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自己儿子未来的命运，曾对许广平明确表示：“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艺术家命运多歧，纵是一代文学大师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此，更何况中国江南的乡村家庭。
如果吴冠中没遇到朱德群，是不是命运就会不一样;如果吴冠中没遇到艺术，是不是我们就少了一个大师，人生的轨迹，有时候是多么奇妙。一个乡村孩子偏偏和高不可攀的艺术联系在了一起，还纠结了一生一世。
当这个乡村孩子在豆蔻年华时被艺术吸引，偏离家庭设计的人生轨道，他选择进入到艺术创作领域;在他三十而立的时候，身处世界艺术之都巴黎，与世界众多名流和艺术名人相逢，他却毅然选择回国。
浙大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读完一年，全国大学和高中一年级生须利用暑假集中军训三个月。吴冠中和国立杭州艺专预科的朱德群被编在同一个连队同一个班，从此朝朝暮暮生活在杭州南星桥军营里，年轻人无话不谈。一个星期天，朱德群带吴冠中参观他们艺专。吴冠中看到了前所未见的绘画和雕塑，强烈遭到异样世界的冲击，也许就像婴儿睁眼初见的光景。美轻易就击中了一颗年轻的心，她捕获许多童贞的俘虏，心甘情愿为她奴役的俘虏。17岁的吴冠中拜倒在她的脚下，一头扑向这神异的美之宇宙，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农家穷孩子，为了日后谋生好不容易考进了浙大高工的电机科。
青春期的草木都开花，17岁的青年感情如野马。野马，不肯归槽，吴冠中下决心，甚至拼命，要抛弃电机科，转学入艺专从头开始。“朱德群影响了我的终生，是恩是怨，谁来评说?”竭力反对的自然是父亲，他听说画家没有出路，他梦幻中的龙消逝了。孩子最最担心的就是父母的悲伤，然而悲伤竟挽回不了被美诱惑的儿子，一向听话而功课优良的儿子突然变成了浪子。
理科生转到艺术系，这差异不亚于一场变性手术。吴冠中到艺专后的学习与以往的学习要求完全不同。因转学换专业损失一年学历，吴冠中比德群低了一个年级，他成了吴冠中的小先生，课外两人天天在一起作画。吴冠中回忆道：“如无艺术，根本就不会有我们的友情。”抗战爆发后，1937年冬杭州艺专奉命内迁，紧要时刻吴冠中的钱意外丢光，德群的钱由他们两人分用。后来大家成为沦陷区学生，每月发放五元贷金，这微薄的贷金养育了吴冠中的艺专生活，否则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他根本念不完艺专。
林风眠奉蔡元培之旨在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后改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吴冠中1936年进校时，校里学习很正规，林风眠、吴大羽、蔡威廉、潘天授(后改名为天寿)、刘开渠、李超士、雷圭元等主要教授认真教学，学生们对他们很尊敬，甚至崇拜。中西结合是该校的教学方向，素描和油画是主体课程，同学们尤其热爱印象派及其之后的现代西方艺术。喜爱中国传统绘画的学生相对少，虽然潘天寿的作品和人品深得同学们尊崇，但有些人仍不爱上国画课，课时也比油画少得多。爱国画的同学往往晚上自己换亮灯泡学习，吴冠中和朱德群总加夜班。图书馆里有很多西洋现代绘画画册，人人借阅，书无闲时，石涛和八大山人的画册也较多。
杭州艺专教学虽认真，但很少对社会展出，有点象牙之塔的境况。日军侵华摧毁了这所宁静的艺术之塔，师生们被迫投入了战乱和抗敌的大洪流。所谓抗敌，师生沿途作宣传画，也曾在昆明义卖作品捐献。更有进步的同学则悄悄去了延安，当时大多数人也不知他们的去向。吴冠中在昆明借小学暂住，发现学校图书馆藏有石涛、八大山人等人的画册，不能外借，便天天带着笔墨到里面去临摹。吴冠中回忆：“在沅陵时在校图书馆临摹《南画大成》，警报来了都要上山躲避，其实警报虽多，从未来敌机，因此我请求管理员将我反锁在内，他自己去躲空袭，他同意了，我一人在馆内临摹真自在。”昆明的生活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记得开课后，学生们依旧画裸体，只是模特儿不易找。当时常书鸿作油画示范，画到细部，他用法国带回的一根黑色的杖架在画框上部作为手的依附，这是吴冠中第一次见到这种学院派的作画方式。没想到警报频频，昆明也非是久留之地，学校迁到远郊呈贡县安江村上课。安江村很大，有好几个大庙，学生们在大庙里用布帘将菩萨一遮，便又画起裸体来。上世纪70年代吴冠中到昆明，专访了安江村，村里老人们还记得国立艺术大学的种种情况，指出滕固校长及潘天寿等教授的住址。有一位当年的女模特李嫂尚健在，吴冠中画过她。“我想找她聊聊，可惜当天她外出了。”
林风眠任校长时，还兼一点高年级的课。吴冠中当时属低年级，从未在教室里听过他的课，只是从他的作品中认真学习。没有机会直接听校长的课，就将自己作品的照片请他看，他话语不多，但在点头与摇头之间，吴冠中感觉林校长一眼便看透了作者内心与感情的真伪。林风眠任校长时，杭州艺专对西方现代艺术采取开放的态度，因此年轻的同学们很早就体会到绘画中形式美的重要性，他们在练基本功的同时就注意讲究色彩、线条、韵律……他们永远感激青年时代的教学指导，幼苗的成长靠了园丁智慧和辛勤的培养，“智慧”比“辛勤”更重要。同学们都说，林先生慈祥，林先生一颗童心，林先生是真正的艺术家!吴冠中回忆道，在抗战中，当林风眠卸去校长职务时，他在留给另外两位校务委员的信中写道：“杭校员生，随弟多年，无不念念，唯望二兄加意维护，勿使流离……”读到这封信时，流亡中的师生都哭了!
