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本是一位饱学儒家典籍之士，三纲五常刻骨铭心。所以，他起初对农民起义有一种天生的仇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他曾作诗言志说：
男儿生不必封万户侯，死不必崇千尺丘。
但愿杀贼誓报国，上纾当宁南顾忧。③
丈夫拔剑誓杀贼，迳持寸铁奔狼群。
手枭贼头掷帐上，功成却赏名甘沦。④
在王韬的早期日记中甚至出现了“生刮”“手枭”太平军一类的歹毒字眼，如1860年3月30日日记写道：“一片佳山水，蹂躏至是，可为扼腕。愿从大侠，出箧中匕首捥其腹也。”⑤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王韬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仇恨，只不过是一种地主阶级文化人对敌对阶级武装抗争的一种阶级本能反应。他在为清廷收集情报期间广泛接触到太平天国的基层政权，并仔细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官书文件，结果发现太平天国并非他原来想象的那么十恶不赦。王韬本是清朝士绅群体的“边沿人”，从利益分配角度讲，他的祖上和他自己不仅均未食过清朝俸禄，相反却是因为清朝的建立而使昔日的王家大族“阖门遇难”，一蹶不振。他自身怀才不遇、被迫谋食西舍、“贱等舂赁”的经历更使他对既得利益者怨恨不已。随着他对“建言献策以期当道拔擢”的彻底失望，他心底原先的出自阶级本能的对农民起义的仇恨，逐渐让位于一种权衡局势、权衡得失的自觉利益选择。
太平天国攻占苏浙大片土地之后，势力出现衰而复振的局面。1860年8月19日，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指挥蔡元隆、郜永宽等部三面围攻上海，焚毁江海关，兵锋直逼英法租界。王韬从诸翟逃回上海正是由于此次太平天国东征军攻打上海、外围团练纷纷解体所致。此后，太平天国虽然因上游告急没有打下上海，但上海再也不能保持昔日之安静。区区一隅，已在太平天国的包围之中。灭顶之灾的威胁无日无之。处在这样的“危如累卵”的形势之下，王韬大有“末日来临”的感觉，他在诗歌中忧心忡忡地写道：
忧时只觉鬓毛非，厌听频年说乱离。
带甲几疑天地满，运筹谁答庙廊知。
堪嗟吴越无完卵，尚望淮徐速济师。
只是目前已难料，况能远虑计安危。①
既然自己及其祖上并未受清朝任何恩泽，既然清朝当局已是“只是目前已难料”，王韬认为他没有理由继续留在上海做大清王朝的陪葬品。于是在1861年冬天，他携其家眷逃离上海。
与一般地主、商人所不同的是，王韬没有向北逃难，而是向仍在太平天国控制之下的苏州甫里进发。对此时的王韬来说，太平天国已不像地主分子想象的或风传的那样可怕。他去过太平天国占领区，目睹过太平天国治下商业繁兴、“百货云屯”的实情，也略知太平天国尊称基督教徒为“洋兄弟”、尊称文化人为“先生”的基本政策。而与他经历相仿、1854年和他在墨海书馆一同研读过圣经的洪仁玕，此时跃升为太平天国总理朝政一事更使他产生了太平天国用人不拘一格和“需才孔亟”的印象。
① 对多次深入太平天国了解情况一事，王韬一直讳莫如深。但综合各种记载，可以确定地说，王韬不仅数次陪同外国传教士前往苏州地区考察，而且访问过太平天国首都南京。
②藏于北京图书馆的《蘅华馆日记》手稿中有如下记载：
十一年二月朔日，作金陵之游，英国牧师艾君迪谨(即艾约瑟， Joseph Edkins)招余作金陵之游，不获辞。金陵久为贼窟，丙午秋试一至，今屈指十六年矣。
③ 王韬的换帖好友、当时居住在上海的赵烈文在咸丰十一年三月初二日(1861年4月11日)的日记中也记载了此次王韬访问天京的情况。日记写道：
王兰卿来。兰卿自汉口返，言绕城外有官兵，而黄州已失，武昌方面纷纷移徙。伊去时过江宁，曾进城。城中街市繁盛，绝不盘诘。贼渠伪干王之子出见夷酋，意甚畏之云。
④ 英国在华海军司令何伯和参赞巴夏礼即为日记中所提“夷酋”。他俩奉英国特使额尔金之命于1861年3月初访问天京，与太平天国讨论太平军是否进攻上海问题。英国传教士、王韬的雇主艾约瑟和慕维廉等也搭乘何伯的军舰随访太平天国首都。王韬作为传教士的雇员自然也一道上岸活动。
① 在王韬自己印行发表的文字中，虽然没有随同传教士访问天京的记载，但我们亦能从中品读出这方面的一丝痕迹。他的《蘅华馆诗录》中有一首《从舟中望金陵诸山》这样写道：
击楫中流素志违，片帆迅挟浪花飞。
江山满目悲残劫，云雾遥天有杀机。
六代兴亡王气尽，中原战伐霸才稀。
怆怀为洒新亭泪，风景依然时事非。②
显然，此诗是王韬在南京下关的船舰上所作。作诗讲比兴，他若没有金陵之行，何来“六代兴亡王气尽”的感叹呢?
