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3年01月02日 阅读：154 评论：0

宾馆[1]是确保旅游行为成立的一个基础条件，游客试图在那里享受安全舒适的住宿休息环境。然而，宾馆这个住宿设施所包含的社会文化意义，完全超越了作为提供住宿的场所这一简单的旅游手段。宾馆是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游客与东道主)进行交流的社交场所，是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同时它还是一个以空间为介质的多种信息交换交流的载体。置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宾馆，其开展的交流方式各不相同，因此宾馆在不同的社会里具有不同的意义。
· 宾馆的出现
当今称之为宾馆的设施，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西欧。当时的大饭店(grand hotel)就是它的雏形。伴随着产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革新和经济发展，推动了交通工具的发展以及旅游方式的变化，并且出现了有能力旅游的富裕阶层。大饭店就是随同时代变化而出现的新兴设施，它为富裕阶层的人们提供了进行社交活动的场所。为了增强那些富裕阶层的住宿客人们的社会精英意识，豪华宾馆特意在房间内布置了豪华装饰，同时还为他们安排特别服务。
1829年，在美国波士顿修建了特里蒙饭店，1851年在欧洲伦敦修建了西部大酒店，1855年在巴黎建成罗浮宫饭店之后，西欧各地都纷纷开始新建各种宾馆。之后，大规模多功能的宾馆、度假区内的宾馆，还有以豪华装饰和上乘服务着称的酒店等等，各种各样的宾馆应运而生(Sanjuan，2003)。同时，随着以西欧为起点的近代社会在地理范围上的大肆扩张，宾馆进一步在世界各地普及开来。
· 非西方世界与宾馆
非西方世界的宾馆，曾经担负着协助西欧向世界进行地理扩张的重任。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活跃，对那些到“未开化地区”旅游的西方人来说，为了降低异文化所带来的危险，他们通常要求非西方世界的宾馆能够提供一整套服务，以适应他们所熟悉的西方生活方式。毋庸置疑，酒店提供的床铺、法式正餐都是配套服务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但是，反之对西方人而言，酒店也是一个进入非西方世界的入口。因此酒店还需要满足西方人所期待的东方主义情调。从建筑风格、室内装饰及其提供的饭菜等多种方式体验到地方特色，这也是西方游客对非西方世界的宾馆酒店提出的另一个要求。
然而，建造在非西方世界却起源于西方的宾馆，对于非西方世界而言，宾馆是城市以及国家的现代化、文明化的标志，即它是与西方有着深厚渊源的产物。如果说宾馆是西方游客进入非西方世界的入口的话，那么它也是非西方世界的人们迈向西洋，或者说走向现代化的大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位于非西方世界的酒店是西方文化、非西方文化二者博弈的场所，是政治经济力量关系投射的空间。
· 近代日本的宾馆
有关日本宾馆的起源，尽管还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议，但不管哪一种意见都承认在日本这个非西方世界里，第一所起源于西方的酒店出现在幕府末期到明治初年之间，即日本与西方社会初次接触的时期。在那个时期开业的箱根宫之下的富士屋酒店(1878年开业)与东京的帝国大饭店(1890年开业)，都是验证以上观点的最好例证(照片M4-1、M4-2)。

照片M4-1　箱根宫之下的富士屋酒店(摄影：佐藤宪一)

照片M4-2　帝国大饭店的正面(约为大正初期)(提供：财团法人涩泽史料馆)

