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家中摆着雕塑家熊秉明所作的牛，从中不难看出吴冠中对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精神的推崇。吴冠中很推崇鲁迅，讲过“一百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当然两个人不可比。吴冠中认为：虽然不可比，但是感情上我非讲这个话不可。因为鲁迅对这个社会精神世界的贡献，对人格、人品各方面的影响是了不起的。齐白石当然是一个好画家，我们也很尊重他，多一个齐白石也是很不错的，少一个齐白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少一个鲁迅，精神世界就不一样。比方说，达·芬奇的壁画《最后的晚餐》，他怎么样表达叛徒的心态呢?他到聋哑人那里去观察，看聋哑人要表达自己的思想而讲不出来是什么样的姿态。我想，如果达·芬奇用文字来写，要比他的壁画更动人。但是有些好的美术是不能比，比如梵高的作品，如果用文字来描写，很难，表达不出来。当然，文学大有好坏，绘画也大有好坏，不能拿坏的来比。文学达到高度的文学，绘画达到高度的绘画，这两种东西来比的话，文学的深度更容易动人。

吴冠中说：“后来我回国后，到乡下劳动改造，我更理解了他的思想，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热爱和感情，对丑、恶的不满，对这块土地上的阴暗面和民族传统里劣根性的愤怒。不愧是民族魂。只要是他的书我都看，只要他讲的话，我觉得每一句话都讲到我心里了，这就是他讲句句都带着现实，都是真话。所以我要做个说真话的孩子，讲真话，这是鲁迅给我影响。但是光读鲁迅还不行，我用几十年的人生实践，几十年体去做到这一点。”

吴冠中一生追求以艺术激发人性美，净化、提升人的品格、灵魂，他把天地间的幸与不幸，美与丑统统揽入胸怀，所见所思，喜也铭心，悲也铭心，画布和宣纸无法分担他的情思和激情，他便仰仗文字，于是就有了100多万字的直叩人心扉的文字。吴冠中说：“写文章要写得尖锐，就会引起争论，但是不尖锐就没有意思。”

“文学是我的私生子”，他戏言，“我本已与绘画结婚，文学是我的婚外恋，是绘画和人生的私生子。”正如票友一样，爱唱戏，哼着哼着不知不觉上了台，居然还得了不少文学奖，但他从来不去领奖，也不愿意别人拉他参加各种文学活动，说那是“白鸭子挤鹅群”。

吴冠中说自己80%的时间在画画，15%的时间写文章，5%的时间应付社交。作为专业画家，他不得不大量画，有情时奋力画，无情时努力练。正因为不是专业作家，没有写作任务，写不出时决不硬写，所以他笔下没有言之无物的文章。

吴冠中喜欢给报刊副刊写稿，他的语言功夫得益于中学时代爱好文学。鲁迅杂文的凝炼深刻，古典诗词的优美韵律，法国原文版名著的一字一句推敲地精读，使他文学功底雄厚。他认为文学之意境胜于绘画之美感。文学更有直接的社会功能。他说：“一百个齐白石抵不上一个鲁迅!”不管画与文，艺术家笔下是否真实，呈现的人生是否真实，都意味着下笔是否真诚，做人是否真诚。这也是古往今来那些不朽之作的生命力之所在。

吴冠中谈到自己的体会时说：“我也曾反对，觉得绘画不要文学，但是现在我想法不一样了，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关键。我们中学时代都喜欢丰子恺，雅俗共赏，但是后来学了艺术，就觉得丰子恺画得很简单，不是美术，现在看了这些乱七八糟、各式各样的东西，再看丰子恺，觉得很亲切。艺术和文学本身没有什么区别，比方说，我的老师吴大羽是绘画大师，但是到了晚年，基本上都在写诗，诗写得很有意思，他跟赵无极讲：我还是不想画画了，我想写诗，诗比绘画更有深度。过去有人讲：一切艺术都倾向于音乐。现在我觉得一切艺术更倾向于诗，音乐也还在诗的殿堂里面。我觉得现在绘画要思考的问题更多的是境界、思想，境界和思想是更重要的。技术只是基础，艺术要看境界的高低。所以现在艺术学院的学生文化水平偏低，这是致命的。”

吴冠中的散文《桥之美》被收入初中语文课本，作为范文让中学生们朗读背诵，体会一位睿智老艺术家那颗善于从寻常事物中发现美，认识美的敏锐眼睛。

吴冠中讨论诗画关系的文章如《贾岛诗中画》、《比翼连理》，是关于诗画问题的研究，有人称其价值可以与钱钟书的有关文章并列……粗粗统计，吴冠中一生写下了近500篇文章，这些文章有他几十年对艺术创作、艺术发展的所思所想。许多文章蕴藏有非常深刻的理论观念和艺术主张。

在他怀念师友的文章中，他怀念自己的老师林风眠，“我不算他的入室弟子，平时接触不多”，但先后撰写六篇文章予以纪念和推崇——“林风眠走的这条拓荒者之路是颇不合时宜的，因为当时唯一能通行的只是‘写实’的手法，林风眠又绝不向庸俗的观点低头，一意坚持探索自己的艺术风格，这必然是一条寂寞的路，也决定了他孤独者的命运!”

