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社会学家E.戈夫曼在分析人类社会活动时曾提出“框架效应”理论，认为人们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是一个“框架”，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制约着行为主体的思想和行为。^①王韬自幼接受传统儒家教育，认识问题的“框架”已内化到青年王韬的思想意识之中。所以直到1859年迁沪十年之后，他在看待西方的问题上还在受到传统“华尊夷卑”框架的束缚。这一年，他写给他的朋友、时任曾国藩幕僚的周弢甫的一封5000多字的长信集中反映了他的保守落后思想。从这封信分析，王韬此时的保守落后思想有四个方面。
 (一)将西学东渐、中外贸易等与西方侵略相提并论，反对中外相通
 像其他古典爱国论者一样，王韬被仇恨的情绪挡住了视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能客观地分析西学东渐、中外通商的进步价值与意义，而是将西学东渐、中外通商与西方侵略视为同物，不能清楚地辨别它们之间的差异所在。王韬在信中以大量笔墨谴责了自葡萄牙占据澳门至鸦片战争期间西方侵略者在中国的侵略罪行，并以狭隘的观点同时反对中外相通。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天下大利之所在，即大害之所在，有目前以为甚便而后蒙其祸者，当时以为无伤而久承其弊者，如今西人之互市于中国是也。西人工于贸易，素称殷富。五口输纳之货税，每岁所入不下数百万，江南军饷转输，藉以接济。此海禁大开，国用以裕，一利也。西人船坚炮利，制度精良，所造火轮舟车，便于行远，织器田具，事半功倍。说者谓苟能仿此而行，则富强可致，西情既悉，秘钥可探，亦一利也。西人学有实际，天文历算，愈出愈精，利氏几何之学，不足数也。且察地理，辨动植，治水利，讲医学，皆务析毫芒，穷其渊际。是以有识之士乐与之游，或则尊之曰西儒。中国英俊士子，诚能屏弃帖括，从事于此，未必无实用可裨，则又一利也。然识者以为中外异治，民俗异宜，强弱异势，刚柔异性，溃夷夏之大防，为民心之蟊贼，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西人素工心计，最为桀黠。其窥伺海滨诸处，虽非利吾土地，而揣其意，几欲尽天下之利而有之……今者滨海岛壤，江汉腹地，尽设埠头，险隘之区，已于我共，猝有变故， 不能控制，此诚心腹之大患也。有豪杰起，必当有以驱除之矣。^①
 王韬甚至利用清朝对民间聚众起义的恐惧和仇恨，以“嫁祸于人”的手法，把西人与中国内乱中的“贼”联系在一起，从而加强他的“夷心叵测”的观点。他说，洪杨之乱，以左道惑众，其毒源就是“粤东教会”，而“粤东教会”的始作俑者是西方传教士“洪逆之师罗孝全”。更有甚者，西方外交官和商人还与占据南京的“粤匪”暗自联络，买卖枪炮，这些都是“西人有害于中国大势之明验也”，说明他们都是“好异酿乱”之徒。^②说来道去，旁征博引，王韬在这里力图要告诉人们的是：西方一切都是包藏祸心的，一切接近西方的活动，特别是通商活动是害大利小得不偿失的。最好的治国之方是唤起豪杰将西方之人尽数驱逐。王韬的这种观点显然是十分保守的，它与近代历史的发展潮流完全背道而驰。
 (二)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反对大规模学习西学
 王韬在这封信里指出，中国与西方具有不同的特点，“中外异治，民俗异宜，强弱异势，刚柔异性”，因此西方之学根本不适应中国，倘中国学习模仿，必然是“不蒙其利，反受其害”。他辨析道：
