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居沪期间，中国发生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历史事变。中国官场士林令人窒息的一潭死水犹如被投入了一块巨石，再也不能维持旧日的平静。
《南京条约》签字后，清朝贵族并未痛定思痛，亟思强国御敌之策。为了支付战争赔款和平衡鸦片进口所引起的白银外流，清廷加重了对各族人民的敲诈勒索。道光皇帝公开发布上谕说：“所有各省着赔、分赔、摊赔、代赔各款，着各省督抚河督于所属实缺司道府厅州县各员……勒限催追完交。”①人民为了反抗清廷的横征暴敛，掀起了一连串的武装暴动。1851年1月，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以其雷霆万钧的气势在广西金田村拉开序幕，随后，北进东下，一路势如破竹，攻无不克。同年3月19日占领南京，改名为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分庭抗礼的农民政权。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1853年秋，王韬居住的上海也爆发了刘丽川领导的小刀会起义。起义军发布文告，表示要扫除贪官污吏，全行蠲免赋税钱粮。①接着连续攻克宝山、南汇、川沙等县。上海和东南地区是清朝“钱粮”的主要来源。上海海关的税收更是清军江南大营的命脉所在。太平天国和小刀会起义军在这一地区不停翻搅，使清廷阵脚大乱，惶惶不可终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清王朝被农民起义弄得精疲力竭之际， 1856年又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自南北上，攻占了大沽。清王朝于1858年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此后，清廷一度打算重振军威，改写条约，但结果更糟。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皇帝仓皇出逃，具有皇权神圣符号意义的圆明园被焚毁殆尽。清廷留守王公大臣向侵略者屈服，签订了更加屈辱的《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彻底失败，暴露了中国国力的积弱不堪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内忧外患诱发了王韬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也再次激活了王韬“学而优则仕”“大丈夫生当成功立业”的早年志向。他在这一时期的诗歌里写道：
鼓角如雷动地来，氛缠三楚肆奇灾。
襄樊险堑成孤注，褒鄂威名非将才。
坐使拥兵全局坏，安辞疏寇暮营开。
似闻早下贤良诏，应有征书到草莱。
……
投笔终军思报国，上书卜式助输边。
将帅即今天下选，要凭庙略计安全。②
江南乍见经烽火，直北俄闻动甲兵。
拱极星辰愁失位，环城将士忽空营。
中持和战原非计，不在恩威始乞盟。
我正艰难渠跋扈，海疆从此后患生。①
国家升平二百年，废弛武备疏防边。
可怜万众苦锋镝，何时四海无烽烟。
一身飘泊长天地，敢以粗才轻一试。
萧娘吕姥彼何人，若辈徒坏天下事。②
其中既有对清朝文恬武嬉、主政失策的责难，也有对国家危亡命运的担忧，更有匡世救民“舍我其谁”的自勉。王韬此时似乎已体悟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关系。
但是，一介落魄书生凭什么来影响国政、干预现实，进而一展个人抱负?王韬选择了上书言事这一封建社会读书人常加利用的干政形式或进身之路。从1858年起，至1862年逃离上海止，他接连上书清朝大吏，系统阐释他对时局的看法和挽救方策。
