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不仅是一位近代报纸的创办者，还是一位近代新闻理论的奠基者。与成功的办报实践相互辉映，王韬的新闻理论也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他的新闻观点和思想可以和H.拉斯韦尔、C.R.赖特、威尔伯·施拉姆拉、默顿、库尔特·勒温、怀特、保罗·拉扎斯菲尔德、马歇尔·麦克卢汉等数十年之后才出现的新闻理论大家相媲美。因此有必要在介绍他的办报实践之外，进而考察分析他的新闻理论。
 王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发表专文讨论报刊理论的“开风气之先者”。他在《循环日报》上先后发表《西国日报之盛》《倡设日报小引》《日报有裨于时政论》《论日报渐行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书日本新报后》等一系列文章，对报刊的社会地位、社会职能等问题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报刊新闻思想的先河。
 王韬认为，报纸是民情民心的一种反映手段。一个看重民心民情的社会必然要重视报纸;反过来讲，一个不重视报纸社会地位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漠视民心民情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既不符合传统的儒家圣人之治，也与现代西方政治理论背道而驰。他说：“西国最重日报，有时清议所主，足以维持大局。主笔之士，位至卿相。国家有大战事，橐笔从戎，随营记录，视其毁誉以为胜负。英美两国每日印至二十万纸，分布遐迩。”^①他建议中国统治者要向西方统治者学习，放下身段，主动让报社及其主笔参加“朝纲国政”的制定，形成国家政治由“宰臣与主笔之士”会商而后定的机制。王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不拂民心民情。
 王韬甚至把报纸的地位放在国家之上，期望实现一种报纸主导政策制定的局面。他写道：“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蓬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①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公众意见领袖”决定国家政治走向的意识已经在王韬思想中萌芽了。
 普通民众亦应重视报纸的社会地位，把它看成是可以左右国家事务的工具。王韬批判了旧日文人轻视报纸、看重仕途、以为只有后者才叫经世致用的传统观念。当保守分子质问他：日报是泰西各国的时髦货，中国自尧舜以来从未见过，你“既读圣贤书，服周孔之礼”，应该“专志于帖括，以期策名筮仕，何以志不及此，“徒日操不律，东涂西抹，傅采遗闻，不知上进，既无以鲜好名之讥，而或兼蹈位卑言高之罪也”。^②王韬回答说，儒者束发受书，固然是为了“致君泽民”，但既然不获如志，就没有必要在科举的道路上“悠悠忽忽以至日暮途穷”，变成一个皓首无成而又难以自立自养的废物。办报则可以使平生见解得以抒发，进而可影响国家政治，实现经世致用之初衷，从而不辜负“天地生我、君师成我、父母育我”之德。^③透过王韬辩证而又曲折的言词，其价值观的转变已殷然可见。在此时的王韬看来，报纸及其报人的社会地位决不在“科举”或“官”之下。
 王韬议论最多的是报纸的社会作用。他认为，报纸至少有三重作用，即“通上下”“通内外”和“辅教化之不足”。
 (一)“通上下”
 王韬认为治国犹治病，他说：“天下虽大，犹一人之身也。治天下之事，犹治人身之疾病也。善治病者，必先使一身之神气充足，血脉流通，然后沉疴可去，善治国者，必先使上下之情不形扞格，呼吁必闻，忧戚与共，然后弊无不革，利无不兴。”^④而中西政治的根本区别就是上下之情通与不通，“英国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本固邦宁，虽久不变”;^①中国却是“堂帘高深，舆论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得而叩之。虽疾痛惨怛，不得而知也;虽哀号呼吁，不得而闻也。灾欠频仍，赈施诏下，或蠲免租税，或拨帑抚恤，官府徒视为具文，吏胥又从而侵蚀，其得以实惠均沾者，十不逮一。天高听远，果孰得而告之?即使一二台谏，风闻其事，而各省督抚或徇情袒庇，回护模棱，卒至含糊了事而已。君既端拱于朝，尊无二上，而趋承之百执事出而莅民，亦无不尊，辄自以为朝廷命官，尔曹当奉令承教，一或不遵，即可置之死地，尔其奈我何?”^②那么，通与不通之间转换的枢纽何在呢?王韬指出在于办报与不办报：“日报之设创自泰西各国，固所以广见闻，通上下，俾利弊灼然无或壅蔽，实有裨于国计民生者也”;^③又说：“西国政事上行而下达，朝令而夕颁，几速如影响，而捷同桴鼓。所以然者有日报为之邮传也。”^④王韬强烈呼吁中国统治者开放言禁，允许民间自由办报和议论国家政事。他在《循环日报》上多次发表文章，明确主张各省省会均应设立报馆，开辟民风专栏，让人民发表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国家也应利用报纸把“大兴作、大政治先期告民”，使人民能够了解国家政治的运作。
