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13日 阅读：204 评论：0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在传统中国文化人的天下观里，日本人是秦人“徐福”的后裔，所以日本人和日本文化都是中国大陆漂洋过海流传过去的，其地位自然在中国之下。这种尊己卑人的文化心态阻碍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国人往往大而化之地认为日本是“倭寇”之国，日本人只是岁时来献而又不甚知礼的“岛夷”。以至于跨入近代门槛之后，开明如徐继畬、魏源者，都弄不清日本的地域概况。《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对日本地理的介绍不仅模糊不清，而且错误极多。早期中国驻日外交官、后来的维新派主将之一黄遵宪对此批评道：
 中国士大夫好谈古事，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上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也者，可不谓狭隘欤?^②
 然而，正当大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被西方国家重创之际，日本却走上了脱亚入欧的强国兴邦之路。自1868年“明治维新”推翻盲目排外的封建幕府统治以后，日本迅速地步向现代化国家。在“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三大政策引导下，日本政府推行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全方位的改革，使日本从一个封闭落后的饱受西方欺侮的弱国一跃而为亚洲唯一的富强之邦。
 一个“不若我甚”的弹丸岛国竟然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迅速崛起，令西方大国刮目相看、尊之以礼，这不能不引起有心救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震惊和关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活动于苏、沪之间的大学者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写道：“西夷突入日本国都求通市，许之。未几，日本亦驾火轮船十数，遍历西洋，报聘各国，多所要约，诸国知其意，亦许之。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哉?”^①
 王韬身处香港，相对于“闭关锁国”的内陆自然更直接、更全面地感受到日本的“勃兴”。他说：
 日本，海东之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则，惟恐其入之不深。数年之间，竟能自造船舶，自制枪炮;练兵，训士，开矿，铸钱，并其冠裳文字屋宇之制，无不改而从之。民间如有不愿从者，亦听焉。彼以为此非独厚于泰西也，师其所长而掩其所短，亦欲求立乎泰西诸大国之间，而与之较长絜短而无所馁也。^②
 在这种惊奇加羡慕的复杂心情驱使下，王韬一直渴望能得到一次机会前往日本进行实地考察，以探索其由弱变强的根源。这样的机会终于被他盼到了。1879年日本学界多人联名邀请他访问日本。
