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明史上，宗教冲突并非罕见之事，但像近代中国境内发生的这种长时间、大规模、连同胞信徒一块打的“闹教”活动恐怕是少有的。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不再效仿明末清初前辈传教士谦恭谨慎的态度和单枪匹马的传教方式，而是大张旗鼓地耀武扬威地紧跟着西方侵略军的刺刀暴力闯入中国。如上海法租界第一座天主教圣堂的奠基礼就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法军总司令孟托班的主持下进行的，孟托班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夫人还是这座教堂的“保护人”。^①这种暴力进入中国的方式本来就容易引起中国民众的反感与厌恶，而部分传教士及其教徒不仅不注意收敛，反而凭借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利用教会文化与资金后盾，在中国干预地方政治，包揽诉讼，掠夺财产，亵渎神佛，从而更激起了中国士大夫和民众的深恶痛绝。饱受患难的人们把侵略者加在他们身上的屈辱转换成复仇的怒火发泄在西方传教士身上。于是，一场又一场的“闹教”风暴席卷了中国大地。
 对于“闹教”，近代中国大多数士绅缺乏一种理性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文化本位意识和民族情感极其容易使中国文化人把这一活动当成爱国主义加以支持和歌颂。王韬对此大不以为然。他以哲人的气魄和勇敢将“闹教”置于理性的聚光灯下予以重新审视，提出了异于俗流的观点。
 王韬首先不同意民间把西方宗教贬为“邪教”、把传教士贬为“不良之徒”的俗见。早在60年代他就坦诚西方基督教自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西方传教士多为“劝人为善之人”。他的早期作品《瀛壖杂志》和《瓮牖余谈》中有这样两段文字：
 或有言耶稣并无其人，大抵由于西士之凿空无稽。是亦谬矣。夫西域远处海隅，敦庞初变，悍厉成风，而耶稣一人独能使之迁善改过，以范围而约束之。道垂于千百年，教讫于数万里。呜呼!谓非彼土之杰出者哉?^②
 (当教士初至美洲大陆时)屡以道劝化土人，土人顽硬，加以横逆……思易一法以劝化之：将土人散居各处者，驱而纳诸一省，使教士入而宣道。教士见土人之父兄习于性成，终难理喻，惟其年幼子弟习染未深，尚可化导，爰设学堂，招集顽童，教以文字，使知真理，并教以技艺。后顽童气质渐化，知识渐开，亦能建屋种田。其父兄见而悦之，亦有为其子弟所化者。至今是省土人皆化顽为良，骎骎日上。^①
 字里行间已经没有丝毫一般中国士大夫所具有的那种鄙夷不屑的口气。
 19世纪70年代以后，教案的规模和数量都有上升之势。面对教案日益频繁的现实，王韬因而更加注意对西方宗教的研究和传教士品质的思考。他曾在《循环日报》上发表题为《传教》的长篇连载文章，专门讨论传教问题。在这些文章里，他对基督教的态度，总的说来是非常理性、平和的，如在谈及西方传教士品格时写道：
 西国奉教之士，其来也由于考授，非世家子弟亦彼国俊髦，于西国书籍既通而又肄习中国之语言文字，其学问之深者，亦卓然可称为专门名家，其性情品诣有时亦复蔼然可亲，纯然有异。^②
 在另外的几篇文章里，他甚至承认西方宗教“外则与吾儒相敌，而内则隐与吾道相消息”。^③他特别提到基督教中的卜斯迭尼宗(卫斯理宗)，说它“不拜上帝、不事百神，但尽乎生人分内所当为，实事求是，以期心之所安而已”。所以“其立说合乎中国圣贤所云”，不必视之太卑。^④
 王韬对西方宗教这种理性平和态度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1893年，他担任“山长”的格致书院的一位学生在命题作文《如何整顿中国教务》一题中，这样写道：
 夫西人至中国传教者，大半游手无赖之辈，国家防其肇事，资遣他往，藉传教之名，以来中国。英国著名教士有名吧者，主大教院，而不用本教中人，谓教中人皆贼，若容之进屋内，物无不被窃者。故此等无赖，大都远出至中国。彼教谓耶稣为牧羊人，而某教士则谓其教徒为牧狼人。彼尝谓此种教士至一国必肇祸端，以狼招狼，无善处之理也。故中国办教案当持平，不当妄杀妄赔，以致民心不服也。此说得之英人某君，盖教案出时，余与之详论者也。呜呼，教士之不端可想而知矣。以不端之人与不端之人为党，故中国之无赖，藉归教为名，横行乡里，积怒成仇，卒肇大祸。推其由来，夫谁之咎? 而中国君上，岁费千百万，使西人贫者易为富，弱者易而为强，为西人计则得矣，而中之自计亦何拙也?^①