此次金陵之行，不仅使王韬看到太平天国境内的真实情况，了解到太平军的实力，而且使他获悉太平天国攻打上海的时间。何伯、巴夏礼与太平天国领导人谈判的结果，只是得到了在本年内不进攻上海和吴淞的许诺。
③因此，王韬在1861年冬杪将老母妻女匆忙送回苏州家乡。此事也反证了王韬确实去过太平天国首都天京。
为了改变受人蔑视的地位，地主阶级的下层或外层人物在农民革命时代往往有做开国元勋的欲望和举动。王韬此次举家离沪旋里，一方面是为了躲避太平天国攻打上海的兵锋，另一方面显然也有“坐山观虎斗”和“择木而栖”的考虑。他曾经为清朝当局出谋划策，甚至不惜冒险直接对抗太平军，但结果却是“忌恨猬集”。这不能不促使他考虑另辟成功之路。建立功业的欲望使他改变了忠诚的方向。兵威正盛的太平军、太平天国的基督教色彩以及王韬本人与太平天国第二号人物干王洪仁玕的相似经历和特殊关系都不断地向他昭示：“如果他投身叛乱者行列，他赢得权位和影响的机会将比他站在清王朝一边更大。”
①在“忠诚”与“前途”必须二者取其一的时候，他最后选择了后者。
王韬回里居住，自然引起清朝官员的怀疑。为了遮蔽清吏耳目，他假装奉令回籍“侦贼”“杀贼先结贼”。可是后来的事实是，“侦贼”“杀贼”未见其行，“结贼”却水到渠成。他与太平天国乡官周旋揖让，过从甚密。随后又通过他们结识太平天国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钧。1862年2月2日，王韬再也按抑不住对新政权上策图功的冲动，以“黄畹”名、“兰卿”字向刘肇钧上书一封，并请刘肇钧看后将其转呈忠王李秀成以资决策。
王韬在这封信里开宗便说，他恭呈此信是为了报答太平天国领导人的“知遇”之恩，他写道：“窃以畹承大人推毂以来，无日不以兢惕持躬，以期尚副厚望，下济穷黎为念。伏枕筹思，急于报效……今畹之老母山妻，弱息稚胤，尽已迁徙至里。从兹托庇宇下，实望栽培而嘘噢之。”
②接着，王韬从战略高度为太平天国领导人剖析了太平军攻打上海的利弊。他指出，虽然洋人自通商中土以来“欺凌我民人，藐视我儒士”，“桀骜难驯，隔阂不仁”，但它却不是太平天国的主要敌人，“与我争天下者，清也，而非英法也”。所以，太平天国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打击上游和北方的清军上面。他引经据典地说：“事固有先其所急而后其所缓者，昔曹操先并袁绍而后取刘表，以成鼎足之势;明太祖先攻陈友谅而后张士诚，遂以混一宇内。方其时，表与操势固相远。而士诚地处逼近，似宜先除，而明祖以为士诚自守庸才，不足为虑，友谅雄姿跋扈，诚恐伐张而陈蹑其后也。今洋人特知自守，决不远出一步。曾郭藩(亦曾国藩)之踞安庆，乃真心腹大患耳。夷人之性尚势而重利，趋盛而避衰。我苟姑置不问，用兵上游，一二年间荡涤腥秽，奠安区宇，削平僭伪，则洋人必稽首称臣，愿世为屏藩而罔敢二心。夫王政隆而四夷宾，大道昌而异学息。”
① 王韬主张太平天国先用兵上游，待时机成熟再取上海。他以为如果太平天国一定要攻打上海，也得遵循“舍坚而攻瑕，避锋而挫弊”的用兵之道。为此，他提出一套攻取上海的方略，即所谓：“明告而严讨之，阳舍而阴攻之，徐以图之，缓以困之。”
② 他进一步解释说，“明告之而严讨之”就是要太平天国忠王先移文于英法二邦领事，明告“两国相争例不相助”，谴责英法“前者何以袒清”。然后视洋人反应而采取行动。如果洋人果肯将清朝军队“驱而远之”，上海“全为通商境界”，则太平天国可以不烦一兵，不折一矢，“但遣一介行人通问好足矣”;如果洋人固执谬见，一味袒清护清，则“彼气已衰，我怒甚烈”，自然不难攻克。