1990年12月最后一次访晤林风眠先生
潘天寿是直接教过吴冠中，并对吴冠中有毕生影响的老师。吴冠中说，“我庆幸一开始学国画便随着潘老师的眼力识别画品与人品之优劣，影响了自己终生的审美观。今日回顾老师，高山仰止!”国立艺专在杭州时，学生们大都热衷西洋画，国画课时虽少，但他们对潘老师的作品、人品十分崇敬。凡学生打架闹事起纠纷，训导处感到棘手难处理时，往往请潘老师出来说几句话，事件便很快平息。在昆明时学校闹风潮，学生们追打图书馆馆长顾良先生，顾先生到处躲避，学生穷追不舍，最后他冲进潘老师的住处，躲到潘老师的背后才求得了安全。抗战时期学校迁到云南和四川的农村上课时，潘老师未带家属，所以吴冠中等几个接近他的学生往往不分朝暮经常出入他租住的农民之家，不仅跟他学画，还跟潘老师学习书法、美术史、诗词，吴冠中说自己对平仄的辨认也还是潘老师逐字逐句亲授的。后来潘老师回浙江探亲，这些穿着草鞋的穷学生依依不舍步行送他到青木关，都抢着替他挑行李。潘天寿离校后，吴冠中还经常与潘老师通信。
如果说林风眠、潘天寿对吴冠中更多的是整体的文化观和艺术感悟上的影响，那么吴大羽对吴冠中则更多的是个性和艺术主张上的启示。吴冠中这种强烈而特立独行的艺术个性深受吴大羽影响。在吴冠中的眼里，吴大羽是当年西画教授中威望最高的，是杭州艺专的旗帜，杭州艺专则是专门介绍西方现代艺术的旗帜。吴冠中认为，吴大羽威望的建立基于两方面，一是他作品中强烈的个性及色彩之绚丽，二是他讲课的魅力。同学们崇敬他在教学中循循善诱，总以源源不绝的生动比喻阐明艺术真谛、画道航向，他永远着眼于启发。吴大羽被解聘离校后，吴冠中、朱德群、闵希文等同学又积极向校方提议返聘。吴冠中与吴大羽老师还保持了相当一段时间的通信。吴大羽每封信都像写教案似的，对吴冠中谆谆教导，诲人不倦。
在流亡中，吕凤子任校长。在开学典礼上，他着一大袍，自称凤先生，讲演时总是凤先生说……他谈书法，举起一枝大笔，说我这笔吸了墨有二斤重……当时学生听了心里有些反感，感到林风眠的时代远去了。但吕先生却对吴冠中很好，他支持创新，赞扬个性，并同意学生请求，聘请远在上海的吴大羽，路费都汇去了，但吴老师因故未能成行，退回了路费。吴冠中即将毕业时，吕先生欲留他任助教，但暑期时吕校长就卸任了，由陈之佛接任校长，吕先生写信将吴冠中推荐给陈校长，陈之佛像慈母般亲切，当即同意聘吴冠中为助教，此时吴冠中决定去重庆大学任助教，衷心感谢了吕、陈两位校长的美意。
吴冠中决定去重庆，结果在这个人生之驿中，他的命运又发生了关键性的改变。
回忆到重庆的时候，吴冠中说：“我早该毕业了，因中间进了一年国画系，再回西画系便须多补一年，其实没有什么可补的，我便到北碚附近的独石桥小学代几个月课，挣点钱。”
1943年吴冠中在青木关毕业了，毕业之后由于同学王挺琦的介绍，到沙坪坝重庆大学建筑系任助教，教素描和水彩。“这是我莫大的幸运。因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相邻，我教课之暇便到中央大学旁听文史课程，主要是法文。我将工作之余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学习法文，听大学里高、低各班法文、找个别老师补习、找天主教堂里的法国神父辅导，从旧书摊上买来破旧的法文小说，与各种译本对照着读。每读一页，不断查字典，生字之多，一如当时吃饭时捡不尽的沙子稗子。读法文，目的只一个，战后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没有钱，过浪子生活，最穷苦的生活，那么首先须通语言。”
在乡村里的父亲一定没想到，这个浪子居然在读法文，要去法国读书。他没想到这个一直读书很棒的儿子真的在1946年考取了教育部公费留学。
1946年的法国举行首届戛纳电影节，1946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了长春。而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上海、广州、昆明、武汉、西安、重庆、北平和沈阳等九大城市组织公费留学考试，计划选送100多名胜出者赴法国、英国、瑞士和美国等国留学，其中绘画专业只有两个名额，吴冠中以美术类各科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录取。
当时的考题只有两道，一是：“试言中国山水画兴于何时盛于何时并说明其原因”;一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于后世西洋美术有何影响试略论之”。值得铭记的是，工笔花鸟大师陈之佛先生当时是南京教育部的阅卷教师，他惊喜地发现了后来被证实为属于吴冠中的答卷。
