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口通商”后的上海是中西两大文明板块撞击的热点，也是大清王朝行政权力失落的特殊空间。这里聚集着许多中国落魄文人。这些落魄文人或为科举考试的失败者，或为官场角逐的失意人。与封建社会权力的掌控者与拥有者不同，这些落魄文人在传统封建社会的文化与政治结构里本来就是处在最外沿的“离子”。当中西方两大文明板块相遭遇的时候，他们更易在外力的撞击下脱离原来的结构而成为游弋于两大文明板块之间的“中间人”或“孤独的陌生人”。美国中国近代史专家柯文(Paul A. Cohen)在他的著作《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对这一群“中间人”有过精辟描述，他说：“他们大多都是儒家经典训练出来的文人，且往往具有秀才一类的头衔。西方人提供的新的就业机会把他们吸引到上海。不落俗套，行为怪癖而又不乏才华是他们的个性特征。他们的诞生象征着近代中国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口岸知识分子(Treaty Port Intellectual)的出现，他们在中国人世界的边缘地带生存，其工作在初期似乎与中国历史的主流相脱离，但在未来的中国历史上，他们日益显示其重要性。”①
“逃儒逃墨难逃世”。飞离出去的“离子”并没有就此找到一个无忧无虑的世外桃源和可以安身立命的文化哲学，个人的不幸、民族国家的耻辱、东西文化认同的困惑，使他们饱受精神与心灵的折磨。抑郁孤独而又牢骚满腹，愤世嫉俗而又放荡不羁，“蔑夷”而又“慑于夷”成了他们的群体性格。这是一群离开传统堤岸跳入陌生海洋而又一时没有找到彼岸依归的“畸零人”。
在这些“畸零人”中，王韬是不幸最多、忧愁最深的一位。其经历之惨，精神负担之重，几乎使上海时期的王韬“无复有生人之乐”。
(一)家庭多变故
相较甫里乡间设垫课徒收入，王韬从麦都思那里得到的薪酬还算丰厚，可以“岁得二百金”。②王韬打算以此所得，从此使全家摆脱生活困厄。孰料事与愿违，1850年妻子杨梦蘅到沪未及半载，便“久劳患病”，“遽遭惨变”，不治去世。王韬与杨氏结婚仅仅三年，且离别多于相聚，迁沪后伉俪之情犹如新婚，突遇此变，顿感天昏地暗，痛不欲生。他写诗自咏道：
偕隐难期白首归，长离早把青鸾跨。
院落天风响佩环，人海茫茫永不还。
银烛窗前明昔昔，旧衣架上黯斑斑。
残灯孤馆真凄怆，回廊独立悄无语。
最怜孤鸟不成鸣，底事宵长未肯曙。
凄凉无计作悲歌，零落天涯怨更多。①
妻子病故后，王韬为稍减失妻之痛，复因“顾思白头母，忧子心慆慆，更怜小弱弟，久已诗书抛”，便将家中老母与小弟一起接到上海同住。王韬每日辛苦劳作，“奉高堂，教弱弟”，指望家庭从此太平过活，小弟早日成人。可接下来的打击让王韬更加失望。弟弟王谘卿来沪后不思进取，常与游手好闲之徒混在一块，并且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整日醉生梦死，不事读书。王韬被他弄得钱囊拮据，伤透脑筋。在一封致杨醒逋的信里王韬无可奈何地表示：“舍弟谘卿，供养烟云，已成痼癖，迩来为之赁屋一椽，聚徒三五，聊以收其放心，然犹且典研鬻书，以供片芥，劝之不可，徒唤奈何。”