 面对该生对西方传教士的鄙夷与偏见，王韬毫不客气地在这段文字的上方加批说：“此乃中国哥老会教匪，与洋教西教不同。立言须有区别。”“此事恐不尽然。西国传教之士前来中土者，具有学识，亦由其国精选。”“吧教士之说于何见之。本当删去……以教士为不端，抑何言之过甚也。西国传教由西国资其费用，与中国何涉。岁费千百万，窃未之闻。”^②
 基于对西方宗教与传教士的基本认识，王韬认为把民教相斗的原因完全归之于西方传教士是片面和狭隘的。他说，致使“民教相涉，辄致中外龃龉”的原因有二：“一由于愚民之无知，一由于教民之有恃。”^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前者，具体表现有三：其一，中国多数士民不了解西方宗教的性质，尊己卑人，胡乱猜测西方传教士都是恶徒，专干骗诱妇女、虐杀儿童、挖睛炼银、采生制药一类的勾当，扬州、天津等教案都是由于民众误传传教士虐杀儿童引起的。其二，民众不了解西方宗教的流派区分，一旦稍有不平，辄演化为对所有西方传教士的全面宣战。焚烧屠杀，殃及无辜，“粤东兵事未兴，而佛山镇民已毁教堂两所，此皆英、美两国人所设，与法人无预，愚民何知，但抒其积愦而已”。^④其三，入教之人不了解其教义，抛却追求道德之完善的教旨，却反把入教当作欺侮同胞的护身符，横行乡间，藐视官长，甚至“动辄诋孔孟为不足师，程朱为不足道”。^⑤
 王韬进而宣称“愚民之无知”是中国传统统治者多年来虐民、愚民的结果。以第三种表现为例，如果不是清王朝失去民心，“则彼虽百方以摇之，恶得有可攻之衅哉?国之有贫民，犹家有病儿也;其有怨氓顽奴枭徒，犹家有荡子也。有病儿而不之药，有荡子而不之检，使穿窬之盗，一朝诱焉以贼其亲，咎将谁归?”^①
 王韬丝毫没有为西方侵略者开脱罪责的意思。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民众“疾憾西人，盖亦有故”。西人“自通商以来，索口岸，索酬饷，辄以兵力从事，据我名城，俘我大臣，而又连樯北上，谓将入告，以至国步多艰，所不忍言，此非薄海臣民之所共愤者耶!”传教士与西方侵略者一道进入中国，在布道活动中恣意妄行，不尊重中国的儒佛传统，遇有民教相涉之事，又从而“傲慢侈肆，借事生风”，这不免会激发中国士民对侵略者的厌恶，并将仇恨全部转移到与之接触最多的传教士身上。王韬为此提醒西方传教士要以基督的博爱精神在中国布道，他借用基督教中的一个流派“卜斯迭尼宗”的观点说：“教本所以教善也，人各有心，不能相强，而必欲尽驱之使进于天主、耶稣教之中，亦未免非恕道矣。设使一旦因教事而搆嫌启衅，俾血肉膏原野，黔黎隳涂炭，耶稣在天之灵，岂能安乎!”^②
 既然教案发生的原因是双方面的，既然儒学与基督教又有相通之处，王韬建议民教双方都不应再固执己见，逞强好斗，而应采取相互宽容态度，“勿欺勿强”，“敦睦和好”。他甚至依据大同思想期望出现一种中国之道与基督教义合二为一的局面。他写道：
 呜呼!自教术多端，同中立异，斗诤坚固，于一教中自相胡越，其有能并包殊族，泯其畛域，会其大同，此必不然之数也。故圣王在上，因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今中国各教皆备，虽其教旨各殊，而奉天治人则一也，安知昔之以远而离者，今不以近而合乎?将来必有人焉，削繁核要，除伪归真，汰华崇实，去非即是，而总其大成者。^③
 西国人无不知有天主、耶稣，遂无不知有孔子。其传天主、耶稣之道于东南者，即自传孔子之道于西北也。将见不数百年，道同而理一，而地球之人，遂可为一家。^①
 王韬的教案观的深刻之处，不在于仅仅指出了教案起因的荒诞性和区分出民教谁是谁非，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历史代价的新观念，王韬指出，外交必须讲究代价计算，所以，退一万步讲，即使教案的一切罪责全在西方侵略者和传教士身上，即使西方传教士依然我行我素，不改昔日粗鲁的布道作风，中国士民以焚烧教堂、屠戮传教士和教民及其家属的方式来处理近代中西关系也依然是“不智之举”，是徒自招损的“愚人之勇”。王韬分析说，国际交涉之道最看重的是“势”或实力。弱者与强者之间地位悬殊，弱者没有资格也不能与强者“以暴易暴”。所谓平等无欺、唯理是尚的万国公法不过是强者的工具。弱者是无力运用的。所以，中国若想不受欺侮，唯有反身自求，亟讲富强之道。“盖先尽其在我，而后人无不服。我固能操必胜之权，而立于不败之地，则人自然就我范围，而莫或敢肆。实至名归，其道然也。试观万国公法一书，乃泰西之所以联与国，结邻邦，俾众咸遵其约束者，然俄邀诸国公议行阵交战之事，而英不赴，俄卒无如之何。此盖国强则公法我得而废之，亦得而兴之;国弱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用。”^②