陈之佛给了这份卷子90多分的高分，囿于当时纪律，老先生只好用毛笔在四张毛边纸上抄录了这份“共答1715字”的试卷。2006年，陈之佛先生的后人从老人遗物中发现了这份试卷，并寄给了吴冠中。
于是，时隔40年，人们还能看到27岁的吴冠中当年是怎样让他的过人才华流淌在那些毛边纸上：
……其实艺术品之高下全不以形式手法为绳墨，“骏马秋风冀北”之美，与“杏花春雨江南”之美，均各有其特质，如吴李同作大同殿之山水，李思训累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迹，均同臻妙境。要之吾国山水画在唐时已立定基石，后之流派莫不由此脱胎转变而来……
……文艺复兴则为此中世文明之否定，以人为世界之主人，一切均力求现世之享受，故为现实的，以此精神创造种种文化艺术，自皆以“人”为本位。其后此风披靡全欧，乃奠定西洋美术现实的、人本的之立足点……
在20世纪初，法国成了世界先锋派的首都。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们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巴黎。因为巴黎是一座慷慨大度，随时都以兄弟般的热忱欢迎来自四面八方客人的城市，它永远向远涉重洋而来的宾客们奉送上一片自由的天地。当今著名的艺术家毕加索、阿波利奈尔、莫迪利阿尼、桑德拉斯和苏丁们，当时都在巴黎的塞纳河边。
1947年国民政府发给吴冠中的留学证书
1947年夏，他们几十名留学生搭乘美国邮轮“海眼”号漂洋过海。经意大利拿波里，留欧同学登陆换火车。离船时，头等舱、二等舱的外国乘客纷纷给美国服务员小费，几十、上百美元不等，中国留学生急忙开了个会，每人凑几元，集中起来由一个代表交给美国人。美国人却说不收你们四等舱里中国人的小费。这是吴冠中第一次亲身感受华人在国际上的低贱身份。
在拿波里的四五天里，学生们参观了庞贝遗址及博物馆。火车过米兰，停的时间较久。吴冠中迫不及待偕王熙民叫出租车往返去圣·马利教堂看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教堂不开放，他们的法语又讲得很勉强，好不容易说明来意请求允许进去看一眼。教士开恩了，让这些中国留学生见到了那举世闻名的模糊的壁画，教士解释那是被拿破仑的士兵用马粪打犹大打成这样子的。他们匆匆返回车厢，出租车费甚贵。这是吴冠中生平第一次乘坐出租车。
学生的公费属中法文化交流项目，在法费用由法国外交部按月支付，不富裕。第一天到巴黎，他们被安排在一家旅店里，那房间里卧床之侧及天花板上都镶着大镜子，看着别扭。原来这是以前的妓院改造的旅店，少见多怪。搬过几次旅店，最后吴冠中定居于大学城，寄寓比利时馆中。大学城是各国留学生的宿舍，法国提供地面，由各国自己出资建馆。当时的瑞士馆是勒·柯彪西(Le corbusier)设计的新型建筑，是悬空的，像树上的鸟巢。日本馆则保持他们的民族风格，中国呢?没有馆，据说当年建馆经费被贪污了，因此中国留学生分散着寄人篱下。
来到艺术之都巴黎，大家都如饥如渴，头几天便跑遍巴黎的博物馆。这些美术学院的学生可以凭学生证免票，随时过一座桥，便能走进卢浮宫。那时代参观博物馆的人不多，在卢浮宫有一次只吴冠中一人在看断臂(米洛)的维纳斯，一位管理员高傲地挖苦他：在你们国家没有这些珍宝吧!吴冠中立即反击道，这是希腊的，是被强盗抢走的，你没有到过中国，你去吉美博物馆看看被强盗抢来的中国珍宝吧。这次，吴冠中的法语讲得意外的流利。在国内时学了法语很想找机会应用，但在巴黎经常遭到歧视，吴冠中用法语与人吵，可恨不及人家讲得流畅。他感到不得不用对方的语言与对方争吵的羞耻。吴冠中曾千方百计为学法语而怀抱喜悦，而今付出的却是羞耻的实践。但他咬紧牙关，课余每晚仍去夜校补习口语。
西方美术，尤其是印象派及其之后的作品令吴冠中陶醉，陶醉中夹杂着一些盲目崇拜。1946年之后当时艺术界的主要绘画作品为抽象画。法国画家皮埃尔·苏朗热(Pierre Soulages)说：“艺术家从事的是研究与探索。在前进中他们没有现成道路，为了达到目标，他们必须探索。”