 王韬断言办新报可以使统治者“知地方机宜”，他说：“雨旸之不时，盗贼之多寡，政事之利弊，民不尽报之州县，州县不尽报之上司。有新报则无不知之矣。”^⑤只要设立了新报馆，“上自朝廷之措置，下及闾阎之善恶，耳闻目见莫不兼收。其论欧洲各国也，凡夫风土人情，山川险要，政令之沿革，技艺之短长，纤悉言之，若烛照而数计;其论中国也，则四方之水旱，货物之盈虚，讼狱之是非，民情之苦乐，备书其事以动当局之听闻。其睹一善政也则忭舞，形诸笔墨，传布遐方;其或未尽善也，则陈古讽今，考镜得失，蔼然忠爱之诚，故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⑥总之，各地设立新报馆对中国来讲是“利莫大焉”。
 (二) “通内外”
 中国与世界其他民族长期的“内外不通”给近代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作用。一方面，中国人由于不了解外部世界突飞猛进的发展，盲目地以天朝上国自居，自我降低了对外来新知识、新事物的研究和学习兴趣，影响了中国古老文明的更新繁荣;另一方面，长期隔绝所形成的文化隔膜也给中西关系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造成中西之间诸多本可避免的误会、猜忌、仇恨和战争对抗。王韬看到了这两个方面的负面作用，他写道：“韬也不才，揣摩洋务已二十年，不揣谫陋，于近今中外交涉之端，微窥其利弊所在，而叹隔阂之为患大也。中外语言文字判然迥异，不能自通，而情意遂以之不孚。其国执政大臣又远隔重瀛，惟凭其使臣邮传之疏牍而已，而于我国之往来文移，应答辞命，则未之见、未之闻也。”^①他认为报纸能够破除中西之间的文化之隔，减少中外交往中的误会和仇恨。
 王韬指出，报纸首先可以将天下之大事汇于一纸，使国人改变过去那种耳塞目盲、囿于一隅的状况，因为，“地球之大，生齿繁矣，疆域广矣，其间良歹殊情，安危异势，缓急异宜，动静之微，得失之机，虽有远见者亦不能驰域外之观”，但报纸则可以“博采群言，兼收并蓄”，将“敌国之机宜，制造之工能，舟车之来往，及山川风土、祸福灾祥，无不朗若列眉”。^②国人一纸在手，便可知彼之长，明己之短，从而丢弃夜郎自大、尊己轻人思想，采取正确的态度向西方学习。
 不仅如此，报纸还可改变中国外交因内外不通而引起的动辄蒙辱局面。王韬指出，报纸将外情通之于内之后，清朝官员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昧于世界大势，办理外交时“颟顸不灵”“拘虚胶固”以致受辱。同时，报纸还可“译中事于西文”，将中情布达于外，俾西方之人了解中国。以免个别侵略狂播弄是非，颠倒黑白，借事生风，煽动反华侵华舆论。他在致江苏巡抚丁日昌的一封长信中纵论报纸在“内情外情相通”方面的作用：
 (西国)国政军情，洪纤毕载，苟得而遍览之，其情自可了如指掌。中外互市，各口大小官吏，咸当留心于西事，舍日报一途，将何以入门!则译西事为汉文日报者，所以通外情于内也。西人日报不独风行于欧土，而亦遍设于中国，其东游之商士，无不自以为洞悉中国情形，故其谈华事尤多。顾同一西人日报也，在欧洲者其言公而直，在东土者其言私而曲。夫彼非甚爱我中国，以无成见也，此非甚仇我中国，以有先入之言为主，而轻蔑疑忌之心积渐使然也。甚且交构其间，颠倒是非，迷眩其耳目，簧鼓其心志，俾中外因是失欢。然则将若何治之?曰：莫若直书中外相涉之事，自我而达之于其国中，则译华事为西文日报者，所以正内情于外也。^①
 王韬甚至提出中国应在海外设立外文报纸，从而将中国的客观真实情形公布在这些外文报纸上，以使外邦人士了解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命意所在，减少外人对中国的误会和猜忌。王韬写道：
 今西国臣之在中国也，动辄一己之见辄肆欺凌，彼国朝廷多未知也。夫中西之所以隔阂者，原以语言文字不同耳。每岁西人在中国所行之事，其有关于中外交涉或为循乎约章，显悖乎和谊者，不妨备刊日报，俾其国人见之，庶知遇事生衅者，咎不在华人而实在西人也。此所谓达内事于外也。^②