富士屋酒店专门用于接待外宾，但开业没几年就被一场大火付之一炬。1891年重建的本馆，在设计构思上大量选用了日本风格，具有日本传统寺院建筑的意境。之后新增加的酒店设施在基本构造上采用了西洋建筑的风格，同时还结合了多种和式设计。这种和、洋交融的独特建筑风格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这种建筑空间诞生的背景，则可以看做是对于西洋追求的东方异国情调的回应。然而，这是否可以直接理解为是东方甘愿忍受东方主义的侵蚀，或是单纯迎合异国趣味的结果，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或许更为贴切的解读是，这是面对来自西方的视线，东方自觉地、有意识地逆向的自我表现，是更为复杂的动态文化过程。(长谷川，1994)
如果把富士屋酒店的事例假定为与酒店产业相关的、西方进入非西方世界的入口的话，那么作为东方进入西方或者东方跨入近代文明的事例，帝国饭店的事例就更值得关注了。
帝国大饭店开业的时代背景，是在近代国家迅速形成过程中，明治政府倡导的欧化政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拥有与一国之都东京相匹配的酒店所必备的设施和规模，是当时的日本推进近代化、文明化的重要课题。1883年落成的鹿鸣馆在住宿接待功能上还有许多局限性，因此有必要新建一座真正的国家级别的宾馆，这也是国策之一。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帝国大饭店被标榜为东洋第一的迎宾设施，由官方、政界、财界三方合力共同开始修建。
建成的帝国大饭店为德国新文艺复兴样式的地上三层建筑，有大型的餐厅、舞厅、音乐厅等设施，并拥有60间客房，这个数字远远超过当时日本宾馆的一般规模。(帝国大饭店，1990)建造宾馆是力图发展近代化、文明化的国家，通过发挥国家的威信力来开展的事业。
更为有意思的是这家饭店的选址。帝国大饭店的建设，不是一个宾馆单独个体的建设计划，而是由明治政府开展的、在东京日比谷地区集中修建政府官邸计划中的一部分。从该意义而言，宾馆也是国家、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因此，宾馆也成为被赋予国家、城市的重要象征含义的对象。
· 从“殖民宾馆”到“国家纪念碑”
宾馆所蕴涵的意义以及宾馆本身的特征，如文首所述那样，通常存在于时代和社会的语境中。即使是同样的宾馆，随着时代与社会状况的改变，其意义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正如宾馆经常会进行外部建筑的增建改装，以及内部的装潢更新，通常这些物理空间自身的变化呼应着宾馆意义的变化。
为了具体分析这个问题，让我们一同关注殖民地城市所修建的宾馆的个案。西方殖民过程中，在殖民地城市建立的重要基础设施就是修建宾馆。但是，这些宾馆在殖民地时代的殖民地体制制约下所具有的意义，与摆脱殖民地体制之后的社会环境中拥有的社会意义有着很大的差别。
例如，通常作为亚洲殖民地宾馆而备受关注的新加坡莱佛士酒店(照片M4-3)，于1887年开业，之后经过多次改建，成为英国殖民地新加坡的重要社交中心。但是，新加坡独立之前的20世纪50年代，它曾被反殖民地势力认定是最代表英国特征的建筑，并成为他们试图攻击的目标，关于是否要将其拆除还引起过争论。新加坡独立之后，酒店一直正常营业。1987年，该酒店被新加坡政府指定为“国家纪念碑”。

照片M4-3　 新加坡莱佛士酒店

这一举措的社会背景与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政府提出的重振旅游政策、城市再度开发政策有关。过去一度标榜现代化和发展的开发政策，在这里上升为评价对文化遗产和带有历史特征的旅游商品价值进行重新评价，使包括历史建筑物的地区得以保存，并进一步深化了旅游商品化。莱佛士酒店也成为象征新加坡历史轨迹的重要物证。酒店被修复到其所谓的全盛时期1915年的状态。为了向游客宣传新加坡的魅力，为当地居民增加都市景观亮点，从1989年开始对酒店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和改建。1991年重新开业之际，在原酒店建筑基础上，又新建了包括各种专卖店、剧场、咖啡馆、博物馆等多种设施的回廊。(Chang，1997)
至此，旧殖民地酒店的“殖民特征”，成为完全不同于殖民地体制控制下的、包含另一种特别含义的旅游消费对象。莱佛士酒店的再开发事业中所运用的重构“殖民特征”的技巧，之后在该酒店的运营公司主导的其他新加坡殖民酒店的再改建事业中也得以运用，同样的现象进一步延伸到其他地区。
· 走近宾馆文化论
全球规模下人与文化的移动，以及相互交流的历史过程中，宾馆这种起源于西方的建筑设施，如何与单个社会环境相结合，或者说全球化与地方化碰撞形成的地理空间里，它又如何得以成立?当考虑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怎样从文化的角度切入旅游现象，成为一个极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尤其是非西方世界中宾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从西方传入的同时也在各个非西方国家中发挥着其特有的功能。
除此之外，在当今人们频繁流动以及文化多样化背景下，与过去的大型宾馆拥有不同历史起源和社会背景的多种多样的住宿设施也纷纷出现，从而宾馆自身所拥有的功能和意义也更为多样化。
因此，如何超越单纯的西方对非西方，现代对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成为新的课题。如果认为宾馆的成立条件与近代性关联紧密的话，研究宾馆必然成为我们解读众多近代社会内涵的重要窗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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