③ 何谓“阳舍之而阴攻之”?王韬指出，英法二国刚从各地调兵遣将来沪，其气正壮，其志正盛，当此之际，太平天国应该“勿复骤犯”，而转用兵于他城他地，缓以时日，“有若舍而去之之意”，以使敌人以为太平天国慑其威而退，逐渐松懈戒备。“然后令我兵克期大集”，上海自可一战而下。
④ 王韬主张“徐以图之，缓以困之”，意即太平军用兵要统筹考虑，按部就班，步步为营：“然则尚(上)海必不可取乎?曰，非也……至于围攻尚(上)海，当先为筹及者亦有三：一曰‘结援’，二曰‘散众’，三曰‘储货’。”
⑤总之，王韬力主先将上游之地控制在手，设关征税培养元气，然后再进占上海外围之地如奉贤、南汇、淞江、川沙、金山等城，筑垒设卡，断绝交通，以使上海“百物立匮”，“民食不支”，如此“但相持数月之久，内奸必生，闽粤之民必乘机起事。强者乱而弱者死，洋人必不能禁……必舍之去矣”。
① 研究过天下相争大势和用兵之道的王韬原为清朝营垒中关键人物，常游走于清朝重臣之间，曾先后上书徐有壬、吴煦、曾国藩等清朝大吏讨论对付太平天国的战略战术。因此，相比太平天国之人，他熟知清朝官吏和清军的弱点。又因久居淞沪，与沪上中外人士周旋揖让十余年，他对上海及其周围的民情、地理和“夷情”特点了如指掌。因此，他的反戈一击的上书能够准确地击中清朝的要害。江苏巡抚薛焕在该上书曝光后“阅之大惊失色”，后怕不已。
②李鸿章在接获报告后也认为其书“颇得贼与西人交接之情，其畏慑威棱形诸意，言之表”。
③可惜太平天国进攻上海的国策已定，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钧也因戎马倥偬，未来得及将此书进呈忠王和转报太平天国中央。忠王李秀成在1862年上半年依照太平天国既定战略进攻上海，结果无功而返。翌年，英法侵略军公开丢弃“武装中立”原则，与上游调派而来的清军联合进扑苏常。太平军被迫与上游清军和下游中外混合军两线同时作战，腹背受敌，终于不支。1864年6月4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血泊中落幕。倘若当初忠王接到王韬上书并以他的“和戎策”代替太平天国进攻上海的既定政策，专意对付上游清军，太平天国的历史结局以至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结局也许大为不同。
王韬的上书一直被压在刘肇钧的军营之中。1862年4月4日(同治元年三月六日)，清朝副将熊兆周督率清军、华尔洋枪队及部分英法军队会攻上海外围七宝王家寺太平军营垒。刘部不支，仓促撤退，文书等物品未及带走。清军攻占后在搜查中发现了王韬的上书，清朝副将立即将其上呈江苏巡抚薛焕。薛焕阅后觉得事关重大，不敢延迟，星夜呈报清廷。4月25日(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七日)，清廷降下谕旨：“逆党黄畹为贼策划，欲与洋人通好，与军务殊有关系……至该逆所称派乱党与赴洋泾浜潜住，并勾结游民作内应，计殊凶狡，并著李鸿章、薛焕严密防范。黄畹是否见匿上海，或窜赴他处?著曾国藩等迅速查拿，毋任漏网。”
①清朝地方官接到谕旨后，即刻四处张网，着手捕拿王韬。