 70年代末，王韬已经“颇负中外时名”。在日本，由于《普法战纪》和《循环日报》的流传，王韬或王紫诠之名已传遍日本朝野。急于想了解西方世界的日本学界，更是把曾经漫游欧洲的王韬奉为学贯中西的“西学泰斗”或“巨儒”，必欲一睹风采而后快。日本近代文学大师、天皇府宫内侍读重野安绎记述他在明治初年对王韬的敬重之情形时写道：“余尝观先生所著书，美其文藻，爱慕其襟度通傥，不规规乎绳墨，欲一相见请教。”^③重野之言反映了日本学界对王韬倾慕和敬重有加的普遍情形。
 酝酿邀请王韬赴日游历的发起人是王韬的同行、日本《报知新闻》的主编栗本锄云。栗本锄云原为“纵览岐黄书”的中医郎中，初仕于幕府时期。后因倾心西学西术而“获罪被废”。明治维新后，被派往法国考察政治，归国后创办《报知新闻》，鼓吹西学。栗本锄云的儿子贞次郎为日本外交官，曾陪同岩仓具视大使出使欧洲，返程时于上海“购得数部新刊之书，内有《普法战纪》”。栗本锄云因而得以先睹为快，并将其推荐给日本军部印行。栗本对《普法战纪》，特别是对其中王韬所作的有关变法图强的议论十分佩服，认为“此书不独行阵之事、交战之迹写活了，其中所杂议论也不陈腐，能脱汉人常见之俗套，实为无与伦比之珍籍。”^①更有进者，栗本锄云非常同情王韬怀才不遇的个人经历，以为与他本人在幕末时代因提倡西学而遭忌的经历相仿。这一点更增加了他邀请王韬赴日的热情。
 关于栗本锄云出面倡议联络、众多日本学者响应附和以邀王韬的情形，《扶桑游记》序、跋中有生动的叙述。日本学者中村正直在序中写道：
 余于重野成斋几上始见《普法战纪》，时成斋语余曰：“闻此人有东游之意;果然，则吾侪之幸也。”察其意，若缱绻不能已者。其后栗本匏庵过余而论文，酒半，睨余曰：“吾既与佐田白茅诸子游梅园，盟于暗香疏影之下，约其招王弢园，子亦不得不与此盟矣!”盖成斋与匏庵之景慕先生，出于诚意如此。其他如冈天爵、龟谷省轩、寺田士弧等，皆先于先生之未东游而感召牵引，亦与有力焉。^②
 另一日本学者龟谷省轩也记述说：
 戊寅之春，余与栗本匏庵、佐田白茅探梅于龟井户，归途饮于柳岛。匏庵曰：“吾闻有弢园王先生者，今寓粤东，学博而材伟，足迹殆遍海外。曾读其《普法战纪》，行文雄奇，其人可想。若得飘然来游，愿为东道主。”白茅曰：“善矣!”余友寺田士弧曾至南海，与先生善，乃有东游之约。士弧与重野成斋、冈鹿门诸人，谋欲邀之。余告以匏庵言，于是成斋始于匏庵交。匏庵每置酒会友，未尝不津津乎王先生也。己卯之夏，先生遂航海而至。^①
 在众多日本学人的联名坚邀之下，1879年春，王韬顺利成行。船过上海，王韬旋里稍作安排。“闰三月初八日(4月28日)，自吴门归，摒挡行李作东瀛之游”。船发之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品川忠道、文士竹添渐卿^②以及正在上海的中国道台徐润、盛宣怀、《申报》主笔钱征均来饯行，行色颇壮。^③
 十一日(5月1日)，船抵长崎。此后凡128日，王韬先后游历了长崎、神户、大阪、西京、横滨、东京等地，其中以在东京所居之时间为最长，略有百日之多。游观途中，王韬每至一地，都受到热烈欢迎。王韬叙述当时的情景说：“抵江都之首日，即大会于长酡亭上，集者廿二人……由此壶觞之会，文字之饮，殆无虚日。”^④有时王韬还未起床便有日人叩门拜访，如“初九日凌晨，忽有叩门求见者，则一不识之童子桂米太郎也。操笔纵谈，久之不去，几令人无盥栉暇。”^⑤中村正直也记载了王韬之行在日本引起的轰动：“都下名士，争与先生交。文酒谈宴，殆无虚日;山游水嬉，追从如云，极一时之盛……夫清国之人游吾邦者，自古多矣，然率皆估客，而又限于长崎一方，近来韦布之士来东京，间有之;然其身未至而大名先闻，既至而倾动都邑如先生之盛者，未之有也。抑先生博学宏才，通当世之务，足迹遍海外，能知宇宙大局，游囊所挂，宜其人人影附而响从也。”^⑥
