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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的产生

作者:主编 时间:2023年01月02日 阅读:204 评论:0

本章以丹尼尔·布尔斯廷把旅游看做“虚拟事件”的观点为出发点,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同时对19世纪大众旅游如何在社会变化中产生进行探讨。

一、作为虚拟事件的旅游


旅游的产生是一种视角的产生。旅游一方面延续了持续到中世纪的朝觐,手艺人和宗教职员的游历,17、18世纪贵族和上流社会子弟到各地的修学旅游所形成的“大旅游”;另一方面,到19世纪,旅游作为一种与它们完全不同的现代现象而被大众化、产业化和组织化了。
关于旅游这一显着的现代性文化,20世纪60年代初,丹尼尔·布尔斯廷提出了一种观点,这成了各种争议的出发点。他认为,复制技术革命以来,“表象的大量生产,对我们的想象力、对我们固有的看似真实的概念,甚至日常经验中被当做真实而通用的东西,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并因此把复制技术所制造出来的“事实”称为“虚拟事件”(布尔斯廷,1964)。
根据他的观点,现代旅游正是虚拟事件的典型例子。也就是说,“现代美国旅游者越来越满足于虚拟事件所带来的体验。……他们期待着只需在邻近的游览地就可以品味亚、非、欧各大洲的魅力,只要选择合适的酒店,即使置身非洲内部腹地,也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舒适而愉快”。
这种变化,正是“旅行者”向“旅游者”的转变。意味着旅行(travel),本来与表示辛苦、劳动、痛苦的“travail”是同一个词。与此相对应,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了表达旅行新内涵的词汇,即“旅游者”(tourist),意思是为了获得愉悦而旅行的人。同时,也开始出现“旅游—观光”(sight-seeing)一词。通过追溯这些词汇的历史,布尔斯廷认为,在19世纪的欧美,发生了由能动的生产性的“旅行”到被动的消费性的“旅游”的结构性转变。
布尔斯廷的“旅游=虚拟事件”理论,至今还给我们以很多有用的启示,但其观点所包含的各种局限性也一直受到指责。其中,迪安·麦坎耐尔对布尔斯廷提出的旅游者只是期待表面的、被策划好的旅游体验这一观点进行了严厉批判(MacCannell,1976)。也就是说,麦氏认为,布尔斯廷把“旅行者”和“旅游者”区别开来,并将其与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区别相对应,但由于多数旅游者也希望接近“本真”,所谓“旅行=本真/旅游=赝品”的区别,其本身就与多数旅游者所共有的对“本真”的追求不谋而合。麦坎耐尔据此对“旅游=虚拟事件”论提出异议,以阿文·戈夫曼的演示模型为基础,来分析旅游现象——它是旅游者从表面的舞台进入与之层层相关的后台的过程。
对于布尔斯廷的“旅游=虚拟事件”论,可能还有两种批判。第一,旅游被策划为消费异域风光的体验,事实上究竟哪些是复制技术革命的结果?居伊·德波批判道,布尔斯廷记述了现代美国奢侈的商品消费,并将其归因于巨大的传媒机构与现代人对新异事物的强烈兴趣的“不期而遇”(德波,1993)。德波认为,当今遍及全球的奢侈现象,是日常生活完全被商品控制带来的。这种奢侈遍及广告、旅游、购物、体育,它不单是表象的泛滥和大众媒体的产物,而是以被完全商品化的世界的表象为媒介的、各个人的社会关系为视角的。
第二,布尔斯廷认为直到19世纪前叶在欧美都存在自发而丰富多彩的真正的旅游活动,并把旅游的发展当做是辉煌的发现时代在历史上的衰落。然而,从15世纪到18世纪的发现时代与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旅游时代之间是具有连续性的,并未断绝。确切地说,旅游开始广泛地大众化,在欧洲是在19世纪后半叶,在美国是在20世纪初。但这不应该被看做是发现时代的结束,而应该看做是经过长期酝酿之后,对“旅游=发现”这一视角进行资本主义的产业化和全域化的结果。