因为是公费生，吴冠中必须进正规学校，即国立巴黎高级美术学校入读。学校油画系共四位教授，其中三位都属现代派，只有一位最老的杜拜(J.Dupas)属学院派。在国内人们只信写实技巧，对现代艺术所表达的情和美极少有人体会。作为职业画家，必须掌握写实能力。因为赶末班车，吴冠中就选杜拜的教室，摸传统学院派的家底。白发老师严于形与体，他用白纸片贴近模特儿的后面，上下左右移动着白纸，证明浑圆的人体在空间里不存在线。然而有一次他请几位学生到他家看他的作品，吴冠中也去了。播放的都是老师大壁画的幻灯片，装饰风格的，都离不开线的表现，是体的线化或线化了的体。吴冠中不喜欢他的作品，因缺乏激情。杜拜上课从不摆弄模特儿，让大家画呆呆站立着的男、女人体，自然空间，不用任何背景。从锻炼功力看，这确是高难度，吴冠中对非艺术的功力无兴趣。老师对吴冠中的评价，说色的才华胜于形的把握，他总和蔼地称吴冠中：“我的小东西，我的小东西。”但“小东西”决定离开他，投入苏弗尔皮教授(J.M.Souverbie)的怀抱。这些老师与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老师迥然不同。苏弗尔皮老师观察对象强调感受，像饿虎扑食，咬透捕获物的灵与肉。他将艺术分为两路，说小路艺术娱人，而大路艺术撼人。他看对象或作品亦分两类：美(Besu)与漂亮(Joli)。如果他说学生的作品“漂亮呵!”便是贬辞，需要警惕。有一回，课室里的模特儿是身材硕大上身偏高而头偏小的坐着的中年妇女，他先问全班同学：你们面对的对象是什么?大家睁着眼无言以对。吴冠中说：“我看是巴黎圣母院!”教授赞许吴冠中对色的探索，但认为对局部体面的琐细塑造是无用的，是一种无谓的渲染，他让吴冠中去卢浮宫研究波底浅利。
苏弗尔皮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前后威震巴黎的重要画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的作风磅礴而沉重，主题大都是对人性的颂扬，如《母性》——庞大的母亲如泰山，怀抱着厚重的金矿似的孩子;《土地》——镇坐中央的是女娲似的人类之母，耕畜、劳动者们的形象既具古典之端庄，又属永恒的世态;他的作品还是《昼与夜》等。吴冠中便到现代艺术馆、夏伊宫等处找他的展品及壁画，吴冠中确实崇拜他，也是他启发了吴冠中对西方艺术品位、造型结构、色彩的力度等等方面的最基本的认识。巴黎的博物馆和画廊比比皆是，古今中外的作品铺天盖地，即便不懂法文，看图不识字，凭审美眼力也能各取所需，但若无苏弗尔皮教授的关键性启蒙，吴冠中常恐自己深入宝山会空手而回。
世事沧桑，吴冠中20世纪80年代重返巴黎。博物馆里已不见了苏弗尔皮的作品，他的同代人勃拉克依然光照观众，吴冠中不禁怅然。最后要感谢一位法国友人送了一期沙龙展目，封面是苏弗尔皮的作品《母性》，那一期是专门纪念他的，内有苏费尔皮的照片及简短介绍。历史的淘汰无情，而淘汰中又有遗忘后被重新发现的人和事。
在巴黎的生活，吴冠中遗憾自己没有记日记，让这段生命岁月白白流去未留踪影。现在追忆某一天的巴黎学生生活，当然并非天天如此，但基本上是如此。
吴冠中在巴黎就读时的证件
大学城的宿舍一人一间，约三十来平米，包括小小卫生间、一床、一桌一椅一书架。每层楼设公共淋浴室及煤气灶，可煮咖啡烤牛排。每晨有老年妇女服务员来打扫，她跪着抹地板，一直抹到床底下，抹得非常干净。干完活她换上整洁的时髦服饰，走在街上谁也辨不出谁是干什么工作的。大食堂容量大，学生们端着铝合金的食盘排队取菜，菜量限在饭票价格60法郎(旧法郎)之内，如超限或加红酒则另外补钱。食堂的饭是最便宜的，质量也可以，学生们总尽量赶回来吃。如赶不及，便买条面包、一瓶奶、水果及生牛排，煎牛排五分钟，一顿饭就齐备了。蔬菜少而贵，水果代之，尤其葡萄多，法国人吃葡萄是连皮带籽一起吃，只见葡萄入口，没有东西吐出来，吴冠中也学着吃，可以。早点咖啡加新月形面包，吃完便匆匆赶地铁去美术学院上课，走在街上或钻进地铁，所有的人都一样匆匆。油画课教室旧而乱，墙上地上画架上到处是颜料。学校已经是300周年，课室虽古老，显然不到300年。每天上午画裸女，男模特极少，因人工贵，男劳力缺，而女的求职难。有一次来了个青年女模特，大家赞美她体形美，但三天后她没有再来，后来听说她投塞纳河自杀了。同学中不少外国留学生，美国学生显得很阔气，带着照相机，日本人是没有的，吴冠中在街上往往被误认为是越南人或日本人。12点下课，背着画箱就近在美术学院的学生食堂用餐，价格和质量与大学城差不多。学校下午没有课，除了到卢浮宫美术史学校听课，整个下午基本是参观博物馆、大型展览及大大小小的画廊，那么多画廊，每家不断在轮换展品，虽然吴冠中天天转，所见仍然日日新。再就是书店及塞纳河岸的旧书摊，也吸引他翻个没完没了。晚上到法语学校补习，或到大茅屋画室画人体速写，时间排得紧，看看来不及回大学城晚餐时，便买面包夹巧克力，边跑边吃。大学城晚上常有舞会，吴冠中从未参与，没有时间，也因自己根本不会跳舞。晚上回到宿舍约10点多了，再看一小时法文书，多半是美术史之类，那时不失眠，多晚睡也不在乎。