 王韬访日也在中国驻日官员和旅日华人圈内引起轰动。华人侨界获悉王韬来日的消息后争先恐后地拜访王韬，并给予热情招待。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副公使及王韬昔日沪上好友张斯桂、维新派参赞黄遵宪、驻长崎领事余新、驻神户领事阮锡恩、驻横滨领事范锡朋、《清史稿》编撰者吴瀚涛、《普法战纪》助译者张宗良、书法家卫铸生、商人朱季方等从各方面为王韬在日本的起居旅行提供方便。在与这些海外同胞的接触中，王韬觉得他们中间有不少人“识见宏远”。如张斯桂对西学颇有研究，“锐意西学，欲刻海宁李壬叔天算诸书。其作《万国公法序》指陈欧洲形势，了然如掌上螺纹”。^①黄遵宪曾读书同文馆，熟悉国际事务，写有《日本国史》，主张学习西方，王韬在东京时几乎与他无日不见。王韬后来在为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作序时回忆说：
 旅居江户，遂得识君于节署。嗣后联诗别墅，画壁旗亭，停车探忍冈之花，泛舟捉墨川之月，游屐追陪，殆无虚日。君与余相交虽新，而相知有素，三日不见，则折简来招。每酒酣耳热，谈天下事，长沙太息，无此精详，同甫激昂，逊兹沈痛。^②
 两位中国近代改革思想家在异国他乡每日相见，“谈天下事”如遇故人，且以有心报国而又怀才不遇的屈原和贾谊互比，可见两人情感的惺惺相惜和思想的灵犀相通。
 王韬在日本的主要活动可从两方面来叙述。
 (一)考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
 日本明治维新后社会变化巨大，中外报章对此多有报道。作为报人的王韬当然早有所闻，但毕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所以王韬赴日游历的最基本动因和目的就是察看日本社会维新前后的变化。在王韬旅日的128天里，他广泛接触了日本各界人士，对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情况进行了全面考察。他曾走访日本文部省，了解日本政府文教方针和日本教育的概况;至大藏省和工部省咨询日本发展经济与奖掖科技发明的政策措施;访问日本国会议员，探讨学习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以后的利弊得失。广泛的考察加深了王韬对日本社会的了解和对西学的认识，也丰富了他的思想，拓宽了他的改革思路。
 日本明治政府分别于明治二年(1869年)和明治四年(1871年)强制推行“版籍奉还”和“置县废藩”两项国策，并将全国重新划分为三府七十二县。这两项国策的实施不仅使日本封建割据终结，中央集权得以确立，更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王韬特别留心观察这一制度和社会层面的变化，他记载说，“日本昔仿周制，藩侯三百，棋布星罗，类皆各擅一方，以治其民，生杀由己，惟岁时贡献于幕府而已。”^①而幕府首脑将军本身亦为最大封建主，霸占着许多名山大川和领地。^②但维新之后，“诸侯皆纳土地，归政柄于王朝。乃改藩城为郡县，辖以镇台，城垣亦概从废撤。”^③面对如此急剧的社会变化，王韬不禁感慨万千：“呜呼!仅十许年耳，而沧桑更易，人事变迁，可胜叹哉!”^④
 日本原有的等级制度在明治维新以后分崩离析，资本主义机会均等和能力竞争原则代替了原来的血缘世袭原则而溶入日本社会生活。明治政府将日本社会等级主要划分为“皇族”“华族”“士族”“平民”四族，四族均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不再有高低贵贱之分。王韬观察到这一阶级结构的变化。他指出：
