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是一个人治国家，朝野上下都深知人才是强国之本。在儒家经典著作《中庸》里就有“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古老训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也高呼“为国首以人才为重，此扼要之谈也”。^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有识之士基本上都承认人才多寡与国家兴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对人才的呼唤和关怀的热情一点也不比现代社会眼光犀利的思想家在这一方面来得逊色。所谓“民族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这一流行于当今世界的时尚口号，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哲人耳熟能详。
 王韬秉承了中国古代社会重视人才的传统，终其一生，他几乎没间断过对人才重要性的呼喊。从他所留下的文章和书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量这方面的文字。略举数例如下：
 地之兴废何常哉?系于人而已。得其人则兴，而百事以治。^①
 天下事皆在乎得人而已，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虽有良法美意，多败于奉行故事之手。^②
 国之强弱何由哉?为土地有大小欤?为士卒有多寡欤?抑为器械有利钝欤?蓄积有虚实欤?余以为皆非也，非则何由，人材之盛衰为之也。今夫工师之宫室，伐木于山，相其大小短长，度才而用之，及其功成，崇台广榭，万户千门，轮焉奂焉，莫不备极工巧，国之于人材亦然，量能而授事，度材而任职，百事由以举……亦在乎得人而任之而已。^③
 在王韬看来，国家要强大起来，必须依靠人才。人才对国家的兴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家的根本所在，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主要就是看其人才的兴废程度：人才兴旺，贫弱之国可转为富强之国;人才凋敝，贫弱之国不仅不能求强求富，富强之国亦可因此趋于贫弱和败亡，“天下之患，莫大乎浮慕富强之虚名，而根本之地未立，虽强立见其蹶耳。治国之要，曰举人才，曰固民心”^④。
 王韬虽然把中国古代社会重视人才的思想强调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在人才概念的内涵上，其人才观与旧人才观是南辕北辙的。王韬的人才观具有崭新的时代内容，属于或接近近代资产阶级思想范畴。
 首先，传统的人才观标榜“君子不器”，人才的知识结构基本上框限在大而化之的儒家学说里面。被公认的“人才”看上去无所不通，但实际上行行不通。他们似乎是一个模子倒下来的众多的砖坯，缺少个性与特长，相互间既同构又同质，单调得令人生厌。传统教育下人才的唯一出路是做“官”，所以官是传统人才的衡量标准和共通职业。甲官与乙官，不论他们属于吏、礼、兵、刑、户、工哪一部门，在传统人才观里只要被承认“有才”便可互相调来调去。王韬时常抨击的“今日治吏曹，明日治刑曹，未及熟其职事则又转而之他”的怪现象与传统人才观并无矛盾之处。至于“官”以外的其他方面的专门人才，在传统人才观里不过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与贩夫走卒相差无几的工匠或山野术士罢了，不在正规人才之列。
 王韬的人才观与上述人才观明显不同，他强调人才对民族发展的重要性是以承认人才的多样化、专门化为前提的。他认为以中国近代化为目标的富强运动是一场为了消除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的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以至政治差距的一次民族总动员。这不仅需要一个讲究办事效率、有眼光、有谋略的官僚阶层，更需要拥有不同专业知识的企业家、商人、科学家、报人、工程师、技术员、教育工作者及其他各种有“一技之长、一材之擅”的专才。他说：“才有数等，有吏才，有将才，有匠才，有出使之才，有折冲御侮之才，有明体达用之才，有应急济变之才。”^①“折冲行阵，则有将帅之才;教习火器，命中及远，则有战斗之才;统率艨艟，乘风破浪，则有驾驶之才;长于战具，巧思独绝，制胜出奇，精益求精，则有制造之才。”^②所有这些人才，虽然可能会因知识构成的限制不能成为所谓的“通才”或“君子”，但在专门领域他们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富国强兵活动助益匪浅。王韬因此呼吁社会要抛弃旧时代封建士人对人才求全责备的心态，充分考虑到人才的不同特性，区别对待，“用之必各当其才，而后才乃见”，“因才器使，靡有或遗”。