②后来，王韬花尽积蓄，“心力耗瘁”地为他娶了夏氏作媳妇，以期能对他有所匡正。不料王谘卿的烟瘾愈发不可收拾，“呼吸烟霞”，“迷津难返”，未三载也溘然逝去。
如果说家人一连串的去世所带来的悲哀使王韬长年累月“如坐愁城”;那么“无后”的忧虑便在这座愁城之上又加上了一层沉重的精神黑网。王韬本来有兄弟五人，但三个哥哥均于幼年夭折，只剩他与吸烟成瘾的弟弟谘卿活至成年。王韬生有二女，次女且“生不能言”;王谘卿虽生有三子，但无一成活。从传统意义上讲，王家血脉香火自此而断。一位思想开放的现代知识分子或许对此“衰宗”局面不以为意，但对还未走出传统，传宗接代和重男轻女观念仍然十分强烈的王韬来讲，则仿佛是人生最大的磨难，是命运对他最大的惩罚，毕竟“百善孝为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经常用传统的儒家伦理来谴责自己，闭门枯坐思过，同时抱怨命运的不公，凄凄惨惨，哀哀怨怨。在《哭舍弟谘卿》一诗中他这样叹息道：
痛杀北堂母，同谁奉甘旨。三兄殇可嗟，一个弱如此。
衰宗安得振，时陨滂沱涕。只鸿迷所向，此痛何时止。③
“无后”与“不孝”的刻骨之痛一直折磨着王韬，直到后来亡命香港，他还在为亲人接二连三的谢世和王氏家庭的断后状况耿耿于怀。一封写于逃亡香港一年之后的信这样写道：
懒叟所虑者，尤在嗣续，已逾潘岳之年，将逼商瞿之岁，膝下萧然，顾对谁供。我家七叶相传，二百三十七年，仅存三男子。从侄二人，长者清狂不慧，次者荡越绳检，不可教训，世乱家贫，年壮无室，我之所遇则又如此。呜呼，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弗可冀也已。
① 甚至在他实现了思想的转变，成为一位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新闻人之后，他还不能以平静的心态来看待“无后”一事。一封写于1881年前后的信函这样说：
言念吾宗，伤心欲绝，悠悠苍天，曷此其极。王氏一支，自明崇祯至此，七叶单传，今殆绝矣。岂刑官之后，遂至不祀，而若敖之鬼，长此终馁矣。宁不痛哉!宁不哀哉!
② 不到椎心泣血，哀痛至极，没有人会怀疑自己的祖上是“刑官”!王韬被王家“衰宗”一事纠结得几乎崩溃。
(二)正统华夷观与现实选择的矛盾 封建时代中国的知识界被包裹在“严夷夏之大防”的封闭甲壳里，其成员几乎拥有共同的“华尊夷卑”价值观和世界观。未出甫里时的王韬也是一位十足的“华尊夷卑论”的维护者。
有一件小事典型地反映了王韬的这种文化价值观。大略在1848年前后，王韬的一位朋友因家庭陷入困境被迫前往上海洋人处做事。王韬获知此事后，立即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长信给这位朋友，劝他不要因为一时“身处涸辙”而失去儒者之节，卖身事夷。他写道：
儒者立节，不必鸣高，君子持躬，务期绝俗，经权常变，惟所用焉，而独至处身则断不可不谨……夷人自议款通商以来，包藏祸心，非伊朝夕，足下其巢幕之燕乎?……春秋责备贤者于失身尤为重。仆于酒酣耳热之后，能不为足下击碎唾壶，感愤泣下哉!然裹足不入者，保身之哲也，决心舍去者，果断之士也;事机犹可转圜，昔非何必今不是，翩然辞去，鼓棹而西，弹长铗以归来，谢知音与海上，尚不失为佳士耳。若复羁栖异地，沦落青衿，以垂暮之年，蹈不测之域，不独知者为之兴叹，即己之心何以安?