 华族者，列于藩侯，世代有爵位于朝，似春秋时世禄之家。日本凡分三等：曰华族，曰士族，曰民族，以此别贵贱，区门第。维新以来废封建，三百藩侯各归土地于王朝;官人之法亦一变，草野怀才之士，皆得自奋于朝廷，向之世家多闲退矣。^⑤
 有一前来向王韬求教的日本青年浅野代原为“旧封四十一万石，地亘山海;寻常出门，舆马拥前后，驺从千百人，旌旗如云”的华族，维新后，气象顿减，“萧散不异寒士”。^⑥从日本华族世家的衰落，王韬似乎也体悟到一点“运会”或历史规律的不可抗拒性。
 “殖产兴业”政策的实施使日本社会经济摆脱了单一农业模式的束缚，出现了许多新兴行业，这些新兴行业逐渐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得以确立。王韬曾经在日本友人藤田鸣鹤的陪同下，参观一个“新燧社”。王韬发现这是一家赢利极厚、被推为“日本国中巨擘”的大火柴厂，它“屋宇广深，工作八百余人”;所采用的生产方式完全不同于旧方式，“一切悉用西法”;生产的产品不仅可满足日本国内需要，而且参与国际竞争，“远售于香港、上海，年中不知凡几”。政府对火柴厂亦采取扶持政策，“畀以凤纹赏牌，用彰激励”。厂主也被派往法国和瑞士考察，“购新法器具而归，故事半功倍也”。^①叙述中流露出对资本主义的无限向往之情。
 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引起了社会风尚的变化，传统的儒学及建立其上的旧价值观在明治维新以后遭到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西学感兴趣。王韬观察到这种文化的裂变和转轨。他发现日本各地的孔庙和孔子神像越来越少，前往参拜的人也日趋稀落;以儒学为主的“中土书籍”无人问津，甚至有珍本秘籍散见于坊间街尾。与儒学不断式微的情况相反，西学在日本社会长驱直入，取得了文化统治地位。日本每个城市都设有推广西学新知的近代博物馆、“书籍馆”。它们大多都是在原来的孔庙基础上改造扩建的，收有各种各样从西方引进的或日人新近发明的“奇巧瑰异之物”以及大量的“泰西书籍”。每日来博物馆或书籍馆参观就读的人十分踊跃。如在明代遗臣朱舜水所建造的“神田圣庙”基址上改建的神田书籍馆“日至三百余人”。^②
 对日本社会和文化在明治维新后出现的急速变化，王韬抱有一种复杂的矛盾心态。作为一位具有世界意识的改革呼唤者，王韬对日本明治时期儒家文化的式微和西方文化的胜利进军感到兴奋，为之欢呼喝彩，以为可作为中国学习西方的借鉴。这是他每到一地总要参观博物馆、书籍馆的内因;他在东京购买日本新书“不下百数种”也是出于这一方面的原因。^③但是，作为孔子之邦的“孔学中人”，王韬又对此情此景表示无限的伤感和惋惜。变化节奏太快，令他惴惴不安，害怕社会就此脱序。这种惋惜和忧虑是王韬不时给“全盘西化”泼冷水的心理机制。他在与冈本监辅讨论“西化”问题时说：“余谓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又其病在行之太骤，而摹之太似也”。^①另一次与西尾鹿峰的讨论中，王韬认为取舍“中西诸法”的标准不是“中”与“西”，而是“善”与“不善”：“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则合之道矣”。^②什么是“道”呢?王韬的回答是永恒存在的“人情”，而“人情”的最根本属性是讲究实用，应时变通：天有四时寒暑，人则“冬裘夏葛以应之”。王韬以东西方劳动者工资差别及其家庭负担不同为例，严肃批评了当时日本社会所流行的盲目崇洋媚外的“脱亚入欧论”，指出一切模仿都应合情而合用。他写道，今日礼拜为休息日的设定，是渐渍西法之一端。西人七日安息，行此已数千年，群以为便，然贸易场中亦有不甚守者。