没想到在法国留学的日子里，吴冠中还有个经历，让他差点葬身鱼腹。在复活节假期里，一位法国同学约他驾小舟，备个帐篷，顺塞纳河一路写生去。多美的安排!翌日法国同学扛个木条帆布构成的小舟，类似海水浴场玩儿用的，到了河岸，将帐篷、毛毯、画箱、罐头、面包塞进小舟，已满满的，他的弟妹和女佣都说危险。舟至江中，千里江陵一日还，飘流迅速，但这位年轻法国同学感到尚不过瘾，又张起小布帆，舟行不到一小时，便覆于江中，随波沉浮。俩人抓住覆舟，犹豫着是否泅水登岸，法国同学先冒险游到了岸，吴冠中不能游泳，且西装皮鞋行动十分困难，江面浩浩百来米，便只能嗷嗷待救。他呼救，四野无人，吴冠中不意竟要淹死于印象派笔底美丽的塞纳河中，并立即想到口袋中尚有妻和新生儿可雨的照片。正当他力尽将沉没之际，终于有一艘大货船经过，货船尾部携带的小艇将他救上沙岸。同学和吴冠中找到最近的村子，撞入遇到的第一户人家，法国同学电话让他父亲立即开车来接回，期间主人给他们烤火，那里的村民真善良。吴冠中在同学家乡间别墅住了好几天，有几幅水彩速写就是在那里画的，在画集里尚可找见。
每遇暑假，吴冠中和所有的留学生一样，总要到国外参观，首选是意大利。战后欧洲供应困难，在巴黎，凡糖、肉、黄油替代品等等均定量分配，凭票按月购买，仿佛我们“文革”时期的票证时代。吴冠中从来不进饭店吃饭，嫌贵。去外国旅行，失去了大学城的学生大食堂，又进不起饭店，于是面包夹肠之类的三明治成了每天的主食，只是总须找个偏僻处吃，躲避人们的眼光。罗马、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拿波里等名城的博物馆及教堂都跑遍了，像乌菲栖博物馆更去过多次。文艺复兴早期壁画分散在一些小城市的教堂中，为看乔托、息马彪等人的壁画，吴冠中到过一些偏僻的小城，印象最深的是西乙那。走在西乙那的街巷中，遇一妇女，她一见吴冠中便大惊失色，呼叫起来。那大概是个节日，乡下人进城的不少，原来这是个偏远乡村妇女，很少进城，更从未见过黄种人。
吴冠中在伦敦住了一个月，除看博物馆外，还补习英文，因为在中学时学的英文全忘。但在伦敦遇到一件小事却像一把尖刀刺入心脏，永远拔不出来。一次，吴冠中坐在伦敦红色的双层公共汽车，那时售票员胸前挂个皮袋，内装车票和钱币，依次给乘客售票。到了他跟前，吴冠中用硬币买了票。售票员顺手将捏在手中的吴冠中付的那个硬币找给一名“绅士”，“绅士”大为生气，不接受，因他看到这是中国人给的硬币。售票员于是在皮袋中换另一枚硬币找他，“绅士”才接了过去。这样的耻辱让吴冠中终身难忘。
当时这些留学生大都不问政治。国内内战日趋激烈，改朝换代的大事岂能不波及每个中国人，他们持的是国民党中华民国的护照，而国民党将被赶出大陆，宋美龄频频飞美国求救，秦庭之哭已徒然无用。吴冠中对国民党的腐败早已痛恨，对共产党则无接触，不了解，但共产党在长江中炮打英国军舰的消息真令这些留学生兴奋，受尽歧视的中国留学生渴望祖国的富强。中共派陆璀和区堂亮二位女同志到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大会是露天的，吴冠中也去旁听了，在那里见到与会的毕加索。陆、区二位在一家咖啡店里邀请部分留学生叙谈，介绍解放战争的形势和解放区对留学生的政策，希望大家学成归国建设新中国。每个人面临着去、留的选择，其间关键是各人的专业与回国后如何发展的问题，对生活待遇等等很少有人考虑。
到巴黎前，吴冠中原是打算不回国了，因国内搞美术没有出路，美术界的当权人物观点又极保守，视西方现代艺术如毒蛇猛兽。因此，他想在巴黎扬名，飞黄腾达。当时有人劝吴冠中不要进学校，不要学生身份，要以画家姿态出现。他想来日方长，先学透，一面也参展春季、秋季等沙龙，慢慢创造自己独特的风格。看了那么多当代画，未被征服，感到自己的绘画风格如同孕妇怀着胎，可能是异样的中、西结合之胎，但这胎10个月是远远不能成熟的，不渴求早产。吴冠中陶醉在五光十色的现代作品中，但父老乡亲同胞们都不了解这些艺术，他担心自己日后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将与祖国人民绝缘吗?他回忆起在独石桥小学给女生画的那幅麻子像。原来他曾在独石桥小学代课挣钱。小学共六七个教师，女教师都希望他给自己画像，吴冠中却选了一个有特色的女生给她画像，用点彩派手法，画得像而美，但那个女生一看，“哇”的叫了起来，说画了个大麻子!于是谁也不要他画了。他感到落寞，茫然。可能是怀乡情结，故而特别重视梵高的书信中语：“你是麦子，你的位置在麦田里，种到故乡的土里去，将于此生根发芽，别在巴黎人行道上枯萎掉。”吴冠中似乎感到自己将在故土长成大树，在巴黎亦可能开花，但绝非松柏，松柏只卫护故国。当苏弗尔皮教授预备为他签署延长公费时，吴冠中吐露了自己的想法，他完全同意这观点，并主张上溯到17世纪以前的中国传统。离开巴黎，吴冠中仍舍不得，但梁园虽好毕竟不是久留之地。矛盾不易解决，或去或留的决定经过多次反复。