 对专门人才的关注是王韬人才观念的重心所在。他之所以孜孜不倦地长期呼吁人才之重要，其触点就是因为他对以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富强运动缺乏行家管理和操演的现状不满。他曾不无痛心地写道：
 今沿海各直省，皆设有专局，制枪炮，置机器，造火舰，遴选幼童出洋肄业。自其外观之，非不彪然其著，庞然其大，惜乎徒袭其皮毛，有其名而无其实。夫枪炮则在施放之巧，舟舰则在驾驶之能，器固不可不利，而所以用利器者，则在人也。^①
 船坚、炮利、兵足，而不得其人，则有船与无船同，有炮与无炮同，兵足与不足同……欲务海战，必求其人。^②
 今天下要务莫急于理财，诚所以培国本厚民生而立富强之基者也。顾理财尤以得人为先。当此时事日艰，强邻四逼……国家因此许民间肄习西学，仿效西法，枪炮船舰，开矿织布，咸思次第施行，而卒未全收夫实效者，何也，是岂宜于泰西而不宜于中国哉?盖中国有泰西之法，而无泰西用法之人也。^③
 显然，王韬是把人才与求强求富的工商金融、军事国防、科学教育、工程技术等实际专门活动联系在一块考虑的。强调专门人才是王韬人才观的一大特点。他认为对人才的要求不应该拘泥于传统的“通才”，在近代中国应该重视实用人才，应该培养、选拔那些有一技之长能处理各种事务的专门性人才。这表明他的人才观与传统形态提倡的“君子不器”的人才观已发生相当大的背离。
 其次，在无孔不入的儒家文化的长期辐射与影响下，传统人才观带有浓重的伦理至上的道德主义色彩，片面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和心灵至善。当然，传统人才学说中有“格物致知”一说，从表面上看它似乎绕开了道德主义这一关，走到了功利主义的边缘，但仔细品味之下，它仍然是一种“功近于虚”的冥思苦索，其目的依旧是为了修得“诚正治平”的道德正果。这与近代西方“功徵诸实”的自然科学与技术不可同日而语。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价值观上，人的道德始终是最重要的、第一位的、不可须臾离的，而智与能则是次要的、从属的、第二位的。“天下之治，系乎人臣之有德，而才不与焉”就是这种观念的典型表达。每当遇到“德”与“才”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古代哲人总是取“德”舍“才”。女子无“才”尚且可称为“德”，倘若无“德”恐怕连人也都称不上。一个能够用伦理道德修身齐家的所谓“道德之士”，在古代中国可进而治国平天下;而一个“不孝”“不悌”或“不慈”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治国平天下的。不能治平者也就是不能为“官”，从而也就永远被排斥在社会公认的“人才”之外。
 王韬的人才观虽然也有几分道德主义的回光返照，但他最看重的还是实用功利。无论是“平贼”，或是“兴利”，或是练兵，或是变法，都需要有用之才，“所以甄别人才者，直言极谏，舆图象纬，一切专求乎实用。”^①就一个人来说，其才能可能存在着与道德不相一致的情形，但这绝不应该成为拒绝承认和使用人才的借口。一个精于算学或矿学的专家，或拥有任何“一技之长、一材之擅”的人，虽然他可能在道德方面存在着某一缺陷，德行不及“君子”或“道德之士”，但这绝不能否认他的实际学问和才能有益于国计民生。因此，也就不能把他排斥在人才之外。在中国近代，既然“民富国强”是社会成员追求的最大目标，一技一材的专家便是最适用的真才。
 “以有用之心思，施之于有用之地，日事讲求富强之效”^②是王韬坚持的人才标准。他多次对封建顽固派把道德放在功利之前的论点嗤之以鼻，认为他们攻击洋务运动“侈事功、夸富强、兴管商之风”是“不知兵甲修而后道德尊，师旅雄而后礼义盛”，是“夏虫不知冰”，是杞人忧天。^③王韬对自古至今中国社会的人才状况进行了反省。他发现，在道德主义盛行的中国社会里，人才存在着一种“名”与“实”的分离。一方面，身居要职，有翰林、进士、举人等头衔者，位在人才之列，肩有治国理民的重任，但这些人除了怀抱“圣贤之典籍，上下三千年之史册”和所谓道德修养之外，别无所有。“无论于泰西之国政民情，山川风土，茫乎未有所闻，即舆图之向背，道里之远近，亦多有未明者，河漕兵刑财赋诸大端，亦问之而谢未遑焉。”^①这种人才，对国外情况一无所知，对本国的国计民生也一窍不通，“问其何以察吏，何以治民，则茫然莫对也”^②，说穿了就是一种“非治国经野之道、非强兵富民之略”的“伪才”，是一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高级游民”。对中国现代化运动来说，这种“伪才”“游民”越多，起动便越困难，发展便越缓慢。王韬因此直言不讳地呼吁将这些有害无利的“伪才”“游民”驱除尽净。另一方面，中国的工商活动所急需的拥有真才实学或怀抱一技之长者数量本来就十分有限，却还处在无职无权、被人轻视甚至连自己生活都朝不保夕的可怜位置，他们竟是空有报国之志而无报效之门。即使有一小部分人勉强挤进了某些官员的幕僚队伍，或者像王韬本人那样与统治阶层中的某些官员保持着私交，但扮演的不过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帮闲”或“伙计”角色，于大局补益甚少。王韬不无自嘲地写道：