“上书案”案发之时，王韬正在甫里家中。获知遭到通缉的消息，立即潜赴昆山乡间，密而不出。昆山乡间久为太平军占领，清吏一时无从拘拿。王韬的雇主、墨海书馆主持人慕维廉得知消息后，一面通知王韬不要急于赴沪，一面与清朝苏松太道吴煦进行交涉，“查探黄畹所犯何事”，并请求吴煦保其无事。吴煦口蜜腹剑，玩弄两面手法，要慕维廉尽可放心。慕维廉害怕吴煦出尔反尔，坚持要求吴煦立一字据。吴煦亦不推托，“书给字片”，并表示“兰卿如肯仍来我处，定当妥为安置，毋恤人言”。
②但慕维廉和英国领事麦华佗(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均不相信吴煦的保证，王韬亦不敢冒险一试。商量的结果，决定王韬暂时潜回上海墨海书馆避风，视事情发展而决定行止。不料王韬行踪不密，被吴煦侦知。吴煦准备前来墨海书馆捕人。此举激怒英国领事麦华佗，认为吴煦不但欺骗了王韬，还欺骗了英国传教士，是一个反复无常、“失信无耻”的小人，遂把王韬从墨海书馆接到更加安全的英国领事馆避难。王韬从此“闭置一室，经一百三十五日”。
③ 清吏迟迟捕不到王韬，引起清廷不满。6月10日(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清廷再次发出上谕，责令李鸿章和薛焕“务即设法购拿，必将疏纵逃官各罪，一并惩处”。在清廷一再催促下，李鸿章和薛焕督促吴煦加紧与英国领事麦华佗交涉，要求交出王韬。麦华佗是王韬前雇主麦都思的儿子，与慕维廉、王韬均相熟识，不答应清吏的要求，他对吴煦“假出保片，巧用英国力量”诱捕王韬的手法憎恶至极，回复吴煦说：“吴道出保片时已知有伪禀之件，是欲将王瀚究审，因鞭长不及，设法出其保片，假言妥为位置，诱其回沪，以为拿办之地。似此阳利阴害，诡谲为谋，殊为失信无耻。”麦华佗进而强硬声称如按吴煦之意交出王韬“未免有玷本国名声”。
① 上海清吏一时无法可施，复通过清朝总理衙门直接与英国公使卜(Frederick William Bruce)。鲁斯 交涉 卜鲁斯以英国钦差大臣的名义照会清朝总理衙门说：
前于六月初五日接准贵亲王来文，内开王瀚即黄畹号兰卿，据该地方官指称为贼画策，现有通贼信据，经请上海领事官麦交出讯办，该领事未肯解送，希即照复等情……查此案上海道吴禀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虽已阅悉，惟以事中尤有要处，该道未经详细申报，贵衙门不及尽知。盖我墨海书馆除传教外仍备天文、药方各等部类之书。王瀚向在馆帮办笔墨，已照多年。近离上海回籍，本村已为贼踞之地，王瀚家眷自亦落网。……王瀚有无通贼之事，本大臣毋庸置议。惟就其伪禀一件，所谋之策，有殊觉可笑者。本大臣之见，果是王瀚亲撰之文，显系恐贼疑有异心，本人及家眷难免被害，故假为此贼同心之论，令贼改图不进攻沪，此良民在贼踞之地不肯协同，必致于死，两全之难也。
② 卜鲁斯在照会中没有直接回答王韬是否给太平军写信，只是表示对吴煦“佯言妥为安置，诱其回沪”严重不满，是一种“用其欺诈”而让英国传教士和领事官上当的丑恶之举，而王韬即使写了“通贼”信函，也有其不得已之苦衷，用不着清朝政府严加惩处。
③ 隔了十天，同治元年闰八月初一日，卜鲁斯再向清朝总理衙门加发外交照会，直接对总理衙门强硬表态：“此案本大臣不便随同助办，只缘吴道此举无非暗谋陷害，未昭公正。甚至碍于本国忠信之称。”照会甚至提醒清朝外交主管机构“英国军兵保卫上海，县城宁波及各等处亦已克服交与官兵”。