熊秉明清晰地记得：1950年2月25日，他和吴冠中、王熙民在巴黎大学城就“艺术创作和回国的问题”彻夜激辩，大家一直争论到次日早晨7点，熊秉明能够肯定的是：“未来是没有把握的，没有任何既定的可靠的道路可循，只能凭每个人的直觉和预感、勇气和信心去做决定”，“各有不同的命运，说离开故土便缺少营养，是不一定的，正像回到故土也不一定就结得出果实。”
但是，吴冠中最后于1950年暑假离开了巴黎，选择投向吸引海外游子的新中国，他自己心目中的新中国。
当时回国的留学生甚多，这些先行者们当时似乎是探险者。在这之前一年，吴冠中曾给吴大羽老师写过一封信，倾诉心情。
羽师：
我试验着更深度的沉默。但是国内紊乱接着紊乱，使我日益关怀着你们的行止和安危。
在欧洲留学一年多以来，我考验了自己，照见了自己。往日的想法完全是糊涂的，在绘艺的学习上，因为自己的寡陋，总有意无意崇拜着西洋。今天，我对西洋现代美术的爱好与崇拜之心念全动摇了。我不愿以我的生命来选一朵花的职业。诚如我师所说：茶酒咖啡尝腻了，便继之以臭水毒药。何况茶酒咖啡尚非祖国人民当前之渴求。如果绘画再只是仅求一点视觉的清快，装点了一角室壁的空虚，它应该更千倍地被人轻视!因为园里的一株绿树，盆里的一朵鲜花，也能给以同样的效果，它有什么伟大崇高的地方?何必糟蹋如许人力物力?我绝不是说要用绘画来作文学的注脚、一个事件的图解。但它应该能够真真切切，一针一滴血，一鞭一道痕地深印当时当地人们的心底，令本来想掉眼泪而掉不下的人们掉下了眼泪。我总觉得只有鲁迅先生一人是在文字里做到了这功能。颜色和声音的传递感情，是否不及文字的简快易喻?
吴冠中与同学在巴黎时留影
十年，盲目地，我一步步追，一步步爬，在寻找一个连自己也不太清楚的目标，付出了多少艰苦!一个穷僻农村里的孩子，爬到了这个西洋寻求欢乐的社会的中心地巴黎，到处看、听。一年半来，我知道这个社会，这个人群与我不相干，这些快活发亮的人面于我很隔膜。灯红酒绿的狂舞对我太生疏。我的心，生活在真空里。阴雨于我无妨，因即使美丽的阳光照到我身上，我也感觉不到丝毫温暖。这里的所谓画人制造欢乐，花添到锦上。我一天比一天不愿学这种快乐的伪造术了。为共同生活的人们不懂的语言，不是外国语便是死的语言。我不愿自己的工作与共同生活的人们漠不相关。祖国的苦难憔悴的人面都伸到我的桌前!我的父母、师友、邻居、成千上万的同胞都在睁着眼睛看我!我一想起自己在学习这类近乎变态性欲发泄的西洋现代艺术，今天这样的一个我，应该更懂得补鞋匠工作的意义，因他的工作尚且与周围的人们发生关联。踏破铁鞋无觅处，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赶快回去，从头做起。先时，犹如别人的想法，我要在这里学上好几年，三年之内决不回国。觉迷途其未远，今年暑假二年期满我是决定回国了。原已向法政府进行延长第三年的公费手续也中止了。(编者注：后来还是延长至第三年。)因为再留下去只是生命的浪费。我的心非常波动，似乎有什么东西将生下来。苦日子已过了半世，再苦的生活也不会在乎了。总得要以我们的生命来铸造出一些什么!无论被驱在祖国的哪一角落，我将爱惜那卑微的一份，步步真诚地做，不会再憧憬于巴黎的画坛了。暑假后即使国内情况更糟，我仍愿回来。火坑大家一齐跳。我似乎尝到了当年鲁迅先生抛弃医学的学习，决心回国从事文艺工作的勇气。……
生冠中谨上 2月15日
吴冠中决定回国，没想到在这个时候，留学生们还闹出一场回国风波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巴黎学生会立刻挂出了五星红旗，民国驻法使馆来干涉，扬言要押送这些学生去台湾，威胁扣发旅费。40名公费生索性全部住进使馆大厅，请愿红旗要挂，路费要发，使馆里乱成一团，请正在出访的陈源教授来劝说，而学生们根本瞧不起这位被鲁迅讽为“写闲话的西滢”的陈西滢。留学生们胜利了，有些人拿到路费便提前回国了。巴黎的华侨开庆祝大会，使馆的官员们识大局，也起义与会，驻法使馆的钱泰成了光杆的国民党末代大使。
1950年暑假，吴冠中买了从马赛到香港的法国马赛曲号船票，自己提前从巴黎出发，到阿尔(Arle)访梵高的黄房子及其附近写生过的风物，并在小旅店的小房间住了几宿，那房间的简陋，颇似梵高作品的原型。接着又到埃克斯访塞尚故居。维多利亚山是塞尚永远的模特儿，吴冠中绕山而行，移步换景探索老画家的视野与构想。在此遇到同学左景权，便同宿相叙，惜别依依。左景权是历史学家，左宗堂的后代，当时不曾回国，至今仍在巴黎，久无联系，垂垂老矣，据说孤寂晚景，令人感伤。
中国学生出国往返买的都是四等舱。四等舱，肮脏，塞在船头尖顶，风浪来时这里颠得最疯狂，那些吊住上、下床的铁链条摇晃得哐当哐当响。白天，学生都爬上甲板，在甲板上租一把躺椅，舒舒服服躺着看海洋，江山卧游，每经各国码头港口时，泊二、三日，均可登岸观光，这样神往的行程，现在当属于豪华旅游了，一般人恐已不易享受到。舟行一月，闲着，吴冠中当时还作了一些速写和诗。