至于贫民工作谋生，以一日之劳供一日之食，若安息日无事可为，一家子女何从糊口?即以六日所入积为一日之用，抑或有所不能。故安息日可行于富贵者，藉以养身心，恣游览，其贫贱者不能行则听，亦王道不外人情也。若如西国教士之语，以此日为事天，而甚于禁食;夫天何日不当事，岂独此日哉?苟一日事天，而六日违天，何益之有?故善为治者，不必尽与西法同。^③王韬提出的“应时应地变通论”，为东方后起国家学习西方提供了正确的指导原则。这反映了他作为中国学贯中西的文化领袖所具有的远见卓识。但换个角度说，他的“道不外人情论”的确也带有一缕儒家道德主义思想的回光返照。这又反映了在他的思想深处保守主义的东西依然占据着一定的地盘。^④
 (二)游观各地广交友朋
 王韬素有“山水之癖”，这早在1847年他第一次赴江宁乡试时就有所表现。以后在上海、香港、欧洲等地居住期间均不时出外游历。此次来日本，他更无具体的著译工作要做，因而把大量时日放在游历名胜、纵情山水之上。他先后访问过神户的千岛瀑，大阪的造币局，西京的天满宫、华顶山，东京及其附近的墨川、忍冈、浅草寺、飞鸟山、日光山等。每游一地，王韬总有诗文记载其胜。《扶桑游记》中有许多内容就是关于这一方面的。
 日光山之游令王韬印象深刻。日光山距东京370里，“其地为故大将军德川家康庙貌所在，其子孙以霸天下之力、役众诸侯以经营之，土木丹青之盛。穷工极美，甲于天下”。^①在重野安绎、冈千仞等八位日本友人的陪同下，王韬于1879年8月1日至8月8日游观了日光山。他一方面被日光山的万壑争流、千岩竞秀的秀丽风景所陶醉，感叹该山“寺刹满山，楼台凌汉”，是“神灵窟宅”;^②另一方面也为日光山的人文历史变化而唏嘘不已，他在游记中写道，“(日光山大谷川口)其泉出于中禅寺，而末流则为绢川，自上奔注于下，喷雪溅珠，澎湃之声，铿訇震耳，觉心神为之顿爽……松柏葱郁，宫殿峥嵘，即德川氏诸庙也。向者幕府盛时，四方诣山住宿者，侯伯有二十六院，幕府诸官有八十坊，连甍对宇，栉比蝉联，结构之雄，世所罕俪。大政维新一时无诣山者。因是院坊僧侣无所得食……俯仰今昔，不禁盛衰之感。”^③
 在游历各地的过程中，王韬结识了一大批日本人士。与他时相过从的日本人士大多数是汉学功力深厚的“日本文士”，与王韬有对话的语言与文化基础。王韬后来回忆说，他在日本是“遍交其贤士大夫。一时执贽请受业者，户外屦满。壶觞之会，坛坫之升，无日无之”。^④
 细分王韬与之唱和的这些“日本文士”，大约可归为三类：
 第一类可称为日本民间的中国文化倾慕者，他们是身份简单的学者，与政府基本上没有关系，如增田贡精通中国古典史籍，著有《清史揽要》一书，常去中国驻日使馆与黄遵宪等中国官员用汉语“笔谈”切磋。^①本多正纳熟悉中国稗史小说，著有《清史逸话》。^②重野安绎是明治时期日本“汉文三大家”第一人，在近代西风日炽的背景下，他力主“汉化日本”，提出“支那不可辱”“汉文不可废”的主张。
 第二类为西学倡导同路人，如《报知新闻》主笔栗本锄云在幕末时代曾任外交官，后因主张学习西方而遭贬，明治维新后拒不出仕，继续提倡西学不遗余力。^③《报知新闻》社长藤田茂吉(1852—1892)是福泽谕吉的弟子，日本众议院议员，著有《文明东渐史》，“尝读洋书能通泰西事情。平日尤留意于东西交际之事，议论所及揽领捉纲，灼然能见其大”。^④冈千仞(1833—1914，字振衣，号鹿门)精通汉学与西学，明治维新后，曾任修史馆编修官、东京图书馆馆长等职，与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黎庶昌以及其他使馆成员均有密切交往，著有《美国志》《法国志》《英国志》等书，“于泰西情形，了然若指诸掌”。^⑤中村正直(1832—1891，别名敬宇)精通儒家经典，1862年即升为“御儒者”，并通英文和西学。1866年他作为领队率12名日本少年去英国留学，眼界大开。