① 骂得大义凛然，痛快淋漓，字里行间饱蘸着对西方“夷人”及与之共事的“士林败类”的鄙夷不屑之情，清晰地透显出王韬此时的文化价值观。
19世纪中叶时代的变化和家庭的变故也把王韬本人抛到了上海这个所谓的“腥膻之地”。在与西方人士的接触之中，他逐渐体察到西方文明和西方人士的优异之处，思想开始悄然发生变化。他在日记中就曾多次赞赏合信、麦都思、伟烈亚力等西人聪明好学以及对他的生活关照。
但是，王韬仍没有与旧时代和旧意识决裂。封建传统文化早年所赋予他的文化价值观依然牢固地存留下来。尽管后来王韬成名后曾说他在上海时与外人“雅称契合，如石投水，八年间若一日”，上海时期，特别是1859年以前的王韬仍然是一个“华尊夷卑论”的笃信者。他的思想变化远远落在他的生活变化之后。与西方人士朝夕相处被他看成是“日与异类为伍”，是“耻莫大焉”“害莫大焉”。一封写于1858年的致舅舅朱雪泉的信这样写道：
自来海上，绵历岁序……托迹侏
，薰莸殊臭。传曰：“非我族 类，其心必异”。饮食耆欲，固不相通，动作语言，尤所当慎……名 为秉笔，实供指挥，支离曲学，非特覆瓿糊窗，直可投之溷厕……此 邦氛浊之场，肩毂摩击，腥膻萃附，鸦雀之声，喧訇通衢，金银之气， 熏灼白日。聆于耳者，异方之乐，接于目者，犹杂之形。
② 这里没有一丝“雅称契合”之意，而传统士人那种“华尊夷卑”的潜意识却暴露无遗。在另一封致密友的信中，他以更直接明了的语言谈论“夷性乖张”和“夷夏大防”。此信在引述了《左传》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陈词滥调后指出，西人“隆准深目，思深而虑远，其性外刚狠而内阴鸷”，因此，宜严加防范。即使不能将其驱逐，至少也得“格绝中外”。王韬断言，“中国英俊士子”不顾“中外异治”，尊西人为“西儒”，“乐与之游”，将会“溃夷夏之大防，为民心之蟊贼，其害有不可胜言”，长此以往，“华风势将浸成夷俗，名教大坏”。
① 在王韬心目中，夷人夷俗是如此的可鄙可恶且可惧，而作为“华人”的他又不得不为了向其学习和谋求生计与其周旋，王韬确实陷入了痛苦的精神炼狱。在他与传教士一块工作了一天之后，他常常独伴孤灯，以负罪的心情审视自己的行为，谴责自己“逐臭海滨”，“败坏名教”，后悔自己饥不择食，“误陷腥坛”。
②从赴沪之初直到1859年左右，他的这种惜也痛哉的对自我丢失的忏悔，充满了他的书信和日记。1850年秋，他在给弟弟王谘卿的信中自责并责人地写道：
我自去岁杪秋至此，今已又及秋矣，时物一周，不禁触目生感。呜呼，人生如白驹过隙，诚不知老之将至。贫贱何足耻，富贵不可求，但当安吾贞守吾素而已，今人得温饱便不识名节为何物，可嗤可惜，我今亦蹈此辙，能不令人訾我短耶?
③ 此后，在给舅舅的信中又不无后悔地表示：“使当日者却三聘之金，以为污我，严一介之意，不妄干人，鸡林之使，摽诸门外，乌泾之行，绝诸意中，决然辞谢，舍之他图……上可以博功名，下可以垂著述，计不出此，悔焉已晚。”
④ 1859年3月的一天，王韬的朋友管小异来拜访王韬，言及他拒绝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聘修《旧约》一事。管小异在向王韬表白拒绝助译的理由时说：“吾人既入孔门，既不能希圣希贤，造于绝学，又不能攘斥异端，辅翼名教，而岂可亲执笔墨，作不根之论，著悖理之书，随其流，扬其波哉?”
①王韬听后汗颜涔涔，自愧弗如。他在当日的日记里写道：
噫!闻小异言，窃自叹矣。当余初至时，曾无一人剖析义利，以决去留，徒以全家衣食为忧，此足一失，后悔莫追。苟能辨其大闲，虽饿死牖下，亦不往矣。虽然，已往者不可挽，未来者犹可致，以后余将作归计矣。
② 正统的华夷观与现实生活选择的矛盾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复因亲朋好友的不理解而加剧。王韬赴沪后，许多朋友“以此为获罪名教，有玷清操，或则肆其妄谈，甚者加以丑诋”，还有的与他割席绝交。
③这种外在的压力使王韬内心时时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惶恐不安。他无数次地苦苦挣扎，试图找到一条能够“洁身自好”的生活道路，但最后都没能实现。他曾以沉痛而又无可奈何的语气写道：“呜呼，留则百喙莫辩，归则半顷未置。名誉不立，谁停侯芭之车，汲引无闻，孰赁伯通之庑。左右都非，进退维谷，坐是忽忽若忘，懵懵不乐。”
