。她身体很弱，仍谈了关于色彩的问题，结合舞台设计，她说大幕要沉着，宜用暗红，内幕可用粉红，好比新娘子的内外服装配套。

种种机缘，北京师范大学成立艺术学院，邀请吴冠中执教。在艺术学院这八年，面对人体，教油画专业，吴冠中竭力捏塑心目中的艺术青年，发挥在美院遭批判的观点，更进一步谈形式美，谈油画民族化。他带油画专业的学生至故宫看国画，用西方的构成法则分析讲解虚谷、八大山人、金农、石涛、渐江……的造型特色。在教研组教师进修会上，他从荣宝斋借来高级水印《簪花仕女图》，请国画和油画教师从各自的观点来品评、分析作品的优缺点，希望引出争论，可惜争论不起来。在自己班上，吴冠中给学生看西方画册，讲艺术品位、激情、甚至错觉。同学们非常兴奋，但不让外班同学旁听，画册也只限本班看，怕扩散影响大了，会出严重后果。不讲真谛，于心有愧。但是普罗米修斯的命运，吴冠中在当时的环境下还是不得不误人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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