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性旅游的多样化
2006年，日本的出境游客达到1 753万人，其中女性占43.5%。进一步分析女性游客的年龄构成，20～29岁的女性人数最多，占女性游客总数的22%;其次为30～39岁的女性，达到20%。即20～30岁年龄段的女性占所有女性游客的40%左右。(日本国土交通省，2007)。从以上数字可以得知，日本到国外旅游的游客具有以下特征：男性与女性游客比例基本均衡，20～30岁年龄段的女性游客人数较多。
无论是购物还是享受美食，观光旅游向来都对女性颇具吸引力。由于某种兴趣爱好或是希望学习新知识、走访名着中描写的场景等等，这些抱有特殊旅游目的出行的SIT(Special Interest Tour)旅游领域中，女性参与者占了很大的比重。2004年日本全国上下兴起的“韩国热”，致使大量的日本中老年妇女跨越国境，前往韩国追寻浪漫电视剧中的场景和演员，这种追星似的旅游现象，就可以证明日本女性的旅游跨越了国境并获得了新的发展。
· 社会变化与“同犯”关系
日本女性的旅游受到社会关注是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其社会背景与当时日本社会的变化，如经济上“日元攀升”、政策上《男女雇用机会平等法》的实施，以及“泡沫经济”带来的繁荣景象等相关。首先，随着1美元可兑换日元的价值不断高涨，以往的“海外旅游=昂贵”的固有观念被完全击破了。《男女雇用机会平等法》和“泡沫经济”呈现的盛世景象令女性参与到职场，并大幅提高了她们的收入。其结果是，所谓的以OL(Office Lady，办公室白领女性)为中心的20～35岁左右的单身日本女性，“出现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是在旅游食宿和购物上大肆挥霍的东方人”，这一现象一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元的攀升以及日本“泡沫经济”的繁荣，令美国对日经济产生了巨大贸易赤字，怨声载道。(《广场协定》，1985)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日本人出境游客的迅速增加，来缓解日本产品大量出口所引起的贸易不均衡问题。(《海外游客倍增计划》，1987)另外，虽然表面上日本也实施了男女平等雇用的法案，实际上这个法案只是强化了女性的两极分化，即职场上出现极少部分担任管理职位的女性和大部分普通职位的女性。
无论什么产业，市场和消费者通常都是一种“同犯关系”，旅游产业也是如此。包括媒体在内的旅游企划者，自然不可能忽视在时间上、经济上都较为宽裕的年轻单身女性。从90年代初期的OL留学热潮可以看出，作为应对即将出现的少子化对策之一，旅游产业和教育产业的发展趋势都把年轻女性作为新的消费对象。
尽管日本社会声称男女雇用机会均等，但实际上在依然以男性为中心、工作至上的职场社会里，女性基本上都被边缘化，或者说她们自己主动从职场中心“退出”。正是这些大量的、并非以职业为中心的女性，扩展了日本女性的海外旅游。也就是说，这种变化来源于社会性别和男女间的权力关系结构。即使打算与丈夫和男朋友共同度假，男性也很难获得休假许可。日本女性旅游有一个区别于他国的最大特征，即女性同伴、母女同游的特点极为显着。笔者认为这与男女之间“休假观念的差异”有着紧密的关联。
· 长期旅居、异地就业以及“亲爱的”
即使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衰退期，也没有影响日本女性迈向海外的步伐。试图从封闭的空间里寻找“放松疗愈”自我的愿望，使她们走向亚洲各地。“便宜、近邻、快速”，这三个与日本同处于亚洲地域的地理优势，以及追寻“现代日本社会丧失的东西”，促使她们无数次地往来于日本和泰国、印度尼西亚之间，甚至长期旅居在那里的女性也不断增加。
她们逃避日本国内难以就业的现实，更倾向于在欧美或亚洲的其他国家工作。另一方面，为了学会跳草裙舞而长期生活在夏威夷，或者因为疯狂地迷恋欧洲足球以至于追随心仪的球队移居到其主场国，等等，这些都是缘于“兴趣”的跨境之旅。同时，在旅游过程中认识的朋友、网络上结识的“亲爱的”，源于上述旅游动机的出游也不少。还需要注意到，这一倾向与日益严重的日本女性晚(非)婚的原因也密切关联。
跨越国境之后，选择国际婚姻的人们也逐年增加。据调查，长期旅居在海外或者取得永久居住权的日本人中，女性人数的比例高于男性。(《海外日本人数调查统计》，外务省，2005)日本女性的交流社区遍布世界各地。例如，在新加坡，过去主要是以企业派遣的驻外人员及其家属构成日本人社区，而现在则多是由日本女性组成的社区。她们与当地居民进行交流，根植于当地社会。对于她们来说，海外生活更是一种“延长滞留时间的旅游方式”。(Thang，et al.，2002)
· 差异化的游戏
