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社会认识世界往往偏重于自然直观。中国古代思想家在观察寒来暑往、云腾致雨、露结为霜等自然现象的基础上，反思出“天道循环，往复不息;大道无言，其行且坚”的历史演变规律，即循环历史观。他们视历史的演变和走向是一个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圆环，认为天下万事万物都是盛衰相依的处于圆环某一变化着的位置上，都是“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其间关于变化的思想异常丰富、层出不穷，但历史进化和历史进步的概念实属少见。实际上，古代思想家既然把遥远的人类之初或“三代”确定为理想社会的起点，那么人类社会的“变”也就只能是“越变越坏”。
 古代循环史观的奠基之作是《易经》，《易经》中有“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盛衰相继”“刚柔相克”等天道循环概念。宋儒邵雍对《易经》循环观念加以发挥，他依据有秩序的时间变化概念，以一年里年、月、日、时四种数字为基数创立了“运会说”。这种“运会说”假定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世、运、会、元之间推衍运作，交替循环，从而构成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②
 王韬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和其他传统经典，受传统思想影响极深，其中就包括古代循环历史观。即使曾经“佣书西舍”和“游历欧洲”，他也不可能和这种思想彻底分离。在他的文章中有大量的这一方面的内容。略举数例如下：
 闲尝笑邵康节(即邵雍)元会运数之说为诬诞，今而知地球之永，大抵不过一万二千年而已。始辟之一千年，为天地人自无而有之天下;将坏之一千年，为天地人自有而无之天下;其所谓世界者，约略不过万年，前五千年为诸国分建之天下，后五千年为诸国联合之天下。盖不如此，则世变不极，地球不毁，人类不亡。我故曰：善变者，天心也。^①
 未有物极而不反者也。呜呼!不以大德宰之，元气安能久长也哉。曩者欧洲诸邦，两国用兵，仅以万计，国中兵额亦仅数万，后则出师渐至数万，额兵渐至数十万，然拿破仑之战称为古今所仅见者，诸国之兵亦只有十五六万而已，以视今日，殆不及十之一也。故以今日大势揆之，人但见其事事讲求，物物精审，似若雄视一切，不可限量，而不知智巧愈极，机诈愈深，情伪相感，利害相攻，祸患之来，气机已召，人皆谓其强之至者，吾正谓其衰始;即彼自以为远胜于古者，而残杀之惨，吾正谓其远不古若，盖徒讲武备，尚兵力，刻鸷奋厉，以相倾轧而慑制，则必有一蹶者矣……天道循环断不或爽。^②
 然而，细心研究王韬的“循环说”或“运会说”便可发现，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带有强烈的宿命论色彩的历史哲学了。王韬扬弃了传统循环说保守的宿命论内核，而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
 首先，王韬循环说的重点是“变”，而非注定的未来结果。他宣称“天道循环、运会迭乘”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属性，是一种永恒的存在，“一变之道盖有不得不然者焉”，任何人都无法阻挡它的发生。因此，所谓“循环”一词，不过是被王韬借来强调顺应历史潮流而变法图强的古老哲学语言而已。他曾经这样写道：
 然而强弱之势已形见者，何哉?则时为之也，有心人旷观往古，静验来今，而知天道与时消息，人事与时变通……由是观之，方张之机不可遏，始厉之锋不可撄，明者、智者知其然矣。然则何以待之?曰：莫如师其所长。盖天道变于上，则人事不得不变于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①
 值得注意的是，他还特别对封建顽固派利用古老的“循环说”主张静守天道，反对变革的一孔之见进行了批判。他指出，这些人机械地理解强弱变化之道，盲目地根据中国古代夷狄一入中国就“渐至萎靡不振”的历史“故事”，大喊大嚷“至弱驭至强，至柔服至刚，道之至也，何必用彼以变我”，是“未明天道之所当然，人事之所以然也”。他说，柔克刚、弱克强是通过主体的“善变”实现的，而不是静坐等来的，“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无他，在一变而已”。^②从王韬的这些言论可以明显地看出，王韬的思考中心，他的真正命意所在，不是“天道”本身，而是变法图强。