 至其器械造作之精，格致推测之妙，非无裨于日用者，而我中国决不能行。请言其故。西国地小民聚，政事简易，凡有所闻易于邮递，水则有轮船，陆则有火车，万里遥隔，则有电气通标。而中国则地大民散，政事繁剧，若仿西国月报，必至日不暇给。水之大者，海而外虽有江、淮、河、汉，而内地支流，其港甚狭，即轮船之小者犹不能驶。九州之区，半系涂泥，土松气薄，久雨则泥泞陷足，车过则倏洞窟穴。而轮车之道，必熔铁为衢，取径贵直，高者平，卑者增，遇河则填，遇山则凿，不独工费浩繁，即地利有所未能。农家播获之具，皆以机捩运转，能以一人代百十人之用，宜其有利于民。不知中国贫乏者甚多，皆藉富户以养身家。一行此法，数千万贫民必至无所得食，保不生意外之变?如令其改徙他业，或为工贾，自不为游惰之民。而天地生材，数有可限，民家所用之物，亦必有时而足，其器必至壅滞不通。况中国所行水碓风篷，甚易而巧，而用者尚以为贪天之功，省己之力，或致惰而生疾。钟表测时，固精于铜壶沙漏诸法，然一器之精者，几费至百余金，贫者力不能购，玩物丧志，安事此为?其他奇技淫巧，概为无用之物，曾何足重。故韬谓此数者，即中国不行，亦不足为病。^①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历史的和现实的特点。虽说王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正确的，无可厚非，但他误将相对性的观点放大到极端却是错误的，而以之作为反对中国学习西方走向世界的理由，这就错上加错。它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是中国封建顽固派常常操演的思想逻辑。
 (三)讥笑西学，美化中学
 至19世纪中叶，两次鸦片战争的教训和通商口岸的实践已证实“西学”在近代条件下往往优于“中学”，王韬此时对此虽有体认，但依然不愿放弃传统文人“尊己卑人”的心态，“西”字号的技艺和学说总是被他视为不够完善、不太可信或不能长久的一类事物，如他在信中写道：
 天算推步之学，中法固远不逮西法，今法固大胜于古法，以疏密之不同也。顾韬以为古法有用而今法无用。今法易时必变，而古法可以历久无弊。何则?愈新奇故也。新益求新，奇益求奇，必有以别法驾乎其上者，故今法不逾二百年必悉废矣。其间得之实测者，如日月之食，皆有一定不易之时刻。而其言彗星所行之轨道为椭圆，至有定岁，究未全验。无他，依一法以推之，言人人同，各依一法以推之，则千万人之言皆不同。而习一家之言者，遂谓此学可以泄天地之秘，探造化之原，穷阴阳之奥，吾弗信也。数者六艺之一耳，于学问中聊备一格。即使天地间尽学此法，亦何裨于身心性命之事、治国平天下之道;而使天地间竟无此法，亦非大缺陷事也。若夫鸟兽草木之学，其精者谓能得一骨，可知全体，得一叶可辨全株，徒闻其语，未见其人。察地理者，能于地壳中细分层累，得一物即知其时代之远近……第怪其于诸石皆可悉其等次，而独于中国研石、印石、宝石等品，瞠目不识为何物。此非天地间生成之物耶?何以通于此而不通于彼也，是其格致之学有时而穷矣。^①
 与此相反，王韬对“中”字号的技艺学说却极尽推崇以致美化之能事，他指责有些人以为“西人”来中国后“出其新法秘制，开我聪明不少”是一种不懂历史的糊涂观点。他以中国历史上的“墨子之筹守具”“公输子之刻木鸢”“诸葛武侯之木牛流马”“祖冲之之千里船”“戚继光之兵舶”等为例，反问说，中国技艺“讵不如西国之迅捷”?嘲笑西学，美化中学，表明了王韬的文化取舍态度依然在传统的窠臼内徘徊。
 (四)主张尊道贬器，以柔克刚
 在这封信里，王韬并非对于西方、西人、西学等诸多事务一概否定，也承认在“火器用于战”“轮船用于海”和“语言文字以通彼此之情”等三个方面西方略优东土，中国有“取法”西方之必要，但指出这是“用之亦出于甚不得已耳”，是为了“用其法以制其人，壮我兵威，锄彼骄气，明其定律，破彼饰词”;“苟非西人远至中国，又何需此，岂非所益者小，而所损者大耶”。^①从价值观上说，此时的王韬依然是“重道轻器论”者，他这样写道：
 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美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中国立治之极者，必推三代，文质得中，风醇民朴，人皆耻机心而贱机事。而西国所行者，皆凿破其天，近于杂霸之术，非纯王之政。其立法之大谬者有三：曰政教一体也，男女并嗣也，君民同治也。商贾之富皆归于上，而国债动以千万计。讼则有律师，互教两造，上下其手，曲直皆其所主。男女相悦而昏，女则见金夫不有躬，而无财之女终身无娶之者。尚势而慕利，贵壮而贱老。籍口于只一天主而君臣之分疏，只一大父而父子之情薄。陋俗如此，何足为美。夫所贵乎中国者，能以至柔克至刚，至弱克至强也。说者谓如是则西国不难驱而远之矣。则请一言以决之曰：在德不在力。^②