综观王韬这一时期的上书，其主要内容可分为下述几个方面。
(一)批评清朝各级政府举政失当 王韬认为清王朝之所以落到“内乱”与“外患”倶来的局面，不是因为“匪”和“夷”有什么制胜法器，而是由于清王朝本身政策失当。他写道：
今东南之祸烈矣，贼至一城则一城创残，至一邑则一邑荡溃。是岂贼之能兵哉?皆我备御无方耳。
③ 方今边事之坏，我谓在朝廷御之之失策。当粤东之启衅也，朝廷必别简星使，专与筹议，不妨面见酌商，两得尽其情意，事有不可行者，则为婉言开导。即委之于叶督，亦必明示意旨，俾知趋向，有所遵奉。奈何庙算弗及，一人是信，任其刚愎浅躁，以致偾事。逮乎粤省被据，叶督见虏，中国之辱，未有如是之甚者，而乃置不一问，若无是事。期年之间，声问寂然，西人于是径驶津门，叩阍请命。至欲遣使驻京，增埠易约，即滨海各省督抚，亦未闻有出一议，建一说，以是事若何处置入告者……其意视粤东一省之得失，无与朝廷之轻重，朝廷御戎之当否，无与于外省之休戚。以至西兵之调集，番舶之出入，何时启行，何时往北，外省侦缉之不告，京师之斥堠不明。突见其至，官民惶骇，城下之盟，大可寒心。
① 为了挽救已成之局，王韬建议清廷应即刻调整国策，痛革官场相互推诿的风气，裁汰昏庸无能和贪生怕死之辈，不次拔擢才能之士，并“专其任而重其权”，使之权责相符，无可逃于事外。然后推诿者必罚之，失地者必诛之，立功者必赏之。王韬非常自信地认为，一旦清王朝接受他的意见，真正做到奖勤罚懒，征才去庸，“内乱”即可指日肃清，“外患”亦可消解于无形。
(二)提议“和戎平贼” 王韬原来对“夷”猜忌极深，视其为洪水猛兽。在前述致周弢甫的信中还在惊呼开埠失策，“溃夷夏之大防，为民心之蟊贼，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希望“有豪杰起必当有以驱除之”。
②在这种排拒意识的作用下，他坚决反对“借兵平贼”之说。在同一封信中，他写道：
说者又谓此迂论也，赭寇之罪，上通于天，假手西人以剪灭之，正可同泄普天之愤耳。此言实未深观大势，而熟察全局者也。烛之武告秦穆公曰：“邻之厚，君之薄也。”西人于我之损也则喜，于我之益也则忧，方欲逆焰之张，坐收渔翁之获，谓其视我如秦越之肥瘠者，犹浅言之也。即使果肯借师，愿辅王室如突厥故事，而需索酬饷，动以数百万计，或迁延时日，未必成功，或只剿一隅，未能全数肃清，即使果能迅扫妖氛……而中原全土，皆侏
之足迹矣，通盘筹算，朝廷又何必有此举也。
③ 王韬甚至将封建政权与农民起义的对立比作“家事纠纷”，视作父子失和。他曾反问主张借夷助剿者：“父挞子而嗾瘈狗噬之，有是理乎?”
① 但他的这种观点很快就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有所改变。在1859年给江苏巡抚徐有壬的信中，他分析了中国“贼乱”和“戎祸”并存之时局，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主张。他认为祸乱之解决应“先其所急，后其所缓”，尽管“戎祸”是大患，是“乱之所生”之根因，但从摆脱危险的可行性思考，“贼乱”却应最先解决。“事固有缓急，有先后，今日之事，要惟先其所急后其所缓而已。彼虽为心腹之患，而在今犹未大决裂，可先以和弭之，而后徐为之图。”
②《天津条约》签订后，清廷保守派仍然盲目言战，准备撕毁已订条约与英法联军在大沽口再决胜负。王韬对盲目自大的保守派言论与做法不以为然，认为“言战”是一种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颟顸之气，是“抱薪救火”“缘木求鱼”的糊涂偾事之举。他说：“我必先有预备之兵，以应其非常之变。而自揣我气足以震慑乎彼方可，否则，毋宁出于和。盖我今日兵率孱弱，财用空竭，外之国威未振，内之强寇未锄……吾诚有不敢知者矣。”