归国后将英国斯迈尔斯Self-help一书译成日文，定名《西国立志篇》，对日本的文明开化功劳卓著，王韬称他“后通洋学，学业大进，摄理师范学校事，治校期间意欲编译西国史以行于世”。^⑥1875年4月中村正直曾在《明六杂志》第35号发表《论支那不可侮、不该侮》文章，论述不应蔑视中国的理由。他认为，中国“发明有用器具甚多，非本邦所能及”，“倘若支那学欧美，其见识或将超过欧美”。他批评那些学了一点欧美皮毛便蔑视中国的日本人，其情形“恰如身穿他人之华美服饰而蔑视衣着简陋之人也”。^①
 第三类为熟悉汉文化而又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的文化人，他们一方面精通和喜欢汉学;另一方面肩负日本政府秘密使命，出言行事以日本国家利益为重心。如佐田白茅(字直宽，号白茅、伯茅，别号闲放)为明治政府的外交官，曾被任命为“东征军务官知事”，深入朝鲜调查日本侵占的可能性，1870年就提出“征韩论”，建议“全皇国为一大城，则若虾夷(北海道)、吕宋、台湾、满清、朝鲜，皆皇国之屏藩也。虾夷业已从事开拓，满清可交，朝鲜可伐，吕宋、台湾可唾手而得矣。”^②冈本监辅著有《万国史略》，“有志于泰西掌故”，熟知西学情伪，^③他既是民权运动的提倡者，也是“合纵论”鼓吹者，提出“当此欧美各国觊觎东亚之际，日清两国以合纵为急务。”他曾为樽井藤吉《大东合邦论》一书作序，推崇樽井藤吉“我日韩宜先合，而与清国合纵，以御异种人之侮”的并韩联清观点。^④ 1875年，他还亲自来到中国，周游北京、东北、华中各地，以“日清合纵论”向朝野游说。^⑤冈本监辅有日本军方背景，他的中国之行就是由陆军省参谋局嘱托和资助的。他提倡的“兴亚”，其实是以“大陆经营”为根本出发点的。^⑥
 王韬赴日之际，正是日本“兴亚”说盛行之时。不论上述三类日本文化人与日本政府有无联系，他们都举着“同文同种”“振兴亚洲”的旗号。这对来自正被欧洲列强欺侮之国的王韬极富吸引力和迷惑性。王韬似乎没有发现这些日本文化人之间有什么不同，一概以“东瀛友人”对待。这反映了王韬在情感方面的单纯，也反映了他在外交认知方面的幼稚。19世纪70年代正值日本走上对外侵略道路的“加速期”，日本出兵台湾和吞并琉球事件相继发生，世界舆论为之一片哗然，作为身处香港的中国知识精英，王韬是应该能感受到来自日本的咄咄逼人的侵略锋芒的。可惜从他的《扶桑游记》中，我们看不到这方面的片言只字。^①
 王韬始终保持一个自然人的身份与日本友人自由交往。他出语直率，行事豪放不羁，绝无做作之态。他住在重野安绎家时，“室广数笏，矮屋打头，床蓐枕几不尽具”，可他起居欣然，“若意安之者”，“时杂以谐谑”，以至重野安绎一家不时“相共冁然大笑”。^②
 与日本朝野的亲密交往以及后者对他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与敬重，颇使在国内遭受冷遇的王韬激动不已。有一次当重野安绎向他说：“或序先生之文，谓为今时之魏默深。默深所著《海国图志》等书，仆亦尝一再读之。其忧国之心深矣。然于海外情形，未能洞若蓍龟;于先生所言，不免大有径庭。窃谓默深未足以比先生也。”他听后无限感慨地说：“呜呼!苔岑之契、金石之交，乃得之于海外，此真意想所不到者也。”^③作为报答，他对日本友人的“文字之请”也是有求必应。他曾应邀为《报知新闻》书写多幅大幅草书，为日本学者的著作作序题跋几十篇。^④逢有日本文人兴社集会，他也每每到场助兴，发表演讲。更重要的是，日本朝野对他的热情接待，使王韬自觉放弃了对“同文同种”的日本的警惕，他说：“东国之贵官文士待予殷拳若是，亦可见两邦之亲睦矣。”^⑤这种“自我缴械”的心理倾向在日本出兵台湾、吞并琉球和染指朝鲜的时代背景里是十分不合时宜的。