对于潘天寿这位启蒙老师，他声言“影响了我终身的艺术探索，……潘天寿的艺术并非以赏心悦目为能事，他直探博大与崇高的精神世界。说得通俗简单点：古，是追求造型的单纯洗练;浓，是缘于用墨的集中与酣畅，而运笔的直劈要害令人感到泼辣得痛快!”事隔多年，吴冠中的学生还背得出他画潘天寿作品的题款“寿师新故，作画念之，不知是哀是痛!”在所有老师中，他最崇拜的就是吴大羽，对于这位才情卓绝、造诣精湛，晚年却被人遗忘，遭遇凄凉的老师，他曾痛心疾首，大声呐喊，写出《孤独者——悼念吴大羽老师》，《吴大羽——被遗忘、被发现的星》和《吴大羽现象》等文章，抒写他最深沉的敬意。

吴冠中也经常说起自己的老师吴大羽的趣事，说他晚年喜欢写诗胜于画画，又说他能随口背出杨宪益的打油诗，品评杨宪益与聂绀弩、黄苗子、邵燕祥诸家诗的特色。“美是心灵的灵感，像诗一样。画家就像诗人，但是社会不需要诗人，因为诗人没有用的，诗人不会干活，社会不培养诗人。诗人自己有才华，努力创造了诗，震撼了社会，社会才重视诗人。绘画也是这种情况，比如郎世宁为宫廷画点东西，就要你，如果不会画，就不要你，用今天的话是‘打工’的。本来是创造很高文化的，结果是‘打工’的。”他说起这些，谈话的神情如在吟诗，“我现在更重视的不是技术，我觉得技术容易学，三年四年五年就可以学了，但是那种灵性、灵感、境界，往往是不容易达到的。技法可以一步步往上面走，每一个阶段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进入殿堂，这个殿堂是人文的殿堂，也可以说是诗的殿堂。”

另外，吴冠中对曾经给他授课的油画老师常书鸿、国画老师张择铎也写下了各自的艺术风貌以及对自己的影响。他甚至专门悼念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的系主任卫天霖，对这位为油画艺术默默奋斗一辈子的老画家充满敬意。对大他12岁的李可染，乘有一年春节拜年，吴冠中特意撰写长文《魂与胆——李可染绘画的独创性》，他将李可染的艺术独创与古代荆关董巨以及范宽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称赞他的许多作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专家评为有关李可染艺术评论中最好的文字之一。对待同学和学生，吴冠中更是不吝文字，热情推扬。

吴冠中写得更多的是他鲜明的艺术观点和强烈的艺术主张。吴冠中实际上是以画家和评论家双重身份在中国画坛活动的，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美术家中，写作数量之多和写作影响之大，当以吴冠中为最。

吴冠中的论说在美术界之广受重视，并不在于文笔的流畅和优美，而在于他总是一针见血地触及当代艺术的要害问题。这些问题有时候是人们有隐约感觉到却无从下手的;有些问题则本身就如一团乱麻，遵循习惯思路写出来的理论文章，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只能更使读者一头雾水。吴冠中以“快刀斩乱麻”(熊秉明语)的方式，剖析问题实质，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在博得赞赏的同时，也让固守传统习惯的人为之愕然。由于“食洋不化”，晦涩、繁琐而又不知所云的文字在当代中国美术理论界泛滥成灾。吴冠中以他特有的简洁、锐利和明晰，展示了另一种写作方式和另一种文风，其核心正是所谓“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美术评论家水天中曾说道：如果以教科书的标准去衡量吴冠中的文章，会找出许多论证欠充分、推理不严密的地方，许多批评吴冠中文章的人就是这样做的。但如果看文章对突破美术习规的定势，拓展美术家思路的作用，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美术理论领域中，吴冠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美术界，吴冠中的艺术作品与艺术观点仍然是频频引发争论的话题。因为他继续向秩序挑战，因而这正是一种价值，一种分量。因为它越过人们难以摆脱的二元对立定势，让我们看到中国绘画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着多样发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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