③他认为：“西人之所请于我者，最大者增埠驻京两事而已。以愚度之，朝廷意见，增埠犹可许也，遣使驻京断不可行……吾谓此二事其患实均。江汉腹地，据上游之势，南控皖豫，北连关陕，一旦有变，长江非复我有，黄河以南非我国家所能争……顾吾谓朝廷既可许其增埠，何不可许其驻京……今朝廷之上，所以待远人者，漫无成见，来则与之和，去则旋背之。受诳愈大，结怨愈深。衅隙之开，将不可终弭……况乎驻京一节，在我国为骇闻，在彼邦乃为常事。欧洲以行商为国本，凡通商之国互遣公使，驻居其都，所以总制其事，权归于一，原非有窥伺之心，其志在利不在土地。”
④王韬对国际条约、对公使驻京的理解显然比盲目言战的保守派人物的理解要更符合历史潮流，这是他高于后者的地方。但他把对外主和与专意镇压农民起义绑在一起考虑，强调“除寇”重于“攘夷”，则暴露了他的地主阶级的顽固立场。
(三)为“平贼”出谋划策 王韬祖籍甫里，19岁后离苏入沪，往来两地之间已有多年。他与戚友间喝酒谈天与书信来往也大多为苏沪地方之事，因而对苏沪两地社会与地理情况了如指掌。加之他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又曾多次陪同传教士到太平天国占领区去活动，对“贼情”多有见闻，
①便自然而然地以平贼“内行”自居。他多次向清朝地方官献计献策。
王韬的计策可分战略与战术两部分：
战略上，王韬声称太平天国已“失其天时，失其地利，失其人事”。他说，咸丰二三年间，天下嚣然，民气不静，贼略得天时，但咸丰六年后，人心厌乱，民运渐转，“此时虽有煽之为乱者，彼不动也。故言乎时，贼已不足恃矣”;江宁虽城垣广固，池堞崇深，而非可守之地。“盖有江南者，远必兼蜀，近必兼淮，而后势据上游，足与天下相抗。今贼所争者苏、杭耳，苏、杭地势洼下，民情惰弱，实不可用，虽得之不足以有为……故曰贼无地利之可据也”;“贼所破城邑，不留一民于内，比屋错处，无非贼巢，衢市荒秽，有同鬼境，此亦流寇中之创局。所行如是，尚得谓之能收拾人心也乎”。面对此一局面，王韬提出了“反其道而行之”的“平贼”战略，即：“修省恐惧，振励奋发，以合天时;力争上游，顺流进取，以得地利;抚集流亡，解散协从，以尽人事。而尤要者，则在简立大员，分兵三道：一由上海以收复嘉、青、太、昆而进攻苏州;一由宁波以联络湖郡，保障杭垣，而进扼嘉兴，堑守广德，俾毋得过浙东西一步;一由安庆以克芜湖诸要害，直抵金陵，捣其巢穴，必当同时并进，合攻夹击，使贼首尾不能相顾，而后贼势孤矣。”
②从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角度而言，王韬所提出的总体战略确有独具慧眼之处，不失为“挽狂澜于既倒”之良策，因而得到了清朝当权人物的赞许和采纳。后来曾国藩攻打太平天国的套路，基本上与王韬所呈谋略相吻合。而曾国藩最后成功攻克天京、收复江浙的历史实践，也说明王韬的聪明才智绝非一般旧式文人可以企及。才华横溢，见多识广，是终其一生的“身份识别符号”。
战术上，王韬提出一系列的具体方策。这些方策大都是直接呈给苏淞太道吴煦的。据已经公开出版的《吴煦档案选编》和《弢园尺牍》统计，王韬在1860年太平天国东下苏常后连续上书吴煦10余次，其内容几乎全是关于保卫上海和剿杀太平军的“管见”。“管见”思考周详，具体细致，不厌其烦，切中要害，单条目就有30多项。略举几项，以窥一斑：
一、两广逃勇必宜设法招回也;
二、江宁难民宜安置妥密也;
三、民团与官军宜分用以责其成效也;
四、领兵员弁须用外国武官，藉以钳制也;
五、假冒贼之旗帜衣饰混杀并战以乘其不备也;
六、设空房以焚贼也;
七、杜截接济以断贼来路也;
八、佯做村民投贼、诱之使来而杀贼以坚民志也;
九、城宜设立巡防总局，与西官相为联络，派委干敏员弁专事稽察，以靖地方而缉奸宄也;
十、水路之通苏、昆者，宜设卡要道，以清其源也;
十一、各处妓家烟馆茶坊酒肆宜派干役日夜逻查也……