④ (三)事业的困顿 王韬每年“卖文所入”约有二百金，这在甫里乡间或可足够一家人温饱，但在奢侈成风的上海，以此作为整个家庭的生活之资则难免捉襟见肘。王韬居沪初期要担负六口之家的生活费用。1857年以后，因续娶继室林氏和弟弟王利贞娶妻生子，他一人竟有“八口之累”。
⑤于是“以布衾质钱、金钗贳酒”一类等米下锅的事屡有发生。王韬此一时期留下的书信及日记中有大量这方面的记载，略举数例，以见其贫困之一斑：
岁暮囊空，百费猬集，徒张空拳，辄唤奈何，以诸窘迫状，真阎浮提中苦恼众生也。
① 授书西舍，绝无善状，局促如辕下驹;笔耕所入，未敷所出，平仲之书，渐以易米，蔡泽之釜，时复生尘，倘非知我者，必以此言为河汉也。
② 度岁之资，尚无所措，乃作札致恂如假得数金，粗能过去，摒挡店逋，为之一清，从此安稳清眠。即有剥啄双扉，亦不疑为索债来者。
③ 为了全家生存，竟然把以前视若珍宝的典籍当了换米，还觍着脸向戚友们告贷，即便如此，还时常无米为继，锅碗生尘，更有讨债者不时堵门索债，弄得全家草木皆兵，不敢迎客，鸟啄户门，便以为讨债者复来。这样的日子让王韬心绪不宁，昼夜难安。
面对如此窘境，埋藏在王韬心底的功名心又悄然复苏。他在“寄周丈侣梅”的信中承认说：“遁迹海滨，真如匏系驽骀下才，无志腾骧，只增伏枥之悲耳，桐叶已落，槐花正黄，见人家泥金遍贴，功名之念未尝不稍动于中。酒酣耳热时，复潸焉自讪。同学少年，亦多不贱，彼此相形，益觉泪下。羁縻于此，势非得已……安能郁郁久居此哉?”
④ 1856年，他竟然在丢弃八股帖括十年之后重操阿婆生计，到昆山参加科举岁考。如此仓促上阵的结果，自然是一入号房便不知所云，枯坐了几个时辰，败兴而去。
王韬还未死心。1858年11月9日，他在30岁生日这一天的日记中还在念叨“壮志未酬”的苦衷。他自我解嘲地说：“堕地以来，寒暑三十易。精神渐耗，志气渐颓，而学问无所成，事业无所就。徒跼天蹐地于西人之舍，仰其鼻息，真堪愧死。思之可为一大哭。”
⑤由于思之过多，虑之过切，连做梦他都想着金榜题名的事发生。就在30岁生日前几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三更得一梦，甚奇。梦予生前系姓贾，亦士人，筑屋西泠桥畔。娶妻美而慧，能歌咏，伉俪甚相得。后妻卒再娶，容亦丽而才不逮，因此郁郁寡欢，诣云栖大师处祈梦，以卜终身。梦云栖授以一钱，上镌“云阶万里”四字。贾受钱而寤，旋应省试获第，予醒后，历历不忘，心甚异之，不知何解也。
① 强烈的功名欲促使他于1859年又参加了一次考试。王韬这次考试的结果更加糟糕。从他考试期间的日记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
十有八日己未(3月22日)是日，考生员经古第一场，寅初即起，至辕门袛候，顾点名甚晚，已东方日出矣。辰正，有题《五经庶几才赋》，以“讲论五经庶几之才”为韵;诗题《君子养源》，得“源”字七排一首……予在场中，未知底细，迅笔直书，午后始出。
② 二十三日甲子(3月27日)晴。是日，考昆、新、太属七学，点名殊早。卯刻有题。昆新题《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太属题《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经题《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诗题《岭上晴云披絮帽》，得“云”字，系苏东坡诗。予草草毕事而出。
③ 醒逋、恂如、康甫约作登山之游，予欣然重往，连袂出行。……茶寮四壁，疥诗几满，而可诵者略有数首，雒诵久之，吟思忽发，乃与庙祝借笔题一诗其上云：“头颅三十不成名，竿木逢场悔此行。”
④ 失败后自悔自嘲，并不意味着王韬从此不再期冀通过科举摆脱困境。实际上，他的功名心依然有“嘘而复燃”的可能性，如果他对帖括之术稍有把握，他一定还会再参加这样的考试。就在他岁考失败后两个月，他的一个朋友来书劝他参加江苏省借浙江省考场举行的秋闱，他不无遗憾地说：“邱伯深寄书至，劝予秋闱必去，以酬先人未竟之志。其意良厚。奈予于帖括一道，束诸高阁已十余年矣，今复欲执笔为此，断不能如时世妆之争妍取怜也，因此功名之心益灰。虽有名师益友，亦不能鞭策，念及辄自悔自憾也。”