 其次，王韬的循环说尤其注重“人”的作用。传统的循环观把世界格局或历史发展看成是上天注定的和不可更改的;它把天道、天命放在十分崇高而又神秘莫测的地位，不相信人可以把握它、利用它、改变它，以为人在天道推移的过程中不过是听天由命的陪衬物而已。这无疑等于取消了社会主体影响历史进程的活动空间。王韬的循环说与此不同，它高扬人的力量和精神，宣称人在历史发展变化过程中可以把握“运会”、左右历史的发展样态。他曾在牛津大学演讲说：“泰西人士论道必溯原于天，然传之者，必归本于人，非先尽乎人事，亦不能求天降福，是则仍系乎人而已。”^③
 在王韬的循环观中，“天”或“天命”是对应着“人”或“人事”而言的，在论及“天”与“人”关系时，他认为“盖人心之所向即天理之所示”，“惟智者能以人事度天心”^④，“天道”即“人道”，“天心”为“人心”。换句话说，天道最终如何推演，关键在人如何体悟、如何响应、如何作用。他曾这样写道：
 国家之兴，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是不徒在土宇之广，甲兵之强，士民之众也，在乎得人而已。昔者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夏少康以一成一旅之师，朝诸侯而有天下;秦始则以关中一隅之地而灭六国……普之于法，其始大小迥不相侔。普中欧洲而立国，西有法而东有俄，皆强邻也;曩者为法所制，几于一步不可复西。一旦发奋为雄，摧陷剔攘，飚驰电扫，鸿功骏烈，前无往古，后无来今。呜呼!岂不伟哉……而揆其所以致此者，则由乎有俾思麦以为之相，世子郡王以为之将，毛奇以为之谋主，乐尚书以为之转运，士颠密士、福坚士、田蛮雕、飞窝得以为之折冲行阵……臣民勠力，士卒效命，以兴此小邦普。呜呼!谓非得人之效哉?是故，有国家者得人则兴，失人则亡，得人则弱可以为强，小可以为大。^①
 王韬对普法战争胜负原因的分析典型地反映了他的循环说所强调的重点。他认为“人事”决定了普法战争的结果，法国的失败不是由于天命注定，而是由于人谋不臧，“未可遂以天命而自诿也”^②，而普鲁士的胜利则在于“左右辅弼落心膂，前后驱使如指臂，臣民勠力，士卒效命”的人谋。他甚至在有关评论中说出人事亦天道的话，他说：“人才关于国运岂偶然哉，普王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用能激发义愤，恢复旧业，斯亦天道循环、理无或爽也”。^③显然，在王韬的循环观里，天命、天道都变成了人事可以左右的“从动者”;天道循环变成了人事的循环;人的努力变成了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关键力量。邵雍的命定运会说已经被王韬改造成具有进化论因素的新循环说。
 第三，王韬从来不受“循环”一词本身的束缚，而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随机“活用”。当他站在被欺侮的弱国立场上谴责强国暴力侵略的时候，他这样写道：
 盛极而衰，此其变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魄，此理之常，法奈何不悟哉!……法通中国已三百余年，于泰西诸国为独先，名流硕彦接踵东来，无非借天算格致以阴行其主教……流弊至今，亦缓通商而急传教，中外龃龉之端率由此起……法不自知而尚欲强行之于人国，不亦傎乎!^①
 恃强以凌弱，虽事有不同，时有久暂，而其卒底于灭亡者固亘古如一辙也。^②
 当他面对国人自强信心不足的问题时，他的循环说似乎稍有调整。他写道：
 中国有时而弱，然弱亦足久存，中国未常无衰，然衰要有终极……一旦圣君应运而兴，贤臣相辅为理，励精图治，上邀天眷，下顺舆情，刚强者亦将失其强，而尊卑以明矣。势无陂而不平，道无往而不复，观诸上古之迹，验诸近今之事，当不河汉乎斯言。^③
 而当他批判保守分子冥顽不灵、呼吁实行改革的时候，他又改变强调重点，写出下面这样的话：
 天心变则人事不得不变，读《明夷待访录》一书，古人若先有以见及之者。穷则变，变则通，自强之道在是，非胥中国而夷狄之也。统地球之南朔东西将合而为一，然后世变至此乃极。吾恐不待百年，轮车铁路将遍中国，枪炮舟车互相制造，轮机器物视为常技，而后吾言乃验。呜呼，此虽非中国之福，而中国必自此而强，足与诸西国抗……所望豪杰之士及早而自握此一变之道也。^④
 如果说第一段文字是用循环说道出了民族主义内容的话，那么第二段文字反映了乐观主义，第三段文字则引出了进化论的内核。指涉不同的三段文字共处于王韬著作之中，正说明循环说只是被王韬当作一种实用工具，用来服务于提出各种理论或主张。他是一个十分注重实际功利的思想家，从来没有被理论上的教条框限在固定的范围之内。