相比高明的战略“管见”，王韬的战术“管见”则略显粗糙，大多为纸上论道的“文人论兵”之观，但也不乏置太平天国于死地的撒手锏，如“领兵员弁须用外国武官”一项，就是“洋枪队”的滥觞。王韬自己在这一项下解释其具体内容说：“兹以外国武官一员，领兵或数十人或数百人，其上则领数千人数万人，而配以中国官一员，通事一名。每战则外国官首先冲锋，而我军随后奋进，有退缩不前者，立置军法，中国官亦临阵弹压，计其功过，以定赏罚。如是则借兵少而收功广矣。”
①吴煦采纳了王韬“借兵少而收功广”的这一建议，组建了中外混编的洋枪队。混编的洋枪队各取中洋所能，在保卫上海和镇压苏浙太平军过程中作用非凡。洋枪队的成功也令王韬洋洋自得，自信满满。他在晚年写就的《弢园老民自传》中写道：“十年，金陵大营溃，贼串吾吴，常、镇、太同时俱陷，东南半壁至此糜烂，四郡村乡亦蹂躏无完土。老民于是志愈孤，心弥苦。方奉上官檄督办诸乡团练，老民知其贪诈畏怯，万不可恃，屡上书当事，代画方略，言过切直，当事外优异而内忌嫉之，顾所言颇见施行，能多见效，其最要者以西人为领队官教授火器，名曰洋枪队。后行之益广，卒以此收复江南。”
②又如“假冒贼之旗帜衣饰混杀并战”一项，对太平天国亦损害甚大。太平天国军装简单，加之后期官制混乱，旗号不一，极易被清军伪装假冒。这被王韬发现并上书清朝大吏。清军后来在剿杀苏浙太平军的过程中也确实多次用此毒计，颇为奏效。
王韬“屡上书当事，代画方略”的动机之一就是期望清朝地方大吏能“因言贵人”，拔擢他于布衣之中，以便他踏上青云之路，进一步伸展其抱负。他在上书中曾多次旁敲侧击而又急不可耐地向清朝地方大员“邀官”。如他在“上徐君青中丞”一信中写道：“纳顽矿于洪炉，或有跃冶之效，处钝锥于囊底，非无脱颖之期……若其棨戟门高，容书生之长揖，蓬莱山近，许浊客之同登，即当舍此卑楼，以图远志，是则羁鸟脱笼，尚可期于振翼，驾骀负轭，不终困于摧轮，祷望孔殷，衔戢何极。”
③但是，王韬欲凭借“上书言事”一展鸿鹄之志犹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几乎所有清朝大吏对他都是“用其言而弃其人”，最多也只给他一些“润笔费”酬劳而已。有心建功立业的王韬只能在自己的感怀诗里自我叹息：“欲叩营门献奇策，书生命不合封侯”。
④ 新阳秀才王韬依然是一介穷困潦倒的口岸落魄文人。1860年，当他的朋友和墨海书馆同事李善兰被清吏作为专才招用之时，王韬内心一时五味杂陈，欷嘘不已。他在给李善兰的送别诗中写道：
近日台官用西士，长调玉烛称咸熙。
惜君姓名未上达，当途拂拭今非迟。
苕南宿学世推重，三吴开府盛文词。
拟设专科尚天算，挽回士习君所期。
羡君此行酬夙志，明廷大用有其机。
临歧珍重赠君语，欲别未别空欷嘘。①
诗中有对李善兰的推重和羡慕，有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和惜叹，更有对未来自己被明主“拂拭”的殷殷期待，惟妙惟肖地反映了王韬当时的复杂心态。
王韬不甘心就此默默无闻。他试图以建立“实功”来换取清朝大吏对他价值的承认。上海时期的王韬至少参与了两项对抗太平天国的实际行动。
1.为“借夷助剿”奔走活动 王韬在上海居住多年，与西方人士关系甚密。清朝地方官员深知此点，不断敦促王韬出来为“借夷助剿”穿针引线。王韬积极响应，毅然自任。1860年6月太平军围攻苏州，清军惊恐万状，毫无应对之策。当此之际，他和好友李善兰应清朝大吏之请在上海加紧联络英法两国人士，以图共同对抗太平天国。王韬在6月3日日记中记载了此事缘起：
清晨，壬叔乘舆款关至。晶顶貂尾，焕然改观。急蹴予起曰：“吾与足下且成此大功。”余矍然曰：“瀚甚矣惫，万不能起，所谓大功者何?”壬叔曰：“苏城现将被围，徐巡抚欲向西人乞师，以拯救百万生灵于贼手。事若成，真莫大功德。”余曰：“此事宜与吴观察偕见英公使，弟人微言轻，万不能助一臂。足下怀中可有抚军文移致英、法二公使者乎?”壬叔曰：“无之。”余曰：“若然，则事不得谐。盍访孝拱，与之谋言?”