①依依不舍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态跃然纸上。
② 家庭变故，正统华夷观与现实生活选择的矛盾以及事业的困顿，使王韬陷入了精神的苦闷。他在书信中叹息说：
阮籍不名一钱，仍嗟垂囊，刘备空绕三匝，犹欲觅枝。所谓耕三于一，损益积赢，为他日退步者，仅成虚愿耳。兼之舍弟读书未就，学贾不能，呼吸烟霞，已成痼癖，迷津难返，凡百堪忧。埙箎乏迭唱之欢，手足无交推之雅，三十之年又艰举子，无以遂老亲含饴之弄，退处闺闼，左顾鲜愉。命也何如，要难相强，境遇之厄塞既如彼，家门之所值又如此，人生乐趣，泯然尽矣。
③ 坐此贫困，已累岁年，少囿一里，未邀乡曲之知，长游四方，罕识诸侯之面，加以文章憎命，科第无名，今兹秋赋，欲往未果，将为仕耶，则不能随行逐队，学南郭之滥吹，将欲隐耶，则又为问舍求田，被北上所腾笑，穷通皆失，左右都非，吁其悲矣，心滋戚矣。
④ 悲之大，愁之深，心理失衡之严重，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王韬需要找到一条排解愁郁的渠道。他找到了“醇酒妇人”。上海时期王韬生活之放荡，行为之怪异，几乎到了半疯狂的程度。他在居沪期间的日记里留下了大量“酒垆豪饮”和“勾栏访艳”的记录，如1855年8月29日他在日记里记述：“汤鸿山来舍，同至茗楼小啜，话刺刺不休。薄暮往潘氏小筑，与研耕剧谈，一榻一灯，淡然相对，亦有静中趣。继留饭，所煮菽乳一瓯，觉别有风味。酒亦清圣，非复前日之劣品。饭后，吸片芥一管，则肺腑通灵。”
① 1858年3月7日至10日的日记里有：“午后会祝翁斋招饮，同席邵子馨名珪，吴门人，唤歌者侑酒。明珠、素云两校书，颇艳丽。翠怀殷勤，捧杯相劝，为之罄三大酹……酒后亦乞诗相赠，为作七律五章，并撰楹联云：‘明眸皓齿清如玉，珠箔银屏望若仙’。是夕，下榻祝翁斋中，剪灯剧话，殊有友朋之乐。梁阆斋来，同遄勾栏访艳。见有小憨校书，颇可人意。顾年才十四，尚未梳拢，而一种娇憨之态，真觉我见犹怜也。”
②1859年5月8日，即上述拒绝好友邱伯深劝他参加当年秋闱的次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得遇梁阆斋，拉至酒垆小饮……酒罢，往小室中吸片芥，得见楼头丽人，静观久之，可以消烦释闷。天涯芳草何处无?”醇酒、妇人，加上鸦片麻醉品，相关的类似记录几乎无日无之。
③ 放浪的生活损坏了王韬的健康。王韬在上海的13年正当他生命中的20岁到30多岁的黄金年华，但从其身体状况看，他显然已经未老先衰，百病缠身。王韬患有“酸齿”“咯血症”“肝气不畅”“烂脚”等多种疾病，外表“虽二毛未见，而引镜自照，精不泽肤，气不充骨，销铄之验，殆已见端”，
④体态过早发福，被上海滩上的朋友戏称为“吴门王胖”。至35岁时，便已经“目盹齿腐，面皱发稀”。
⑤这哪里像是一位三十多岁的青年人，分明是一位老态龙钟的病叟。
王韬狂放不羁的间接后果是“开罪士林”。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战争同时并发的国难当头之际，王韬每每衣衫不整，“佯狂乎市廛之上，溷辱于沽屠之间”，或聚友于酒楼妓寮轰饮达旦，抵掌雄谈，声惊四座。这些难免引起士林的谴责，指其为狂生。王韬对此虽不介意，但这的确是后来他不被某些当权者所重用的原因之一。
王韬曾在一首诗中咏叹：“遭乱离忧百事灰，生平怀抱几时开，万言羞学纵横术，四海谁知经济才?兄弟朋友皆至性，妇人醇酒有奇哀。”
⑥社会制造了他的不幸，酿成了他的苦恼、忧愁和悲哀，可又没有为他提供任何合情合理的可资寄托的支点或可供宣泄的渠道。他只能以他特有的自我放纵的方式来平衡心灵的倾斜。从王韬的非理性的近于自虐的“放浪形骸”，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荒唐的病态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