 第四，王韬循环说的终极社会具有鲜明的近代内容。传统形态的循环理论的终极理想社会不外是“三王之治”或“天下大同”。按照儒家思想家的描绘，在这种终极理想社会里，选贤兴能、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人无私产等等都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不论是“三王之治”，还是“天下大同”，其社会的基本特征却仍然是农业社会的自然主义和地域主义。王韬的循环说则不同，其终极理想虽仍借用“三代”或“大同”来概括，但它是实现了“万国相通”和“工商为本”的社会。他写道：
 吾向者曾谓数百年之后道必大同，盖天既合地球之南朔东西而归于一天，亦必化天下诸教之异同而归于一源。我中国既尽用泰西之所长，以至取士授官，亦必不泥成法，盖至此时不得不变古以通今者，势也……天开泰西诸国之人心，而畀之以聪明智慧，器艺技巧百出不穷，航海东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诸国既恃其长，自远而至，挟其所有以傲我之所无……是则导我以不容不变者，天心也;迫我以不得不变者，人事也。今者我国已自设局厂，制造枪炮，建置舟舶，一切悉以西法从事。招商局既建，轮船遍及各处，而洋务人员辄加优擢，台湾、福州已小试电气通标之法，北方拟开煤铁诸矿……此皆一变之机也。^①
 中国自三代以还，其间不无陵替之端，其治不无舛谬之迹，然未及百余年，必有圣君贤相出而整顿之，以挽回气运而旋转乾坤，其所不足者，武备之精，机变之巧，如泰西各国以势力相雄长，以情伪相攻夺而已。今者托为和好之说，渐无畛域之分，彼之所能我亦效之，我之所短彼则授之，如战舰之足资守御，火炮之足资摧陷，机器之足资成物，而利用开矿之足资富国而阜民，与及火车轮船通标电线一切可以无远弗届，无微不通者，莫不纷纷则效以速其成，若中国之人聪明有所不逮，材力有所不及，斯亦无能窥其奥而擅其长耳，若犹是匠心可以独运也，机警可相侔也，则金银财货彼此同其宝也，物产材料彼此同其用也，而谓军营器械果能独擅其利乎?战阵争斗果能独操其胜乎?推之权子母，操奇赢，莫不皆然，则又安得谓人拙而我巧乎?故凡今之由分而强为合，与合而仍若分者，乃上天之默牗其衷，使之悉其情伪，尽其机变，齐其强弱，极其智能，俾一旦圣人出而四海一也。^①
 从社会形态上看，王韬的终极社会已不是传统循环说视域下的小国寡民的原始农业社会，而是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全面发展的社会。王韬已经把循环说的旧内容掏空，塞进了新鲜的近代内容。这种被赋予了崭新内容的循环说对推动当时中国社会的进步无疑会产生积极影响。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历史规律与人的创造一直是一对令人困惑的矛盾。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曾经写道：“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王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虽然还没有达到马克思那种历史哲学的高度，但也确实包含着对历史条件与社会主体、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等相互关系的辩证思考。王韬的运会、世运、循环等概念实际上就是社会发展趋势或历史进程概念。^③王韬的基本思想倾向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在19世纪“万国相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遇到了来自外部的强有力的挑战，这是“运会”对中国人的挑战。在此“运会”面前，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中华民族的苦难命运是可以通过人的奋斗予以改变的。中国人只要抓住机会，自强更新，励精图治，就一定能变弱为强，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对于王韬的循环说，夏良才先生说过这样的话：“王韬的循环论是有特定含义的，这就是指世道盛衰的交织更迭，其终局不是周而复始，而是‘齐强弱、无大小，归于大同’。王韬的循环论的核心思想是一个‘变’字，并且强调在世道盛衰的变化中，‘事在人为’的巨大作用……由此可知，王韬的循环论实际上是一种隐晦的变法论。”^①此话去雾破障，极有见地，只是还要补充一句：“事在人为”的“变法论”又实实在在地是进化论，它是以承认“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自然原则为基本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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