 王韬注意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大好发展时机。从国际上说，普、法忙于在欧洲的争夺;英、俄在中亚相互虎视眈眈;美国正把眼光盯在西部。这种局面再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不久，使得列强特别愿意在中国问题上稍作让步。英国公使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分别向本国政府建议，以比较温和的“合作政策”代替战争政策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以争取中国官民的好感，稳定住既得利益。^③从中国国内政治来讲，洋务运动已在全国各地拉开序幕。怀揣资财的买办、商人、官绅面对着工商新潮流也正跃跃欲试，投资办厂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形态。
 但是，19世纪60至7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数百起“闹教”活动却打破了这一发展的大好局面。它们一方面牵引了中国士民官绅的注意力，使其为处理善后问题疲于奔命;另一方面改变了一些西方外交官对中国的看法，以为非采用暴力高压政策不足以震慑住中国官民，维持住既得的条约权利。“天津教案”后英美抛弃阿礼国、蒲安臣倡导的“合作政策”，改派强硬派外交官来华，中国外交形势急转直下。一边是头脑简单、徒知泄愤的“蚩蚩愚民”，一边是如狼似虎、恶面相向的西方外交官;一边是民贫国穷，一边是国富兵强，中国外交焉能不受窘辱。
 “天津教案”发生前后，欧洲普法战争爆发。清朝保守派官员和地方士绅遂力主乘列强战争之际鼓励民众驱逐西方传教士。此举遭到了比较开明的洋务派大员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反对，但曾国藩等却因此备受指责，压力很大。王韬担心洋务派真的支撑不住而采取保守派的意见，当即致信丁日昌为之指点迷津。他分析说，所谓“乘势逐之”的做法是不知中外大势的糊涂之举。法国虽然遭到削弱，但西方各国在教案问题上“荣辱休戚无不相同，猝有变故，无不相卫，虽彼此之间或有隐怀嫉忌，而其外未尝不阳为协和;其内欧洲而外中国，由来已久，固非中国之所能左右之也。昔人有言，以夷攻夷，以夷间夷，以夷制夷，其策未尝不善，而断不能行之于今，苟欲以是施于中土，未有不凿枘者。何则?今昔之时不同，而中外之地殊也”。所以，办理教案仍应秉持“和为贵”的精神，“处置之间，当无偏倚，无二三，无迟吓;惩疏慢以肃官常，戮顽梗以警乱首，优恤死难者家，以示怀远。俾互市诸国，咸仰我皇度之公，而未由伺间以为难”。^①根据“天津教案”后各国军舰齐集大沽炮台联合示威的情形来看，王韬的这一见解确有明智之处。
 清朝保守派官员及封建士大夫主张支持民众打教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民心可用，民力可恃”。王韬对此进行了驳斥，他在另一封致郑玉轩观察的信中指出，所谓的民心民力是空想出来的，并没有现实的基础：“今日之民心涣散极矣，国家之安危无预草野之休戚，朝廷之荣辱无关氓庶之忧喜;一有事故，流言传说尽人人殊，而其心亦复人人不同。此民之不足恃也。”^①
 洞观天下大势的王韬对愚民闹教、打教所造成的中外对立局面一直忧心忡忡。他希望他的同胞国人能够听一听他的“自强方能御侮”的劝告。晚年他特将格致书院的学生命题作文“如何整顿中国教务”连同他的批语刊印发表，以图再次警醒国人，放弃“打教救国”幻想。无奈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教案依然连续不断，屠戮、赔款、抵命的规模愈闹愈大。1897年震惊中外的巨野教案，引发德国强占胶州湾。1900年义和团打教，引发八国联军全面侵华，攻占天津和北京。中国又为教案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王韬之后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梁启超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孙中山等继承王韬批评闹教的传统，再次上阵呐喊，进行艰苦的第二次国民启蒙。在多轮次的思想启蒙和批判之下，“闹教”才在20世纪的中国最终走向式微。王韬当年在思想领域的筚路蓝缕终获历史实践的正向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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