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观光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这两种经常被人们相提并论的旅游方式有着共同的课题，那就是观看者与被观看物之间存在的固有关系。跨越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立与断裂，能同时感受“你”与“我”之间的关联以及差异，正是这样的想象力才能为旅游拓展出新的地平线。
一、前言——列维·斯特劳斯的苦恼与希望
“我讨厌旅游和那些探险家。尽管如此，现在我却打算和大家说说我自己探险旅行的故事。……那么多乏味的事情，还有毫无意义的事情是否值得我一一仔细道来呢?”(列维·斯特劳斯，1977)人类学大家克鲁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名着《忧郁的热带》(原着1955年)，就是从这样伤感的文字开始写起的。
但是，1962年，在纪念杰克·卢梭诞辰2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列维·斯特劳斯作了一场名为“人类学的创始人卢梭”的演讲。他从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节选了以下一节作了如下介绍：“如果我们假定所有的原始社会都是由他们(孟德斯鸠、狄德罗等思想家们)来观察、描述的话，那么他们的旅行就成为所有旅行中最为重要的，最必须加以充分关注的旅行。这些大学者们从那些值得纪念的旅行地回来，找一个闲暇时间，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假定为自然、道德和政治的历史来书写。于是我们从他们的笔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的出现。然后，我们开始学习了解我们自己的世界。”( 列维·斯特劳斯，1969)
说起自己在亚马孙的调查旅行时，列维·斯特劳斯表现得厌恶十足、万分苦恼，而在积极介绍卢梭推荐的“未开化地区的旅行”时，他却又充满希望，这两种情绪矛盾地同时交织于同一人物身上。当我们面对表现在列维·斯特劳斯身上这种复杂的矛盾情绪时，同时就能感受到当今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工作和观光旅游进行探讨所面临的困难及其重要性。
而且，实际上我们自己也有类似的感受。“既然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涉足世界上任何角落，那么旅游并不会带给我们任何改变”的冷漠认识，还有“随着我们踏入那些尚未涉足的地区，或许我们能开拓一个新世界，认识一个新的自己”的热切期望，正是这两种背离的思想相互纠结在一起，才成其为所谓的现代旅行吧!
二、游客和人类学者，旅游观光和田野调查
旅游观光是什么?尤其是那些存在于我们周围的，近(现)代组织化、产业化的大众旅游究竟具有怎样的特征?讨论这些问题，难免要提到那些在近几年被学者们推崇的重要着作。如布尔斯廷的《幻影的时代》，史密斯的《旅游、度假开发的人类学》(中文译名《东道主与游客》)，沃尔夫冈·西柏鲁夫修的《铁道旅行的历史》，约翰·厄里的《游客凝视》，埃利克·李德的《旅游的思想史》，马鲁克·博耶的《旅游的迷宫》等。这些着作几乎都有一些相同的关键词出现，那就是“虚拟的事件”、“模仿”、“复制”、“炫耀性消费”。例如厄里和李德就有如下的阐述：
通常旅游中隐含着一个解释学的怪圈。人们在假日寻找的不过是一组摄影图片，而这些图片人们早已经在旅游公司的旅游宣传手册或者电视节目中看过。一旦游客踏上旅程，他就开始亲自搜寻并捕捉那些早已存在的图像，并把它们变成自我的一部分。(厄里，1995)
观光旅行这种行为就像是囚犯的活动一样。好比具有同样的机动性和“自由”的囚犯，在被别人走了千百遍、已经磨出印迹的单人牢房里四处行走。过去曾是令我们获得自由的动因，现在竟成为禁锢封闭我们的工具。(李德，1993)
因此，现代大众旅游理论中提出了“如今，既然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涉足世界上任何角落，那么旅游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改变”这样一种冷静的共识。然而，史密斯却指出：“探险型游客追寻新的发现和新的知识而行动，在地球上一切土地都悉为人知的今天，其数量还非常有限。从定义上而言，他们不能被看做是游客，而是属于与人类学者，那些传统上把自己看做是当地人一员，作为参与观察者进行调查的人类学者几乎同属一类。他们吃、住以及生活方式，很容易适应当地的生活。”(史密斯，1991)
根据史密斯的观点，这些探险型游客与“大众游客”、“团体游客”是不同的。“把自己看做当地居民的一员而进行参与观察，开展调查活动的人类学者”的旅行，与被看做同一类型的“探险型游客”的旅行，都表述出“试图开拓新的世界或者寻找新的自我”这样一种观点。
但是，我们不禁要怀疑，这样的观点是否正确?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始于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在特洛布里恩群岛对当地土着居民的调查(1915—1916年，1917—1918年)。当时，观光旅游的大众化、组织化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处于同一时代背景下的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与观光旅行是否确实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换个角度来考察，把观光旅游和人类学田野调查都看做是同一时代、本质相同的旅行的话，从中更容易看到两种旅行拥有的可能性(以及困难)吧。
三、旅游的凝视与人类学的凝视
为了把旅游观光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二者同时进行考察比较，完全分离凝视的主体以及被凝视的客体(物体或者人)，固定观看与被观看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视角确实很有效。这个观点在厄里和施菲尔布泽的着作中曾作为“游客凝视的视线”被讨论过。施菲尔布泽认为(参见第2章)，由于19世纪铁道旅行的诞生及其迅速普及，游客成为凝视风景的独立主体，风景则被选取成为被凝视的对象(客体)，而移动的过程大多适用于“空想中替代风景的文学”，或是成为与旅游指南中所介绍的目的地相吻合的景观。诚然，游客到达目的地之后，会从列车上下来悠闲地散散步，甚至还会在那里待几天。但是，这时的旅游地已经与自己日常生活的舞台完全分离开了，旅游地仅仅不过是被凝视的对象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凝视行为本身与拍照行为非常一致，都是把凝视的对象(客体)化为自我(主体)的一部分，甚至完全占有、支配和控制它们。