马赛曲号去东京，抵香港，学生们登陆，住九龙。应邀访问了青年画家李流丹家，李流丹出示他的木刻作品，给吴冠中印象不错，它表现了人民的苦难。在香港的饭店吃到了吴冠中炒菠菜，味美，在巴黎无炒蔬菜，只有生菜或菜泥。然后北上，先到广州，无亲切感，因听不懂广东话，如初到外国，反不如在巴黎自由。吴冠中乘火车去北京报到，路经无锡，下车，宿店。翌晨搭去宜兴的轮船，船经家乡码头楝树港，下船，走回家只一华里，这是吴冠中少年时代频频往返的老路，路边的树、草和稻，若是有情当相抱。父亲和妻子竟没有来接，别人似乎也不相识。吴冠中默默回家。途中见小田埂上远远走来一矮小老人，夹两把雨伞前来，那的确是他的老父亲。
吴冠中在三十而立之年，又回到了祖国。这位浪迹天涯的游子终于回来了，回到了他的亲人身边。但是这些归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也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经历痛苦和磨难。那是十年的浩劫，许多人就此命殇黄泉。但是，当时的吴冠中怎么会想到呢?这次选择离开艺术之都巴黎，回到自己的祖国，这样的选择是否正确，若干年后依旧有记者提出来问吴冠中。
吴冠中的同学朱德群，1950年任教于台湾的美术学院。1955年朱德群拿着办画展卖画的钱和全部积蓄，终于登上了远洋海轮。他内心焦虑地来到法国，想投靠留学的吴冠中，重新回到艺术的怀抱中。没想到吴冠中已经离开巴黎回国了。于是朱德群在法国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他在1957年参加巴黎春季沙龙以夫人为模特的作品“景昭画像”获得银牌奖。第二年他在巴黎首次举办个人画展;法国艺评家乔治·布大宜(George Boudaille)专门发表“朱德群的绘画专题研究”主题评论;1997年法国外交部艺术活动司AFAA举办朱德群近作展(自1985年——1996年的作品)，并在北京、香港、台湾巡回展出;朱德群在1997年12月当选法兰西学院艺术院终身院士。1980年入籍法国。
即使在他国获得如此荣誉，朱德群也万般感慨表示，是中国文化的背景在滋润着他。如他所言：“尽管旅居他乡，可是无论在为人处事还是治学上，深深引导我的，还是我从少时的教育中领会的中华文化精神。”无论是朱德群的具象画还是抽象画，东西方评论家都众口一词：朱德群是用油画画出了中国水墨画精神的大师，他用浓郁泼辣的色块轰入画的深层，追求深远的宇宙空间感和无限激情的笔墨之韵，超以象外得圜中。
在吴冠中离开法国的前两年，他的杭州艺专的同学赵无极和谢景兰从上海搭乘客轮来到了法国。这位银行家的儿子离开上海那天，全家人与亲朋好友到码头送行，5岁的儿子在母亲怀里调皮地扭动着。赵无极的父母答应照顾孙子，并资助了儿子3万美元，好让他们年轻夫妇能专心深造。民国初期鲁迅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做教授时月薪是300大洋。而这3万美元的巨款，足够让赵无极在法国的未来10年生活都高枕无忧。
在吴冠中思考离开巴黎的时候，1949年，赵无极进入巴黎著名的大茅屋工作室，他的画室紧邻毕加索的画室。赵无极在战后欧洲最伟大的超现实主义雕塑家、画家、诗人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Giacometti)的指导下练习人体素描。在差不多这段时间里，他们还认识了死后被推为大师的中国画家常玉。这段时间最重要的事件是，赵无极他结识了许多画家，如拉吉、哈同、布兰姆等人，与当时的巴黎塞尔努奇美术馆长艾利塞夫熟悉，与著名诗人亨利·米修(Henri Michaux)成为莫逆之交。他在米修的介绍下，与巴黎顶尖的勒伯画廊正式建立了合作关系。1949年5月赵无极就在克滋画廊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第三年，一个画廊的主人皮埃尔·洛布参观了赵无极的画室，一次就买了他11幅作品，并与他签署了7年的购画合同。第一次卖画的兴奋使赵无极继续留在法国，开始了新的艺术征程。
2002年12月，赵无极当选法兰西学院艺术院终身院士。赵无极曾获法国荣誉勋位团第三级勋章、国家勋位团第三级勋章、艺术文学勋位团一级勋章、巴黎市荣誉奖章、日本帝国艺术大奖等。在海外华人中，法国华人画家赵无极，与美籍华人贝聿铭先生、美籍华人作曲家周文中，一起被誉为“艺术三宝”。有艺术评论家称：赵无极在欧洲重新发现了中国哲学所特有的天人合一，虚静忘我的精神意境，作了一个似乎西方式的诠释。而赵无极自己说：“我是受中国的影响，对国外的东西也看得很多。因此，我对油画有一些自己的见解。中国文化很丰富，当然对我帮助很大。他们说从我的画上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韵味……我的画西方的味道也有，东方的风格也有，这是自然的融合，硬做做不出来，不能勉强……当时的法国文化部长问我为什么不加入法国籍，是不是有什么意见?我说我没意见。他们都说我是一位法国籍的中国画家。我的画还作为法国的代表作品在中法文化年活动中展出。但我是一位中国人，中法两方面对我都很好，所以我是个中法画家。”