 以德胜人，以柔克刚，这是儒家道德主义与老庄相对主义诡辩术的混合物。在近代民族竞争激烈的国际背景下，它显然是一种“阿Q理论”，除了安慰不思进取、害怕竞争的弱者灵魂外，不能带给中国任何益处。王韬此时相信此一学说，表明他这时还不理解历史进步的真正含义。
 但是，十里洋场毕竟不是一如既往寂静无澜的甫里乡村。西方之学、西方之物和西方之人触目皆是的新环境对他的旧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和震荡。前文提到，王韬曾参与不少科学书籍的翻译。他既然逐字逐句地把这些西方科学书籍翻译过来，就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其中部分的科学知识以及隐含在知识中的科学精神，而这种“接受”无疑是与对旧思想、旧观念的“放弃”互为因果和同步进行的。
 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是在华西方宗教人士的汇聚之所，在翻译西书的过程中，王韬结识了一批西方传教士。在开放后的上海，这些传教士一方面以传播福音为宗旨，竭力进行所谓拯救东方灵魂的工作，有些甚至直接涉足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世俗活动，像麦都思就曾担任过英国侵略军的翻译;另一方面，他们在不违背宗教旨意的条件下也从事一些对西方文化与科学技术的介绍工作。由于传教士们大多都是经过近代西方文明洗礼过的“学问之士”，其文化与科学著述无疑具有开启中国民智的作用。
 王韬所熟知的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合信(Benjamin Hobson)、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等在这方面都留下了值得肯定的活动记录。伟烈亚力精通数理与天文，除了与王韬合译过《重学浅说》《西国天学源流》《华英通商事略》等书籍以外，还与中国数学家、王韬的好友李善兰合译过《几何原本》，并有《满蒙语文典》(Manchou-Tartar Grammar)、《中国文献记略》(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等著作问世;艾约瑟除了与王韬合译的著作以外，还自译出版了《希腊罗马史》《重学》《光学》等书。韦廉臣是广学会的创立者之一，1855年到1857年在上海传教译书，推广西学，颇有建树。合信是马礼逊的女婿，既是传教士，又是医生，曾为王韬治愈多年不治的足疾，著译有《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英汉医学词汇》等，对近代医学知识在中国传播推广和中国近代医院的产生贡献巨大。慕维廉与王韬关系亲密，常对王韬讲述世界地理，著有《地理全志》。林乐知为美国传教士，是上海《教会新报》(《万国公报》前身)和苏州东吴大学的创办者，曾随王韬学习中文经典和历史，并为王韬讲述西洋历史。著有《中东战纪本末》一书，王韬曾为之作序。王韬在上海与具有一定科学知识的西方传教士“周旋揖让”13年之久，大大拓展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知识结构，日后他能写出《泰西著述考》《美利坚志》《法兰西志》《俄罗斯志》《普法战纪》《法国志略》《火器图说》《四溟补乘》《西古史》《西事凡》等著作及大量有关西学的文章，追根溯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之于这一段因缘。而更重要的是，上海时期的这些社会生活必然要引发王韬对华与夷、中学与西学关系的重新认识：前者与后者到底何者为优?