①总之，英国在华最高当局彻底而强硬地拒绝了清朝中央政府“协拿王瀚”的要求。
清朝新败不久，慑于英国公使和领事的强硬态度，未敢强行入馆捕人，但在英国领事馆外面和港口布置探哨，伺机行动。因此整整四个多月王韬未敢离开英国领事馆半步。他的老母亲在此期间连惊带吓，含悲而逝。王韬也不能亲自为她含殓送终，以致终生抱憾。
② 至1862年10月4日(同治元年闰八月十一日)，王韬在麦华佗的庇护下化装潜出，躲过了上海清吏的侦缉视线。随后乘坐怡和洋行邮船“鲁纳”号南下香港，从而最终结束了他在上海的三角之恋。急于成功而又情系三方的王韬终于未能叩开他的幸运之门。他的不幸遭遇正好应验了他的一句诗：“乱世文章空贾祸”。
③ 问题至此并没有结束。自王韬逃离上海之前一天起，终其一生，他始终对上书太平天国一事矢口否认，并声称这是当道对他的政治陷害，他在临行前给其妻兄杨醒逋写信说：
闭置一室中，一百三十五日矣，坐卧饮食之外，了无所事，俨然独居，惟与厮养相亲，即欲凭几把卷，而愁痛坌集，每不能竟数叶。此生已矣，分与世辞矣。昔中散养生，终撄祸网，平原违里，遂被谗言……天特厄之，致斯奇困，此寝寐中未及料者也。疑生投杼，冤至覆盆，不思从中之或有嫁名，反以局外者居为奇货。当路势位烜赫，固无难指龟而成鳖，淆素以讹缁，欲戮一细民，亦何求而不得。兹虽西官力为周旋，为之请于彼国驻京公使，而当事者转益其疑……呜呼!即使韬衔冤斧锧，饮恨刀锯，于正典明刑，攻城杀贼，亦何所裨，徒成杀士之名，自取忌才之实，此堪愤而又堪笑者也。
① 赴港以后，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他也不时地说及他的“冤情”，如在“与田理荃大令”一信中他写道：“不佞三吴之鄙人耳，读书有志，学剑未成。少亦尝愿投笔从戎，请缨系虏，跃马塞上，荷戈行间;徒以有老母在，未敢以身许国也。不意庚辛之间，戎马侜张，风尘
洞，江浙尽陷于贼，几无一片干净土，逃身海上，志图杀贼以自效。奇计未就，谤书已来，不得已避地粤中。”
② 上海《申报》曾公开发表王韬的长诗《题许壬瓠小象》，诗中有这样几句：
高阳酒徒不饮酒，谈兵说剑无不有。
有时白眼观人天，戴笠箕坐称诗叟。
我昔与君共读书，妄欲传名期不朽。
迄今一别二十年，面目各自惊老丑。
从前浩劫感沧桑，献策归来岁辛酉。
同仇妄拟挥天戈，志切澄清扫腥垢。
谁知一蹶困谣诼，适罹厄运遘阳九。
眼看群公衮衮多，斗大金印悬肘后。
君独萧然耽咏吟，湛卢不试空袖手。
我亦鲁连蹈海行，抗歌金石出瓮牖。
臬夔巢许自分途，钟镛已弃鸣瓦缶。
英雄失路本寻常，吾舌犹存笑指口。
庄周任人呼马牛，仲容斯世何鸡狗。③
在晚年写成的《弢园老民自传》中，他甚至说出具体细节来：
惟时贼于苏乡遍设伪官，立董事，皆土著人，暴敛横征，伪卡林立。老民固素识诸董事，密相结纳，说以反正，言曾帅善用兵，只以方剿上游，未遑兼顾。今安庆已复，援军旦夕必至，不可不自为计。因激以忠义，勉以功名，令诸董事入贼中说头目结内应，皆有成说，其黠者亦从而徘徊观望。老民密纵反间，使贼党互相猜贰，自翦羽翼，诸内应者多急欲见功，势颇可乘。而当事者遽以通贼疑老民，祸且不测，闻者气沮。
① 王韬的书信集《弢园尺牍》刊行于1876年，在上海《申报》上公开叫屈的诗歌发表在1882年，《弢园老民自传》更属晚年息影之作。其间对昔日不被人们嘉许的事实难免会进行一番修饰遮掩。对王韬来说，这是避祸消灾之举，自有其可解可谅之处。但这一否认却引发了后人对王韬到底有无上书太平天国的“马拉松争论”。
