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猩猩为观赏对象的生态旅游，作为一种可持续利用自然遗产的方法备受关注，但也出现了譬如大猩猩感染人类的疾病、旅游开发遭到当地人反对等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与当地的非官方组织协作，使生态旅游朝着森林学校方向发展。
一、非洲的国立公园与生态旅游
非洲最早的国立公园诞生于1925年。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卡尔·阿克莱为了制作“栖息地展览”而来到中非，被山地大猩猩的栖息地维龙加火山群的美景深深打动。比起将大猩猩做成标本来展示，阿克莱更希望把它们与栖息地一同进行保护，他向比利时国王呼吁保护工作的必要性，于是设立了维龙加国立公园。非洲的国立公园，是在作为殖民地宗主国的欧美人的自然观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20世纪后半叶非洲各国先后独立以来，设立国立公园的理念和过程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20世纪70年代，在欧美的主导下，国际上对环境的认识有了大幅度的修正。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上，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旨在停止过度开发的“可持续开发”这一概念。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会上，通过了《世界遗产条约》，主张把宝贵的自然作为全世界共同的遗产留给未来，第二年，通过了限制国家之间买卖濒临灭绝的动植物的《华盛顿条约》。刚果民主共和国(过去的扎伊尔共和国)拥有刚果河和广阔的热带雨林，其动植物的多样性为非洲之最。刚果于1970年设立了四个国立公园，1974年最早缔结了《世界遗产条约》。国立公园的管理规则，是由殖民时代有关保护狩猎区和狩猎动物的法律发展而来的，因此其结果是公园的土地被国有化，很多人失去了土地和职业。国立公园丝毫没有反映当地人的意志和权利。
不仅要保护自然，还要观赏自然，这种观念是随着欧美地区动物园和博物馆的变化而出现的。出现于19世纪的动物园是“展示活的动物的博物馆”，贵族和政治家们以此来炫耀家族和国家的威望。逐渐地，动物园被大众化，演变为学习和娱乐的场所，并开始采用分类学、系统学以及反映栖息地的自然状况的方法来进行展示。20世纪70年代，在法国发起了生态博物馆运动，这种博物馆旨在从历史的角度探求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发展过程，并在原址上保存、展示这些遗产，从而为该地区的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现在它已经发展为能够完全保持原状展示动植物历史关系的露天田野博物馆。
国立公园可以直接作为露天田野博物馆来进行利用。在生态旅游这一旅游形式中，引入了对自然环境进行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这一观点。特别是在世界遗产所在地，开展生态旅游备受推崇，这是因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没有充裕的资金来保护遗产，发展中国家都将生态旅游作为获取经济利益的最佳手段。这里将通过大猩猩之旅这一典型案例，探讨生态旅游的作用及其存在的问题。
二、大猩猩之旅的产生
在笔者长年进行调查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卡胡兹·别加国立公园，为了保护大猩猩，于 20世纪70年代设立了国家公园。(古德尔，1984)从建立之初起，大猩猩之旅就是主要活动之一，公园还为此培养了导游。首任园长是出生在刚果的比利时人迪斯克里贝尔，他为了让两个大猩猩群体亲近人类以便开展旅游活动，雇佣了从事狩猎采集的当地俾格米族居民，他们都是由于兴建国立公园而失去了居住地的人。八年后笔者开始进行调查时，有两个大猩猩群体已经与人类相当亲近，每天接待很多来访的游客。