 天下事大抵言之易，而行之难，所见能及之，而所行或不能赴之……事为创见之事，法为创行之法，而亟亟于进言者又只此草茅新进之人，即使一时能动当轴者之听，亦不过如异闻奇论，聊备一说而已，岂真欲采择而行之哉?坐令良法美意，日消磨于因循苟且之中。言之淳淳，听之藐藐，从未闻有起而整顿之也。^③
 王韬在这里似乎已经看出人才的“名实分离”是中国现代化运动始终吼声如雷而又无法实际展开的原因。
 再次，传统人才观荡漾着强烈的中国中心主义的基调，贬低排拒一切非中国的“异端”。凡是沾一点“夷”边的学问、知识、技能、人才，在传统人才观或价值观里是毫无地位可言的。买办、通事、洋商、华侨资本家等，即使学问再大、本事再多、爱国之心再诚，却也总是和“小人”“汉奸”“二臣”一类人物相差无几。郑观应、唐廷枢等一批具有一定近代工商知识和爱国思想的买办早年几乎全被当成“圣教之罪人”“国家之蠹虫”而受尽同胞的冷嘲热骂。而精通外语、知晓西学之士也绝对不能与饱读四书五经的国学之士相提并论，近代西学大家容闳、严复等幼学“旁行文”而遭乡论指责便是明证。甚至进士出身已在传统人才之列的郭嵩焘在掌握一些西学之后也被士林目为“勾通洋人”“不伦不类”的败类。王韬本人早年也拒不承认西学和西学之士应有的社会价值。他在1859年写给周弢甫的信中曾说：“西人于学有实际，天文历算，愈出愈精……察地理，辨动植，治水利，讲医学，皆务析毫芒，穷其渊际，是以有识之士乐与之游……然识者以为中外异治，民俗异宜，强弱异势，刚柔异性，溃夷夏之大防，为民心之蟊贼，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①
 思想成熟时期的王韬则突破了中国中心主义或民族本位主义的藩篱。他把人才观与改革开放思想联系起来，以世界意识和多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人才问题。他既承认中国之学、中学之才，也承认西方之学、西学之才。19世纪70年代，王韬曾多次向当权者推荐人才，西学和西学之才则是他强调的重点。1875年，他应邀向丁日昌荐举的三个人都属“西学之士”，而非“国学之士”。他的推荐信是这样写的：
 如陈蔼廷、张芝轩，皆其矫矫者也。张君明于欧洲情势，能见其大，著有驭外刍言……陈君之学，不名一家，弱冠即在英国衙署，律例尤所深知。近为西字日报，以华人而作西报，向所未有，非其西学稍有可观，西人安肯倾倒若是。伍君秩庸，不惮久远，学律英京，固一时有志之士也。^②
 王韬生平自视甚高，被他看上的人物寥寥无几，他在推荐信中用如此一赞三叹的溢美之词来推重这几个在传统人才观里不过是“以夷变夏”的“大蠹”，表明他对西学和西学人才的重视，也反映了他衡量人才的标准已摆脱中国中心主义的偏见。
 王韬有一句名言，即“东方有圣人焉，西方有圣人焉”^③。在这一前提下，王韬自然而然地把西方的有学之士也包罗在人才之列。他曾力主聘请外国人才在中国开设外语学校：“专设一馆，以西人为师，使聪明壮健之俊秀少年，日夕肄习，务期堪于其任。”^①在王韬的文章书信中，介绍、称赞西方才学之士的文字屡见不鲜。从历史上的哥伦布、培根(Francis Bacon)、侯失勒(Frederick William Herschel)到现实交际中的傅兰雅(John Fryer)、伟烈亚力、合信，都是他赞美过的才识过人之士。他曾写道：“西学大昌，巵言日出，如伟烈亚力之天学，艾约瑟之重学，丁韪良之律学、格致学，合信氏之医学，玛高温之电器学，标新竞异，几于美不胜收。”^②王韬甚至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急需大批实学人才，中国在国内人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不妨采取“取材于各国以为我用”的方针。他在《代上黎召民观察》一信中明确指出，中国现代化不学西法、不聘西方人才指教或暂时管理，断难奏功。^③把传统士大夫视西学和西学之人为“不若我甚”的观点颠倒到它的对立面——非西学和西学之人“不足为功”，标志着王韬多元主义人才观的最终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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