① 李善兰依计而行，前往龚孝拱处游说。龚孝拱为道光名臣龚自珍之子，当时为英国公使额尔金(Earl of Elgin)帮办文案。李、龚相见之后，龚孝拱表示如欲英国公使帮助，必须要有正式的徐有壬官书文移，否则，“事恐不得当”。李善兰随即再函徐有壬，索取文移。但是，他太迟了。太平军在他发信当天，就已经打下苏州。
王韬还没死心。几天之后，他接到他的一个朋友，当时正居住在云间(松江华亭县之别名)的郭福衡(字友松)的一封手札。它实际上是一封“乞师书”。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衡所以不避迂愚之名，冒昧之罪，而敢与吾兄商之者：一则，同为上帝所生之人，何忍使苏、松十三郡之生灵尽遭涂炭。二则，国家养士，首重胶庠，报我君者，正在此日。三则，苏城为吾兄桑梓，若得安全，尸祝不替。而徐抚军又有书于吾兄，亦一知己，今日聊以分忧……伏望吾兄以此函达之于西士艾君，俾知云间郭福衡者，非贪生恶死、不学无术之流，则艾君枉顾之意，亦不可谓无知人之明矣……衡虽三尺微命，窃愿学申胥之哭、霁云之涕，以为艾君之本国，一时虽不能得师，而数百之众，直达苏城，器械之精，兵卒之用命，久为我军称羡，及贼所畏慑。
② 王韬对好友郭福衡“忠臣烈士”之举极为叹赏，立即将此信送呈艾约瑟，期望以郭氏之忠勇打动艾氏去劝说额尔金答应出师代剿。由于英法两国公使此时打算乘机勒索清王朝，追求在华利益最大化，故意阻滞、搁置民间渠道的“借师”请求，王韬穿针引线的“乞师”活动进展缓慢。清朝大吏后来等得不耐烦，亲自出马与英法当局直接交涉，王韬在这方面的作用被当局忽略，王韬本人也因此而受到冷遇。
尽管如此，王韬似乎依然我行我素，乐此不疲。他的日记中多处都有赴道署打听“借师助剿”进展情况的记载，如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一日(1860年6月10日)日记中有这样一段：“午后，偕吴沐庵、屠新之、蒋萃钦往道署访袁伯襄，则无锡何菊邨、湖州谈厚甫皆在伯襄斋中，因共纵谈。余曰：‘何宫保至此已数日矣，乞师有成议否?恐受西人辱耳。’伯襄曰：‘闻法已允，而英尚未报命也。’”
①《吴煦档案》中有一份《袁熙赞禀》，更能反映王韬这时不甘寂寞的活动情况，它这样写道：“昨诸翟团董来城，以贼氛密迩，随在可虞。具请大人筹拨西兵会剿，并请三四十人驻乡教练火器，其实欲借夷势以资防守。赞当即拦阻，谓西兵不肯出剿，无从议请，驻守一节，大为难行……晚间，王兰卿、吴锄非、武生庄仰之等复来，俱言已见法国教头梅神父，具说贼踪飘忽，乡民将届收割，势难安堵。乡团现议办剿，须在藩宪处具禀请拨西兵出助，并往公使处递呈，未谂允否。渠一力担承，言法兵近日已到六千余，来正无既，尽堪做事。藩台商拨，便要筹费，恐无银可筹，不如汝辈邀集各乡董事联名具呈，地愈广，人愈多愈好，我送公使，待公使转请英国，非惟不须筹费，包可出兵，或剿或守，为近地先行肃清，徐及苏州云云。”