最初使这一问题浮出水面的是陈其元。他当过李鸿章的幕僚，对晚清政事多有了解。在光绪初年所著的《庸闲斋笔记》一书里，他声称曾于薛焕幕中亲见“苏州诸生王畹”上太平天国之书，“洋洋数千言”，“具陈攻取上海之策”，并说当时幸亏“贼不从其计，卒以无事”，倘若“畹献策之时，贼稍听其谋，上海一有失事，则后来爵相(指李鸿章)无驻节之所，饷源断绝，不知又多若干经营矣”。他还表示“王畹”已死于上海墨海书馆，不婴显戮，至今“三吴人有遗恨焉”。
②随后晚清及民国年间的《近世中国秘闻》(扪虱谈虎客著)、《太平天国诗文抄》(罗邕、沈祖其编)、《太平天国野史》(凌善清著)、《珊瑚集笔记》(范烟桥著)等均沿用《庸闲斋笔记》的说法，并以更加肯定的注释认定“王畹”就是王韬。
1934年北京大学教授谢兴尧将刚影印公布的故宫档案《苏福省儒士黄畹上奉天义刘肇钧禀》与《庸闲斋笔记》所记“王畹上李秀成陈攻上海策”对比考证，写出《王韬上书太平天国考》一文，肯定“黄畹”、“王畹”、王韬实为一人。谢兴尧从六个方面，即：“黄畹即王韬”、“文章相同”、“事实相合”、“文句相同”、“策计相同”、“畹得罪后之自悔”等论证了王韬的确给太平天国上过书。
③谢兴尧断言道：
按畹所上忠王书，被当时江南所传诵。及太平天国亡后，沪人尚多能言之。实则在该时太平天国之大计，殆无逾于是书所言者。尝窃怪以忠王之贤，而不能用其人从其谋。迨清军获得此函后，畹 恐得“通贼”罪名，深自洗辩，遁迹天南，更名为韬，并藉著述以文 饰。世人不察其先后历史，遂疑畹无上书太平天国事，以为或为后 之好事者所作。因畹之自传及文集，均极力诟詈太平军之行为，又 焉能为之筹谋献策?苟详考之，正为其辩护之太甚，更足征信其事 之甚真。
① 差不多同时，北京大学校长和著名学者胡适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发现了王韬笔记七册，内中夹有数页王韬《蘅华馆日记》手稿。经过细心比较，胡适认为其字迹与故宫所藏《黄畹上太平天国书》极为相近。他进而考证文字内容说：“此残存日记首行写‘蘅华馆日记甫邨里民，王瀚’，此又证原有‘王畹，字兰君’之名与字。‘畹’与‘兰君’同出于‘余既滋兰九畹’之句。他在自传中说他原名利宾，后改名瀚，字懒今。但他自讳曾名畹，又讳改兰君为懒今。今发现‘兰君’之字，更可证他名‘畹’之故了(故宫所藏‘黄畹’书尾有‘苏福省黄畹兰卿印信’钤印)。”
② 
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王韬手稿读书随记
胡适私淑弟子青年学者罗尔纲也在胡氏指导下发表了《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一文(解放后亦写过一篇新的《黄畹考》)，也认为黄畹就是王韬。罗尔纲的根据是：一，王韬在考取新阳秀才时的注册名为王利宾，字兰卿，而黄畹上书时所用的表字正是兰卿;二，黄畹的“和洋论”与王韬一生对外主和不主战观点相同;三，黄畹上书中的攻清方策与王韬呈给清吏的平贼策相同;四，黄畹自述的身世和经历与王韬的身世和经历相合;五，黄畹的文笔与王韬的文笔相同，甚至有几处辞句完全一样;六，王韬自己对“投贼”一事有所忏悔。
①罗尔纲特别强调“文笔相同”是“一条判决悬案的铁证”，他从王韬后来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具体勾出七处与黄畹上书中的文笔一致，甚至所用词句也一样。罗尔纲这样写道：