厄里这样评述道：“游客的视线往往投向与人们日常生活体验相异的那些自然风景或城市景观。人们之所以关注这些景观，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他们从普遍的日常经验中游离了出来。……这种视线，通过照片、明信片、电影以及模型等媒介，通常变成视觉所把握的对象。从而，视线不断地被重复再生产又重复地被把握。……拍摄旅游照片这种行为，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占有被摄影对象的过程。……照片，就是驯化被凝视的对象的产物。”(厄里，1995)
那么，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又是怎样的呢?针对人类学，近几年的研究指出其具有与“游客的凝视”完全相同的特征。人类学者试图占有、支配研究对象的所谓“人类学的凝视”结构，作为本质主义的代表受到众多学者的批判(民族志的现实批判)。例如，该批判的先驱论文集《写文化》(原书1986年出版)的序言中，编者詹姆斯·克利福德这样评述这个问题：
把研究对象的各种人群，置于某个时间(一般指过去的时间或者正在逝去的时间)中，并与自己的世界保持相对的距离。实际上民族学者与作为研究对象的当地人，都置身于同一个世界时空体系中，在进行阐述的时候却恰恰不把这些人包括在内，这样的解释和说明似乎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容易被人接受了。“诸文化”并不会像被定格的肖像画那样一成不变，而为了画肖像画让文化保持永恒静止的企图，常常把问题单纯化或省略化，研究者只选择自己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引起诸如构筑特殊的自我—他者之间的结构关系、力量关系之间的博弈等问题。(克利福德，1986)
这里所质疑的本质主义，是指一个民族(社会、文化)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即认为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固有的“文化特性”的思维方式。按照这种思维方式，一个民族社会的实际场景无论其具有怎样的多样性以及经历过怎样的变化，都把所有的人归为同一类，认为同样的民族必然具有同样的“文化特性”。
毋庸置疑，无论我们去什么地方，都会发现在那里某些事物和我们不一样，会邂逅各种不同的人或事。面对这种与自己的差异，我们自然而然会抱有某种差异感，这种差异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正是这种差异感，才令我们与他者之间形成某种关系，从而产生对话的可能。
然而，无法面对并接受差异的学者们，往往容易简单地接纳本质主义，按照本质主义方式来对待差异，对待那些与自己没有相同特性(本质)的人，或者那些拥有自己所不具有的特性的人，正因为他们与自己有本质上的不同，因此最终他们被塑造成完全与自己毫无关联的他者。
近年来的人类学，对于这种彻底分离主体与客体，并用“客观性”、“科学性”等美名来掩盖并使其合理化的本质主义的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例如，在用第一人称“我”撰写民族志即“第一人称的民族志”中，通过明确表明观察(调查)和书写的主体，在有意识地明晰自己与调查地的当地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上进行了尝试。另外，也尝试撰写“多声部民族志”，即把田野调查中经常遇到的，时而夹杂着各种权力，时而又相互矛盾的多种声音一并写出。
四、面向新的旅游研究领域
列维·斯特劳斯从卢梭的“走向未开化地区的旅行”中看到了希望，是因为卢梭把“未开化地区”定格为是与“我们的世界”完全异质而且孤立远离我们的一个客体，甚至从没有把它们看做是了解“我们的世界”的镜子。卢梭一直试图在理解 “未开化地区”和“我们的世界”之间的关联性基础上，来考虑“人类”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另外，前文所提及的《东道主与游客》一书至今仍然给我们很多启示。因为编者史密斯一贯重视以下观点：“大众旅游也能使经济目标得以实现，随着游客人数由少变多，并逐渐大量地稳定涌入，个体游客之间的差异性就会日益模糊，来访的人都被贴上了‘游客’(tourist)的标签，渐渐地这些‘游客’又被看做是他们国家特定形象的代表。因此，当游客成为仅仅是产生经济利益的非人化的客体，同时他们也只能用同样好奇的目光把接待他们的主人看做是同样类似的对象物。”(史密斯，1991)
这里，凝视的主体不仅只是游客一方，东道主也同样能成为凝视的主体，实际上二者也可以相互替换。然而，笔者在本文中所阐述的状况却非常令人遗憾。游客与东道主相互都把对方看做是“单纯的、非人化的对象物”，仅停留于互相凝视的表层，完全没有考虑到作为“你”和“我”这一具体的、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诚然，在旅游的现场中，置身于庞大的旅游产业体系背景下的游客和东道主不过是毫无人格特点的、相互凝视的主体和客体，他们被一种狂暴的力量卷入这个追求秩序与效率的体系中。这也恰好与克利福特指出的“实际上，无论民族学者还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群，都无一幸免地被卷入当今的世界体系之中”是同样一个道理。
但是，旅游的游客和东道主也罢，人类学研究的人类学者和研究对象也罢，他们相互之间并没有一定要保持非人化的状态。从彼此都处在同一个世界体系下生活的视角来看，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二者必然致力于“你”和“我”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同时，共生于同一世界体系中，在“你”和“我”之间相互接纳彼此、接触对方的过程中，大家定会感受到彼此在某些方面的差异与不同。同时，也正是在这个致力于如何理解他者和填平差异的互动交流过程中，发展形成了在任何地方都能洞察细微变化的、纤细敏感的持续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促使我们不断地旅游。而旅游正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带领我们走向发现新的自我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