 有一件小事颇能反映西人与西学对王韬思想的潜移默化作用。王韬来自地气潮湿的苏南水乡，患有多年不愈的“老烂脚”。1857年左右此病骤然加剧，四处溃烂使得王韬无法行走。王韬没有办法，只好回乡治病。但是，“遍谒吴门名医”的结果却是“皆穷于技”。^①弄得王韬为此不但“阮囊钱尽”，而且郁郁寡欢，疑心“是中有鬼”，“几无复有生人之乐”。^②有人建议王韬去看西医，但王韬从来不信西医，置之未理。一个偶然的机会，主持上海仁济医院(坐落在墨海书馆的隔壁)的西医合信发现了王韬的脚病，主动提出为他根治。王韬半信半疑地接受了治疗。未出数月，顽疾“霍然若失”，“健步远行可二十里许”。^③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此一亲身体验，使王韬对西人西学的态度大为改变。此后他在对西医介绍时已不无推崇之意，如他在介绍西方医学时曾这样写道：
 西人于医学最严，必先于其国中考证无讹，然后出试其技，惧以疏庸杀人也……合氏前时行医于粤东，著有《全体新编》，讲论脉络脏腑，殊为精详。其目击多由于剖割，虽逊于仁者之用心，而审治较切，或鲜至误……合氏自信其书必得享盛名于百年之后，洵非虚也。^④
 在《外国牙科》一文中，王韬对比中西医对牙病成因的不同解释，更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对西医的推重。他说，中国民间称“牙有虫者，以芍敷之，顷刻可出”的说法是不明事理的胡编乱说;而西医“牙疳”“牙痍”“烂牙”的病理解释却“实能洞究其原”。因此，求助中医治牙几无善法，唯有西医才能求其疗治，无不获痊。^⑤
 在19世纪中期的上海，西方人士周围往往聚集着一群新兴的“口岸知识分子”。王韬居沪期间常与“口岸知识分子”交流思想。这些“口岸知识分子”亦在无形之中影响了王韬的思想，促使王韬思想转变。王韬在上海时期时相过从的“口岸知识分子”有李善兰、龚孝拱、应雨耕、蒋剑人、管小异等。他们大多是精于西学的一时之秀。海宁诸生李善兰为数学家，“在沪十年，著有《续几何原本》《谈天》《代数学》《代微积拾级》《重学》《植物学》等书，皆与西士从泰西算术中绎而出之者也。其所自著者，为《则古昔斋算学各种》。”^①据伟烈亚力说，这些著译，即使是在近代早期的英美，也足以使李善兰成为名人。^②王韬自记其1858年1月某日初读李善兰译《几何原本》之亢奋情形是：“得之如获拱璧”，“夜挑灯将此书展阅一过”。^③龚孝拱是龚自珍的儿子，时在英国领事馆工作。应雨耕为浙江人，随父做官至广东，入英国领事馆当通事。龚与应都曾去过英国，懂得不少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王韬日记中有多处向他俩请教的记载，如咸丰三年七月十一日(1853年8月15日)日记这样记道：“应雨耕来，告知英国之行及海外见闻，秉笔记之，名之曰《瀛海笔记》。”^④咸丰十年三月二十六日(1860年4月16日)日记这样记道：“顺道访孝拱……欲留心于数学，因乞《数学启蒙》一书，为入门阶梯。”^⑤蒋剑人为上海宝山诸生，时在慕维廉处教中文，佐译过《大英国志》等西学书籍。与上述这些朋友唱和交接，甚至同室工作，要想完全维持住原来的对西学西艺的鄙夷和排拒态度显然已是不可能的了。
 上海滩上随处可见的物质形态的西方科学技术也对王韬世界观、价值观之转变产生了正面的催化作用，逼迫他放弃夜郎自大的排外心态。因为，在蒸蒸日上的西方物质文明面前，谁都无法再继续坚持“天生贵胄”的优越感而大骂“奇技淫巧”。请看王韬自己对他第一次见到西洋“奇技”时的感受所作的描述：
 阛阓间所陈西洋奇器，俱因天地自然之理创立新法，巧不可阶。如观星镜、显微镜、寒暑针、风雨针、电器秘机、火轮机器、自鸣虫鸟，能行天地球之类，下至灯瓶盂碟，一切玩具，制甚精巧，亦他地所无。^①
 余寓之南邻，美国妇秦娘者，国色也。家有西国缝衣奇器一具，运针之妙，巧捷罕伦。上有铜盘一，衔双翅，针下置铁轮，以足蹴木板，轮自转旋。手持绢盈丈，细针密缕，顷刻而成。余偕孙次公往观，次公口占二十八字贻之，云：“鹊口衔缕双翅开，铜盘乍展铁轮回。掺掺容易缝裳好，亲见针神手制来。”近时此器盛行，缝人每购一具，可抵女红十人。^②