人们将大猩猩之旅策划为一种在追寻大猩猩的足迹的同时，学习其栖息地的自然知识、享受与大猩猩的短时间接触的活动。然而，许多从欧美来的游客期待着能遇到像金刚那样巨大而充满暴力的大猩猩，这在认识上与导游有很大的分歧。有的游客甚至穿着高跟鞋和短裙，为了追逐大猩猩往往要在森林里步行好几个小时，许多游客因此非常不满。来访游客的规模和活动基本不受什么限制，近百名游客同一时间去观看大猩猩的情形也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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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8-1 因生态旅游而大受欢迎的维龙加火山群的山地大猩猩
以接触野生大猩猩为目的的旅游活动，在卡胡兹以外的地方也一直在开展。邻国乌干达(维龙加火山群地跨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卢旺达三个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由德国人瓦尔特·巴乌姆嘎尔特尔在姆哈布拉山麓建起了客栈，试着投喂大猩猩以吸引游客。欧美、日本的研究者们对此纷纷响应，前来观察大猩猩。(河合，1977)但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刚果动乱以及70年代的阿明纷争，这一尝试被迫中断了。在维龙加国立公园再次开放大猩猩旅游，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967年在邻国卢旺达一侧开始作调查的美国研究者戴安·佛西的活动。
佛西在不投喂食物的情况下，让大猩猩与人类接近并建立亲密关系，甚至可以抚摸他们。(佛西，1986)这些照片和影像流传到全世界，引起了人们对维龙加地区的极大关注。于是卢旺达政府开始施加压力，要让大猩猩成为旅游资源，1980年在卢旺达一侧的萨比尼奥山开始开展大猩猩旅游。不过，研究者们和国际自然保护团体为这项旅游订立了规则，使之不仅成为一项旅游活动，而且成为旨在进行大猩猩的保护和保护教育的项目。每个大猩猩群体接待的游客数量被限制在6人，观察时间被限制在一个小时以内，并且详细地规定了观察大猩猩时的注意事项。(Butynski and Kalina，1998)这一方法在维龙加国立公园的刚果一侧(1987年)和乌干达一侧(1992年)开始进行旅游开发的时候也被沿用，使大猩猩保护以及普及保护活动随着旅游一同得到发展。国际保护团体和专家被请来指导生态旅游的开发，他们用照片和影像资料向当地人呼吁保护大猩猩的重要性。大猩猩旅游的收入在卢旺达的国家收入中名列前茅，成为国家级的项目。
三、生态旅游存在的问题
热带雨林中的生态旅游，不能驾车追寻动植物的踪迹，只能用自己的双脚步行，披荆斩棘，运用全部感官体验与动物直接接触。由于不会破坏自然，也不会威胁到动物的生存，来访的游客自律自身的行为，因此可以通过生态旅游了解动物的生存法则及其与自然的联系。
在世界遗产所在地导入生态旅游，可以向当地人普及遗产的价值以及对自然资源进行可持续利用的方法。而且，还可以扶持酒店、运输业、小商店等相关产业，增加当地的就业机会。生态旅游非常需要熟悉当地自然环境的导游，导游会向游客介绍自己家乡的自然构成，解说从自然当中学到的本民族传统知识。这些活动有利于促进传统文化的复兴，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然而，实际上生态旅游在保护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效果。这是因为保护的理念与旅游开发的理念并没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滞留型的、以体验学习为目的的生态旅游，与豪华酒店和大型巴士并不相称。于是，为了提高旅游收入，只能提高旅游费用。现在，各地的大猩猩之旅都将游客数限制在6到8人，每次的费用超过300美元。而且，为了招募能支付昂贵旅游费用的参加者，必须交由欧美有实力的旅行社来宣传和策划，也就无法扶持当地的旅游组织。当地居民也没有参加大猩猩旅游的机会，只能在毫无受益的情况下为有钱的外国人效劳。
而且，随着接待游客的大猩猩群体的增加，发生了大猩猩因为感染人类疾病而死亡的事件。(Caldecott and Miles，2005)不断有报告指出由于支气管肺炎、疥疮、印度痘等导致大猩猩死亡，也发现了据说是感染自人类和家畜的寄生虫。在加蓬共和国和刚果共和国，埃博拉出血热大流行，造成大量大猩猩死亡。