 由今之时观今之势，中国之所宜自设者，不在乎华字日报，而在乎西字日报。盖日报而系华字，而传而诵之者，只华人而已;西人则无从辨其文义也。中外交涉，于今称胜，远非昔日之比。修好睦邻之道，首在于联声气，通悃素，明事理，达情形。然此则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致，必先于平日预为之地然后可。若是者，非自设西字日报不为功。^③
 在近代中外关系上，有些“变故”的确不是中国或某一西方政府的既定政策造成的，而是一些办理外交事务的中外官员的个人因素造成的。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例，中国方面的叶铭琛不了解外情，盲目自大，刚愎自用，便与战争的爆发有相当关系;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Frederick William Bruce)有意借事生风，播弄是非，煽动英国朝野仇华好战情绪亦有关系。王韬在那个时代能够看到这一点，提出大力办报以消除中外隔阂进而消除误会、仇恨、战争，确有高瞻远瞩、独具慧眼之处。这是近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传统保守主义的主战派或爱国论者无法企及的认识境界。
 (三) “辅教化”之不足
 王韬的“教化”基本上接近于现在的“文化”概念，是一个外延和内涵都十分广泛而且模糊的特殊名词。王韬有时用它来指涉教育、教诲，有时用来指涉风俗环境、道德感染，有时又用来指涉精神的培养和提倡……似乎凡是精神层次的东西都与“教化”有关。
 王韬充分认识到“教化”这一“形而上者”对国民精神素质的重要作用，而这一作用在他看来又是与报纸的作用连在一起的。他说：“日报一道，所系岂不重哉……俾在上者知所维持，在下者知所惩创，此区区之微意也。”^①这里的“俾在上者知所维持，在下者知所惩创”即指报纸所载对上下均有劝惩教化作用，读者可从报端得到公论，知其遵守，“若夫闾阎细事，或得诸目睹，或得诸传闻，采而录之，亦足使阅者生惩动之思。”^②
 王韬对报纸教化功能的强调贯穿于他办报实践全过程。1874年办报之初，《循环日报》就在《本馆日报略论》中陈述办报宗旨之一是根据新闻现象“借彼事端发挥胸臆，以明义理之不诬，报应之不爽，俾众生感发善心，消除恶念，发幽光于潜德，开悔悟于愚民而已”。^③到了1878年办报多年之后，他依然声称报纸有此教化功能。《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一文写道：“乡里小民不知法律，子诟其父，妇谇其姑，甚或骨肉乖离，友朋相诈，诪张为幻，寡廉鲜耻。而新报得据所闻，传语遐迩，俾其知所愧悔，似亦胜于闾胥之觵挞矣。”^①
 “教化”对人的精神素质有极大的影响力，这是古代儒家思想家早已意识到的文化问题，但他们的立论根据是建立在四书五经基础上的慎独思诚哲学和修心养性的教育理论。王韬撑破传统说教的外壳，把教化概念扩展到公众舆论，竭力推重大众传播媒体对民德民智的塑造作用，标志着中国教化概念的“升级换代”。至此，近代文化概念已经呼之欲出了。
 除了对报纸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进行系统论述以外，王韬还对报纸的文字风格和编辑原则等问题进行了思考。他反对有些早期受雇于外人报纸的华人编辑“故弄玄虚”和“隐晦曲折”的文风，主张朴素的文以纪实的通俗风格，认为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反对报纸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认为“采访失实，记载多夸”是办报之大忌，有害无利，提倡报道务求翔实，“始终持之以慎”。对报社主笔和编辑等“秉笔之人”，王韬力主要“慎加遴选”，其人格高尚，刚正不阿，“高才博识”者可当其选，而“识小而遗大”或“挟私讦人，自快其忿”者，均应“摈之而不齿”。^②
 总而言之，王韬是一位走出了传统、跨进了近代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报人。在办报过程中，他创立了近代舆论意识十分强烈的新闻理论。这种理论是他变法图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文化现象。他所提出的新闻问题和理论几乎全是中国人在这一领域的第一次探索。他的新闻理论和办报思想不仅在当时意义非凡，在当下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王韬开始，中国的新闻学才算正式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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