另一方面，女性海外旅游多样化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攀比意识不断显性化并有意识地表现出来，即只有那些多次外出旅游的人(自己)才是旅游“专家(达人)”。这种在女性彼此之间相互竞争“优越性”的心理愈演愈烈。
例如，她们认为，个人旅行优于团队旅游。从竞争旅游方式开始，欧洲派vs亚洲派，巴厘(岛)派vs萨姆(岛)派，北京话地区vs广东话地区，印度舞蹈vs肚皮舞，等等，诸如此类的差异化游戏在彼此之间不断地升级上演。甚至连各自的“亲爱的”都是攀比的内容之一。这个“亲爱的”未必是其本人真正的恋人。那些被女性游客追随的运动员、崇拜的偶像，这些伪恋人的身份、出生国、其属于哪个文化圈都是她们攀比的对象。她们极力主张其崇拜对象所属文化圈的优越性，同时反向轻视其他女伴所倾慕的对象，贬低其他文化圈。其中的复杂性并非是“西洋派”战胜“东洋派”那样简单的模式所能概括的。
随着女性的海外旅游普及范围的扩大，这种互相攀比的倾向也愈演愈烈。在无休止的差异化游戏的持续发展下，她们在旅游目的地凝视什么或者凝视谁呢?离开自己的日常生活场景，短暂投身于异文化环境中，旅游行为本身同样也具有游客凝视自我的一面。然而，过于强调只有自己才是“本真的”、“高雅的”、优于他人的，其结果是在旅游中只能看到自己。自然而然，旅游目的地的文化、东道主社会的当地人，反而被排除到自己的视野以外了。
如上所述，跨越国境女性的增加与社会性别角色、权力的变化息息相关。借用上野千鹤子的观点来说，“差异化不仅仅局限于社会性别角色当中，差异化必然导致‘我们’和‘他们’，‘内部’与‘外部’之间划上非对称的分界线。同时，各领域之间以及领域内部仍然脱离不了与权力关系的纠结”。
· 超越现代国民国家
这些年来，日本海外旅游的主体不断地更替变化。面对少子化、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现实，旅游产业把新的目标转向了中老年女性。随着年长女性的参与，女性的海外旅行变得更为多样化。
无论什么年龄段，女性旅游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与主要以“职业”原因而不得不出国的男性相比，不管是更换工作还是出于兴趣爱好的原因，女性大多都是自发的甚至自费跨越国境。为了寻求更有魅力的地方，她们多次往返于旅游目的地和日本之间，或者长期旅居在目的地。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势必成为“生活方式的移民”。女性不再受国境线的束缚，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跨国移动成为一种可能。
据笔者的调查和观察，还发现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女性也同样具有和日本女性类似的倾向。这里由于文章篇幅有限，不再赘述，但这些地区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女性高学历化、都市化、晚(非)婚化、少子化、高龄化等共同的社会背景。横向比较研究日本女性的海外旅行与其他国家的动向是下一个新的课题。
全球化影响下进出国境线的人越来越多，近几年来“女性移民”成为被关注的新话题。据调查，作为从事家政劳动、看护照料的工作人员，或者作为“新娘”、性工作者，跨越国界到其他国家工作的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人数要高于男性工作者人数。那么，以旅游为目的而走出国门的日本女性，在整个人类的移动过程中又占有怎样的位置呢?
讨论这些问题，必然要涉及社会性别角色、国民性，还有与权力的关系等等。(山下晋司，2004)在此基础上倘若再加上以日本女性为前提的话，又应该如何认识呢?正如堀田碧指出的那样：“在西方与非西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两分法划分世界的过程中，例如在文化上属于‘他者’，在经济上属于‘第一世界’的日本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地方。”
还需要指出的是，山下晋司(2004)的研究表明，如果假定现代的国民国家是由男性一手创建起来的话，如今国民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愈来愈狭隘。超越国民国家的任务，似乎已经落到了女性身上。跨越国境后的女性将来会如何变化?她们将如何获得崭新的视角?对此，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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