二、铁路旅游与视角的组织化


下面,将围绕这两个问题分别展开讨论。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与旅游产生有关的复制技术革命的地位。与电信、杂志、报纸等媒体的发展一样,我们在探讨始于19世纪后半叶的旅游时不可避免地要提到铁路的发展。沃尔夫冈·施菲尔布泽在《铁路旅行的历史》一书中指出,19世纪中叶铁路旅行的诞生不仅消除了旅行的不便和危险,而且结构性地改变了旅行者对风景的知觉(施菲尔布泽,1982)。
简而言之,这是深度和阴影的消失,是旅途风景丧失场所的空间性的过程。就是说,这“意味着构成产业革命前的旅游本质体验的场景的结束。通过这个场景,过去的旅行者与经过的风景保持着一种联系。他们自觉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场景的一部分,这种意识将他们与风景联系在一起,随着风景向着远方延伸,他们的意识也融入风景之中”。铁路切断了旅行者与风景之间的这种相互渗透的关系。乘坐火车的旅行者,从既包括了远景和近景又包括了观看者和被观看者的风景的磁场中被抽离出来,这种全景式地眺望世界的视角,随着铁路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普遍了。
施菲尔布泽的这一理论,揭示出铁路的发展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更大的便利性和安全性。铁路在技术上是旅行者知觉变化的媒介,旅游者是在旅行的大众化和被动化基础上,从移动着的人与风景的关系变化之中产生的。交通技术是旅行中身体与周围的时间和空间相关的知觉的物质基础。铁道并没有就像马车与街道的关系那样融于风景之中,而是从风景中凸现出来。在疾驰之中,风景被片断化和记号化了。
与19世纪后半叶的铁路密切相关的,还有团体旅游、旅游指南和海滨度假地的发展。它们都和铁路一样,有助于新的旅游视角的组织化。例如,团体旅游始于浸礼会的巡回传教士、积极的禁酒运动家托马斯·库克,他为了向工人们提供替代酒馆和酒精饮料的“健康的”娱乐活动,通过“廉价票”使团体旅游开始有组织化。这项事业从1841年开通参加禁酒大会的火车专列开始,1845年库克组织了到威尔士的旅游团,1846年组织了到苏格兰的旅游团,并为后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后库克又组织了到伦敦万国博览会的大规模的旅游团,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事业。从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他又策划了环游欧洲的旅游以及到瑞士和美国的旅游,1869年实现了最早的配备导游的耶路撒冷朝圣旅游。19世纪末库克的竞争对手美国运通公司登场。该公司1891年实现旅行支票商品化,1895年在欧洲开设了分店。这样从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期,旅行就从个人自发经营转变为大型产业提供的一种商品。
旅游度假区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最早体现出这一点的是英国的海滨度假区。在英国,早在18世纪就已经有斯卡布拉这样的海滨与温泉一体化的海水浴场,但它是只供“有钱阶层”前来治疗和疗养的高级度假区。然而,19世纪以来,以布赖顿为代表的海滨度假区,作为劳动阶层的度假和旅游地在英国各地出现。约翰·厄里(1995)强调,旅游和度假的大众化与海滨度假区的发展,不单是由于铁路的发展所造成的,例如资本家要为工人提供健康的娱乐活动、关爱大自然的浪漫主义思想的传播等因素,也共同起了作用。

三、旅游的视角和娱乐的变化


对于旅游代理商和旅游地的发展所代表的旅游系统的变化,我们不应该像布尔斯廷那样只是把这看做从“真实的”体验到“赝品的”体验的堕落,而应该深入洞察旅游者身体和现实感的变化这一问题,这非常有必要。为此,我们要关注在19世纪后半期与旅游的大众化同时进行的、同样变得大众化的许多同类现象。
在19世纪后半叶的欧洲发展起来的、结构上与旅游极其相似的,还有博览会和百货商店。施菲尔布泽将人们铁路旅行的新体验与参观1851年伦敦万国博览会水晶宫(见下页照片)的体验作了对比,如果说铁路从人们的风景中夺去的是场景,那么这座巨大的玻璃建筑从参观者那里夺去的就是空间的阴影。19世纪到20世纪在欧美各大城市依次举行的万国博览会,在本质上与同时代的海外旅游是一样的。与博览会一样,19世纪的百货商店也可以说是空间被常设化了的博物馆。施菲尔布泽也提到,对于顾客而言,百货商店与铁路旅行一样,能带来全景式的视觉,“在传统的小商店被百货公司所取代的过程中,就像马车被铁路所取代时期的旅行者一样,或者像巴黎市民在奥斯曼统治时期的感受一样,顾客对商店的知觉也在发生变化”,这一点尤其值得关注。


照片 伦敦万国博览会会场水晶宫内景(1851年)(Badger,R.Reid,1979,The Great American)


雷切尔·波比(1989)发展了这一观点,指出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商业向消费资本主义转变之际有两个过程是齐头并进的:一个是商店像工厂一样组织化、使销售成为一种产业的过程;另一个是商店像剧场一样演出、产业变为橱窗的过程。这一时期的百货商店,和万国博览会一样成为商品的梦幻空间,在百货商店购物成为新兴资产阶级新的休闲活动。这个新的消费世界,不能用布尔斯廷所说的“赝品”和“本真”的二元对立来解释。
在讨论过有关博览会和百货商店之后,笔者还想谈谈更早出现的全景画,即施菲尔布泽称之为“全景式知觉”的最早的全景画。全景画是18世纪末爱丁堡的肖像画家罗伯特·巴卡发明的。他想出了在圆筒状物体的表面画上写实风景的方法,并加以运用,发明了一种新的视觉娱乐活动,即在巨大的圆筒状的屋顶内从了望台观看周围的全景画,就像在观看现实的风景一样。全景画与同时代的博物馆和动植物园一样,反映了19世纪人们想要俯瞰广阔的世界的愿望。理查德·沃尔提克写道,即使到19世纪中叶,全景画在英国仍然大受欢迎,这是由于人们“对于辽远的一切领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这在本质上与同时代大众观光旅游的兴盛是一样的(沃尔提克,1989)。

四、结 语


观光旅游、博览会、百货商店、全景画娱乐、博物馆、动物园,还有游乐场,在整个19世纪,这些围绕着资产阶级的身体的空间体验得到了重组。这一变化与一个世纪前在生产车间发展起来的、训练有素的体系形成对照。克里斯·罗杰克(Rojek,1993)认为,从1830年左右开始,对英国工人的娱乐活动进行了改良,使之成为受到资产阶级喜爱的娱乐活动,这一变化正是米歇尔·夫科所谓的关于精神病人和罪犯的改造体系问题,是现代变迁的一种延伸。他同时强调,这与19世纪在医疗、学校、福利、贫困、犯罪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是同类事物。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国家对民众的道德控制,不是通过对快乐的否定和抑制,而是通过对快乐的唤起和驯服来完成的。研究旅游,要关注的不仅是旅游形态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近代民众的身体感觉以及娱乐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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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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