如果时代相同，处境相同，一个人的思想主张以及身世行动与他人偶有相同，不能说是绝对没有;可是一个人的思想主张无论与他人相同到怎样地步，他的文笔总不会与人一样的……同治元年以后的文句，又竟然有这样的相同，那么即使有模仿或伪造王韬的文章的人，也决不会料得到他后来的文句是个什么样子而先为铸造。我们根据这种种情形，如果这封署名为“黄畹”的文章与王韬的文章不是同出自一人的手笔，古今无此例;只有出自一人之手。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是说相同的事或类似的事，才会在无意之间写出相同的文句来。据此，我们可以得到一条不移的铁证，来证实这篇署名“黄畹”的上太平军书乃是出自王韬之手是一点疑问都没有的。
② 但是，以王韬本人文字为主要根据看待此一问题的学者不同意“王韬上书说”。30年代的吴静山在《上海研究资料》中说，“王韬未必敢冒天下的大险”去上书太平天国。
③今人吴元申和杨其民分别发表《王韬非黄畹考》与《王韬上书太平军考辨》两篇考证文章，对谢兴尧、罗尔纲的观点提出了异议，认为王韬上书一说仍然很难成立。
④然而，吴、杨两文一出，立即就有新的文章与之商榷。1988年第三期《近代史研究》和1989年第四期《社会科学辑刊》分别发表王开玺的《关于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之我见》和李景光的《关于王韬上书太平天国的几个问题》两文，对吴、杨的否定性观点予以再否定，重申谢、罗两人的“王韬上书说”。目前，还未看到对王开玺和李景光观点的挑战文章。
笔者认为，在没有发现更加具有说服力的否定性史料之前，王韬上书一事应成为定论。笔者所依据的最有力证据是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事发当年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与清朝外交主管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来往公文照会。卜鲁斯在接到清朝方面要求“协拿通贼要犯”照会后，如果有一丝证据证明王韬没有给太平天国上书的话，他在照会中是不会不说的，因为这样说可以釜底抽薪地彻底反驳上海清吏的“通贼说”。卜鲁斯在照会中只是说“王瀚有无通贼之事，本大臣毋庸置议”，换言之，他没有正面否认王韬上书的事实。他严重不满从而拒绝清方要求的三个理由是：第一，王韬上书是因为他的家庭处于“贼控地区”，为求自保，上书乃为不得已而为;第二，上海道台吴煦在掌握王韬上书事实后还向英方书给担保字条，玩弄欺骗手法，有辱英国名声;第三，清朝更换新主，大赦罪犯，谕旨和公文中原有“只将罪魁重惩，其从者皆因势迫相随，可以从宽不问”“凡有甘心投诚皆可赦罪”“各省督抚不必过事苛求，无不予以自新”的话，为什么地方官还要“好杀残虐”，使难民灰心，反坚其助贼之志?为什么英国公民的书佣王韬不可以援例获得宽恕?
①显然，这三个理由的前提也是承认了王韬上书太平天国的事实。同治元年最有希望、最有可能获得证据否认王韬上书的当事交涉者，且是占据强势地位的英国公使和领事都不敢否认的事情恐怕是最接近历史原样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