②此禀写得十分具体，生动地反映了王韬并未因“乞师”进展缓慢而气馁，而是更加执着地联络地方士绅向清朝官员游说和施加压力，一心要拔取“借师助剿”活动的头筹以为进身之资。
2.组织团练镇压太平军 王韬在苏南乡间和沪上文人之间颇负才名，他又喜好喝酒交友，自述其宅是“四方冠盖往来无虚，名流硕彦接迹来游，老民俱与之修士相见礼，投缟赠纻，无不以国士目之。”
③清朝当局一直想利用王韬的身份和社会关系让他出头组织地主团练。王韬刚好有心投笔从戎，杀贼立功。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1860年7月，苏松太道吴煦任命王韬为诸翟团练局董事，王韬欣然领命，冒危捧檄。
④ 在出发赴任之前，王韬与逃亡在沪的诸翟地主严缟园谋划，打算通过游说吴煦，将一位被上海县令刘郇膏收押在狱的讼棍陈少逸保出来做团总。他的日记连续几天记载了他为此事所进行的活动。如8月2日日记写道：
严缟园来，同往道署进公禀，保陈少逸也。少逸前后与余数书，谓：罪苟可赦，即当荷戈前驱，杀贼报国，以为士卒先。情词凄 烈，不殊邹衍狱中上书。余即以是书呈观察，冀其少垂怜也。
① 8月3日日记又记道：
闻贼东窜，势甚炽，各团皆能用命。诸翟董事沈、李诸君等屡为请命，欲陈少逸出狱办团，观察已允矣。而尚未提释也。
② 清廷大吏吴煦思考再三，接纳了王韬所求，将陈少逸释放。1860年8月15日王韬毅然赴任，抵达诸翟镇。
诸翟镇属松江府，处于上海县与嘉定县的交界点上，是当时太平天国与清朝双方军事力量拉锯争夺的前线。奉母至孝的王韬不顾白发老母在堂，冒险以赴，表明他建立事功的愿望十分迫切。
下车伊始，他立即召集团练局各董事开会，颁布“团练十二条”。旋募勇三百人筹议抵抗太平军事。王韬出面动员“各村镇团董”，“剀切劝谕”，“以是人人踊跃，皆思自奋”。
③此时，太平军已攻占嘉定，不时到诸翟一带活动，与诸翟团练局有所交火。对抗中王韬所领团练还一度占据上风。王韬给吴煦的呈禀中有对具体情况的描述。如1860年8月22日王瀚上吴煦禀：
初一日，贼至七宝，民不能敌，下午已窜蟠溪，离诸翟仅四里，瀚偕同武生庄兆麟等带自募勇百余人防堵腹里诸村。日色昏暮，贼声渐逼，乃多设灯火，遍缚草人为疑兵，是夕贼仍退回塘桥。
④ 1860年8月27日王瀚上吴煦禀：
初九日，陈常密约各处义民同时举事，所有土匪四散奔逸。酉刻，攻入南翔南市梢，贼匪余党搜杀净尽，生擒十三名。经陈常身先率队，奋勇先进，故各民勇皆肯齐心并力。现探闻嘉定城中贼已稀少，集众齐进，无难立时克复。
① 此类呈禀可能多有王韬邀功之语，未免言过其实，实际战况极有可能并不像王韬所描述的那样光鲜。否则，他不会在赴诸翟数天之后就以“经费难筹”为由“飞舟”转回沪上的。他显然是在躲避太平天国的扫荡。
王韬纸上谈兵头头是道，一遇实战便逃之夭夭的做法引起了苏松太道吴煦的严重不满，加之他先前在上书中多有“言过切直”之处，“指陈所及，动触忌讳”，
②吴煦难免怨恨有加。因此，王韬自觉无颜在上海立足，决定返回甫里进行一项新的冒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