 值得一提的是，王韬在日本还时常有“买醉红楼”之举。这引起一些日本人士对他“略有微言”。他为此辩解说：“信陵君醇酒妇人，夫岂初心?鄙人之为人，狂而不失于正，乐而不伤于淫。具《国风》好色之心，而有《离骚》美人之感。光明磊落，慷慨激昂，视资财如土苴，以朋友为性命。生平无忤于人，无求于世。嗜酒好色，乃所以率性而行，流露天真也。如欲矫行饰节，以求悦于庸流，吾弗为也。……世但知不好色之伪君子，而不知好色之真豪杰，此真常人之见哉!”^①
 他的解释获得了冈千仞的认同。冈千仞写道：
 盖先生慨欧人耽耽虎视，亲航欧洲，熟彼情形，将出其所得以施之当世，而未有所遇。于是遁迹海岛，俯仰感慨，举其郁郁不得于内者，托之声色豪华。信陵之于醇酒妇人，岂其所真溺爱哉?其心独苦也!余于先生，固悲其命穷矣。^②
 客观地说，王韬在日本“沉醉花丛”虽有其外在的社会原因，但那毕竟是王韬的“瑕疵之处”。因为它既不能使国家的现状得到丝毫改善，也不能使统治者从此之后有所警醒。它的惟一结果是，占去王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影响了他对日本作更深一层的考察。
 王韬在日本共旅行居住了128天。到1879年8月，他倦游思归，拟返香港。归国起程之前，日本友人重野安绎、中村正直、寺田士弧、冈千仞等在东京中村海楼酒家设宴为他饯行。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等也被邀请参加。是日之会，“至者不下百人”，“冠裳跄济，可与葵邱践土之会后先争盛”，^③王韬事后对盛宣怀夸耀说：“东瀛之游，颇有豪气。临行，日本诸文士设祖帐于中村楼，自星使以下，至者百有余人。歌舞迭陈，管弦并奏，新柳二桥之粲者一时毕集，异方之乐亦可云盛矣。”^④主客共推王韬坐首席“执牛耳”，位次在星使何如璋及张斯桂之上。蒙此推重，王韬自然又不免心潮起伏。他欣然提笔，作诗留别：
 

我之来兮春光非，我之去兮秋风起。
 秋风起兮游子归，万重山兮千重水。
 离情渺渺愁凄凄，相思不识何时已。
 临行把酒劝重游，子其祝我倘无死。
 子酌我兮金叵罗，我赠子兮玉版纸。
 上写今日离别辞，中有泪痕流不止。
 ……
 两国相通三千年，文士来游自我始。
 敢云提唱开宗风，结社清华争倒屣。
 某年月日我去来，大书特书补青史。^①

 日本友人亦即席唱和，或用诗称赞王韬学贯东西，或铺叙离情别意，或倡议中日两国永远唇齿相依，和睦相处。有一首本多正讷作的诗情感极其真挚。它写道：
 

骊歌高唱遽相离，难系佳宾万里思。
 经世原因唇齿势，论心宁问旧新知。
 吴山越水还家梦，春雨秋风过客诗。
 临别殷勤何所语，天涯早计再逢时。^②

 同年8月22日，王韬正式告别起程。日本友人及中国驻日使馆官员几十人赴东京火车站送行。冈千仞、重野安绎、寺田士弧、佐田白茅等多人依依不舍，一直陪送到横滨改乘轮船方止步。临别之际，王韬“感友人之情深，叹别恨之难销”，不禁泪水滂沱。
 王韬为期128天的访日活动开启了近代中日两国文化界友好交往的大门。此后中日两国文人学士互访活动日趋活跃。不幸的是，后来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偏离了早期“兴亚”论轨道，转向了“征韩”“征满”的对外扩张道路，并有意挑起了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这就玷污了王韬与日本民间文化人所开写的中日友谊篇章。这是力主中日世代友好的王韬所始料不及的“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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