吴冠中在巴黎的同学熊秉明，著名法籍华人艺术家、哲学家，中国数学家熊庆来之子，也是位选择留在法国的中国人。1947年熊秉明考取法国巴黎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49年，他转入法国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学习雕塑。吴冠中回国后，一直无法给秉明写信，但聪明的他是读得懂无字碑的。吴冠中有机会终于给他写了一封短简：我们此生已不可能再见，连纸上的长谈也无可能，人生短，艺术长，由我们的作品日后相互倾诉吧!
1952年，熊秉明参加法兰西艺术家沙龙，作品《少女体》获铜质奖，《王纪音像》获“艺术家之友”奖。他的另一幅作品《孕妇》参加哥东(Coton)艺术奖，获得第二名。1969年他在瑞士伯尔尼米勒画廊举办水彩画个人画展，同年出版《在阴影中》诗画小册。而这一年，他的父亲在国内的“文革”中受冲击逝世。有评论家称：“熊秉明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作基础，吸收西方文化精华，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作品，其思想和论著对于建设现代中国的新文化意义重大。“1983年，熊秉明获得法国教育部棕榈骑士勋章。
吴冠中这些才华出众的同学，都选择了在法国发展，都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而同样才华卓越的吴冠中，在他人生关键处选择了离开艺术之都，选择到了离艺术遥远的故土，他立志要在自己的故土上创作出自己的艺术硕果，事实上他选择了一条与他的同学截然不同的艺术之路，一条更加坎坷艰难的生命之路。
1981年的冬天，吴冠中率领詹建俊、刘焕章组成的中国美术家代表团访问西非三国，次年年初返程途经巴黎，与阔别多年的朱德群、熊秉明和赵无极会面。这是吴冠中30余年后第一次重返巴黎，熊秉明当即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你当年不回去，必然亦走在无极和德群的道路上，今日后悔么?”吴冠中摇了摇头：“我今日所感知的巴黎与30年前的巴黎依旧依旧，30年前的失落感也依旧依旧，这失落感恐怕来自故国农村，我的出生地，苦瓜家园。”这次重逢，吴冠中与朱德群阔别近40年，他不由得感叹：“我们的老师吴大羽在庄华岳同学的纪念册上题辞：怀有同样心愿的人无别离。”
事实上他在艺术道路上也将更曲折更艰难地表达他独有的艺术追求。人生的路，有时候就是关键处的选择，关键处的那几步。但是人生最终的结果，更在于命运选择后的坚持与执著。即使侵蚀万物的时间这条长河，原来也害怕一颗执著的心。
吴冠中在17岁的时候，舍弃理科，与艺术私奔;在30岁而立之时，离开艺术之都巴黎，回到艺术氛围贫瘠的祖国;他这粒谷子，执意要掉进祖国这块大地上，但是在祖国这块大地上，要让艺术的种子发芽成长，谈何容易!
吴冠中，当他千里迢迢回到祖国，在他四十不惑的时候，艺术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却拒不接受国内艺术界的“思想改造”，不追逐流行的工农兵绘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选择坚持他在杭州艺专以及海外求学所形成的抽象绘画风格，他的命运轨迹自然是一再被主流打压、排挤。这样的贫瘠大地，这粒可怜的谷子，又将如何吸收阳光和养料，如何在石缝中挣扎着冒出小芽，抽出绿意。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画家保罗·委罗内塞因为关于最后的晚餐的绘画，被传唤到宗教法庭前，他的回答是：“我们画家所持的是和诗人与疯子相同的许可证。”在当时的艺术环境下，吴冠中在艺术选择中不得不选择风景画……人的一生，就是在选择中不断前进。就是在艺术创作中他选择了一条远离大众，远离主流的道路。而这颗中国苦瓜，将在贫瘠的土壤里执著自己的艺术使命，最终结出他独特的生命之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