 这一类的记载在王韬于上海期间的文字中屡见不鲜，诸如煤气路灯、自来水、照相机、挖泥船等等他都有记载。这些记载的共同特征是：字里行间已抑制不住对西方器物与技艺的倾慕赞美之情。
 人是社会的产物。西器、西学、西人充斥的商埠文化环境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在王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转变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王韬参与的科学活动在洗刷他的旧观念方面功效卓著。人一旦接触科学，接受了以实验、实证为前提的科学精神，就不可避免地要以理性主义的态度来看待生活中的事物，而建立在儒家教义基础上的旧观念也就不可能再四平八稳地保持它旧日的姿态。陈学旧说抵挡不住新兴西学的强劲进攻。王韬正处在一个从传统封建文人向近代改良思想家转进的中转站上。
 上海时期后一阶段王韬的思想变化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第一，承认西人与中国人一样，同属文明种族。在某些方面，西人且略胜中国人一筹。
 初到上海时，王韬常以《左传》上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类的语言来形容西方人，认为“西人”都是“不若我甚”的野蛮人种。但到了居沪后半阶段，他已经能以比较平静和理性的心态来客观地看待西方人。他开始坦承“西人”也有人类共有的“颇喜为善”的天性，认为耶稣亦能使人迁善改过，“道垂于千百年，教讫于数万里，亦足以证明彼土有杰出之士”。^①至于“智”的方面，“西人于学，有实证可据”，“皆精思苦诣，穷极毫芒”;“天算之学，西人精于中土十倍”;^②西人注意体育，身体壮实，西方女子，“姿质明莹，肌发光细，中国江南佳丽亦难于比美”。^③因此，西方人不论是在体质、智力还是人格上均不在中国人之下。他甚至开始质疑和批判封建顽固者的论说和观点。在1860年的一封致江苏巡抚徐有壬的信中，他对封建顽固派“拘牵义例罔识变通”“执春秋内中国外四夷之说”的言行提出了批判，喊出了中国“甲兵不如彼、财赋不如彼、机械不如彼”的令人震惊的口号。^④
 第二，承认科学的价值，强调中国有学习和引进的需要。
 王韬在给周弢甫的信中关于数学曾说过这样的话：“即使天地间毫无此法，亦非憾事”，但时隔两年，他就在日记中表示要“留心数学”了，^⑤他的思想在不断地变化之中。
 事实上，1860年前后的王韬已经非常看重西方之学，如在他的另一则日记中，他这样记道：“清晨，吴子登来，同访艾君约瑟，将壬叔所译《照影法》略询疑义。艾君颇肯指授。”^⑥在他这一时期的书信中还多次出现赠西书给地方官或朋友的记载。这些都表明此时王韬不仅重视西学的价值，而且已经把学习西学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王韬还进一步呼吁中国统治阶级应尽快放弃尊己贬人的心态，主动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他曾这样写道：
 予以为国家当于西人通商各口设立译馆数处，凡有士子，愿肄习英文者，听入馆中，以备他日之用。其果精深英文，则令译西国有用之书……今君青^⑦先生开府吴中，其算学为海内宗师，可于各县书院中别设历算一科，悉心指授，则西学不难大明……此亦千载一时不少失之机也。^①
 王韬思想的变化在上海时期虽然才刚刚开始，但它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尽管这种变化还略显表面，主要表现在对先进科学技术的态度方面，没有涉及更广泛、更深层的政治和经济领域，其中甚至不乏对传统的怀念之情，以至新旧杂陈。可它的历史指向性、进步性则是毫无疑问的。它预示着中国历史将出现一个新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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