出于对这类事件的重视，大猩猩的研究者和保护团体都对在大猩猩栖息地引进新的生态旅游持否定态度。生态旅游使人口集中到原本人烟稀少的地区，增加了大猩猩和人类的接触，在增加疾病感染的同时也破坏了大猩猩的栖息地。与其在不会带来巨额收入的生态旅游上进行巨大的初期投资，还不如将资金投入到保护活动中。
四、自然保护与地域振兴
由于长期以来大猩猩之旅对地方经济振兴毫无建树，近年来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国立公园内的不法活动也开始增加。
偷猎和放牧家畜横行，甚至与前来制止的监管员之间频繁发生枪战。1985年佛西被不明身份的人杀害，研究者们也因为有关保护的问题被卷入紧张的对立关系之中。20世纪90年代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生内战，位于国境上的维龙加和卡胡兹公园成为士兵和难民们频繁往来的交战区。(Yamagiwa，2003)
出于对这种状况的担忧，在卡胡兹诞生了由当地居民组织成立的波列波列基金(波波夫)。这是为缓和国立公园和当地的对立，以当地的导游为中心成立的、围绕“大猩猩保护与地域经济振兴”的非政府组织。1992年创立之初，其目的在于让当地人经营大猩猩之旅，并将旅游收入返还当地社会。该基金还设计了观察大猩猩以外的动植物的徒步旅行线路，策划了到村寨的访问。但是，由于卢旺达纷争导致大量难民流入，内战爆发之后，游客就绝迹了。于是，为了防止公园荒废，波波夫基金就将目标转向当地的绿化和环境教育。由于不能拿到薪水，导致不少公务员先后离职，在这种情况下波波夫基金创设了环境教育班，与海外保护团体合作成立苗木中心，成为用当地人推进保护工作和教育普及的原动力。笔者也于1993年设立了波波夫日本支部，开始开展支援活动。(山极，2005)
在内战中偷猎行为剧增之际，波波夫基金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监管员被士兵们没收了枪支，无法取缔不法活动，偷猎大象和大猩猩等大型动物的活动增加了。本来就对公园不满的人，一齐闯入森林猎杀野生动物，将其作为食用肉类进行贩卖。在1998年的内战中，发生了接待游客的四个大猩猩群体被当地人袭击后几乎全部死亡的悲剧，原有的260只大猩猩数量减少了一半。波波夫基金的成员走村串寨，呼吁保护大猩猩的重要性，为防止偷猎行为作出了大量努力。一方面雇佣无职业的男子到苗木中心和民间工艺品中心工作，另一方面向从事狩猎采集业居民的妻子们提供缝纫机，教她们从事服饰加工工作。公园当局也对之前的偷猎行为不予追究处罚，奖励当地居民参与公园的经营。这些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偷猎行为不再发生，现在大猩猩的数量正在逐渐恢复。
五、结 语
波波夫的活动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与其用武力将公园包围起来，不如通过奖励人们参与公园管理，呼吁他们约束自己的偷猎和盗伐行为。显然，这样的保护工作效率更高。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是战争期间的特殊情况。不过，有一点很明显，如果只是按照欧美的理念和手法来经营保护区、实施援助政策，很难在经济欠发达的栖息地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旅游能搞活当地经济，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贫富差距，在人与人之间形成鸿沟。在合理分配旅游收入的基础上谋求地区振兴，还要寄希望于当地非政府组织的健康成长。
在卡胡兹公园，已经开始展开让当地高中生参观大猩猩的活动。在这一地区有一种习俗，作为一种古已有之的通过仪式，村里的老人会带着年满十岁的少年进入森林，教给他们自然的组成和利用自然的方法以及祖先的历史和社会规则等。今后，生态旅游会强化以本地区为主体的森林学校的功能，转变为不仅旅游者能够参与，当地的孩子们也能参与的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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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8-2 被邀请到卡胡兹观察大猩猩的当地高中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