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10月5日，王韬乘坐英国怡和洋行“鲁纳”号邮轮驶离黄浦江，南下香港。一路上，虽有随船同行的江南范春泉兄弟、萧山鲁获洲以及麦华佗委派的“密司恳开”等说话作陪，但王韬总觉得心情沉重。大清王朝没给王韬带来任何好处，甚至要以大辟重刑来惩治他，可如今一旦要离开它，逃入在西洋人统治之下的“化外之地”，王韬又感到若有所失。对父母之邦的依恋之情与对清朝政府的怨恨矛盾地混合在一起，牵拽着他的心绪，让他忧愤不已，每每“为之鼻酸”。他以十分伤感的笔调在甲板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东去鲁连成蹈海，北来庾信已无家。
从今便作天南叟，忍住饥寒阅岁华。①
茫茫的大海，茫茫的前途，漂泊的生活，漂泊的灵魂，一种找不到人生依归的愁绪弥漫全诗。
“鲁纳”号航行两昼夜后抵福州。越日，抵厦门。10月11日午后抵香港。从此王韬变成了所谓的“化外之民”。在这块大清王朝管辖不及的“化外之地”上，王韬实现了思想观念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19世纪60年代的香港，在英国人的治理和经营下，工商业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繁荣。王韬在《漫游随录》中对此曾有所记载：
香港本一荒岛，山下平地距海只寻丈。西人擘画经营，不遗余力，几于学精卫之填海，效愚公之移山。尺地寸金，价昂无埒。沿海一带多开设行铺，就山曲折之势分为三环：曰上环、中环、下环，后又增为四环，俗亦呼曰“裙带路”，皆取其形似也。粤人本以行贾居奇为尚，锥刀之徒，逐利而至，故贸易殊广……上、中环市廛稠密，阛阓宏深;行道者趾错肩摩，甚嚣尘上。下环则树木阴翳，绿荫缤纷，远近零星数家，有村落间意。“博胡林”一带，多西人避暑屋，景物幽邃，殊有萧寂之致。
② 不过这是王韬后来游历欧洲之后的倒叙文字。王韬下船伊始，情绪极坏，满眼尽是心酸处。他更没有闲情雅致来欣赏英人如此功绩，反而觉得任何事物都难以忍耐。“人民椎鲁，语言侏
”;环境恶劣，“炎方景物种种伤吾意，气候不常迥非中土侔，视天常低视日近若炙，冬或着
盛夏或披裘，鱼龙怒腾欲雨气腥臊，一黑千里飓起摇陵丘，飞虫细蚋经冬犹不死，炎飚毒雾白昼鸣鸺鹠”;
③衣食住行更是样样窘迫，登岸初期，居无定所，只能在“博罗圣会”会友家中同食共宿，连“购袜屐”的钱都是会友借给他的。
①“所供饮食，尤难下箸，饭皆成颗，坚粒哽喉，鱼尚留鳞，锐芒螫舌，肉初沸以出汤，腥闻扑鼻，蔬旋洒而入馔，生色刺眸，既臭味之差池，亦酸咸之异嗜”;
②“瘦妻娇女啼哭思旧土，一家四人卧床无一瘳，半椽矮屋月费钱半万，风逼炊烟入户难开眸，木中虮虱噆人若锥利，爬搔肌肤往往至血流”。
③苦不堪言，王韬似乎掉进了地狱之门。
最使王韬烦恼的是“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的孤寂。生性好动且已经习惯了“谈笑有鸿儒”生活的他，如今只能面临着既无新朋又失老友的寂寥之境。他认为香港是“其俗素以操赢居奇为尚，而放于礼法，锥刀之徒逐利而至”的地方，因此，绝少“雅流在其间”，“地不足游，人不足语”，新朋友实在难得;
④而老朋友大多因王韬为清朝“通缉要犯”，害怕连累，不敢与之继续来往。他给朋友的书信有不少都落得“旧朋无一字之来”的有去无回的结果，他为此作诗自嘲亦嘲人说：
谁惜寥天囚独鹤，翻嫌多事遣双鱼。
论交四海轻刘备，乞食穷途泣伍胥。
元修契顺从来少，赵德符林亦未逢。
一字惧为他日累，此才转赖异邦容。
文章岂必关科第，风义原难望俗庸。⑤
实际上，王韬此时自己也不愿以戴罪之身与他人交游，他的诗中有“逢人怕问名”“无求终岁闭门居”一类的句子。他将自己的名字“瀚”改为“韬”，表字“兰卿”改为“懒今”“子潜”“仲弢”等，将所居之处命名为“天南遯窟”“弢园”等，似乎打算从此躲开多灾多难的尘世，韬光养晦、隐姓埋名地度过他的后半生。
⑥ 英国领事为王韬提供了政治庇护，却没有为他提供相应的生活资助。所以初到香港的王韬生活拮据，入不敷出，还没有条件专做闭门修身养性的寓公。他必须走出寓所去寻找机会挣钱糊口。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向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理雅各为英国的苏格兰人，1815年出生于一个信奉新教的农民家庭。大学毕业后加入英国伦敦布道会，1839年被该会派往马六甲(Malacca)担任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院长。1843年，英华书院迁入香港，理雅各也一并随往。
①此后，他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了近三十年。理雅各是伦敦布道会派遣来华的正宗传教士，受过专门的中文训练，有很高的汉语造诣，但他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传教方面，而是放在了研究和翻译中国古代经典方面。他著有多本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其中《中国人关于神鬼的概念》( 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孔子的生平和学说》( 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Confucius)、《孟子的生平和学说》(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Mencius)、《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评述及其同基督教的比较》(The Religions of China：Confucianism and Taoism)等在欧洲汉学界有广泛的影响。1858年，理雅各在英国在港大商人查顿(William Jardine)和颠地(Lancelot Dent)资助下计划将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取名为《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这是一个宏大的文化建设计划，需要多方面的合作。在王韬未赴香港之前，理雅各的合作者有英国传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留美学生黄胜等，完成了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翻译，名之为《中国经典》第一卷和第二卷。
王韬的到港使正在苦于“助译乏人”的理雅各异常高兴。理雅各曾到过上海墨海书馆，对王韬的学问和助译圣经一事有所了解。所以，早在王韬藏匿于上海英国领事馆时，理雅各就曾与麦华佗联系，邀请王韬来英华书院助译中国经典。王韬一到香港，他就派人前来联络，“特为位置”，“优礼有加”。王韬在诗文中多次谈及理雅各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对他的“知遇之恩”，如《南行》一诗写道：
鲁连成蹈海，仓卒登邮舶……
夜深篷背雨，并作眼泪滴……
绝岛峙海中，新是西人辟。
问舍有逢迎，甫集惊魂魄。
主人意良厚，怜我在屈厄。
译馆汇群书，乌焉命仇核。①
在后来的一封致理雅各的信中他更是情绪激动地写道：“(韬)逃死南陲，得逢执事，授餐适馆，礼意优崇，俾羁旅之人弗至失所。感激之私，沦肌浃髓。”
② 王韬经学功底深厚，一般的传教士汉学家远不能望其项背。而且，他在上海墨海书馆有十多年的与传教士合作译书的经验，工作起来也比一般的内地文人驾轻就熟，得心应手。这两点加上王韬对理雅各的感恩意识，使《中国经典》的翻译进度大大加快。经过两人近三年的努力工作，至1865年7月，《尚书》译述宣告完竣，定名为《中国经典》第三卷刊刻行世。随后，《诗经》译本《中国经典》第四卷于1871年、《春秋》和《左传》译本《中国经典》第五卷于1872年相继发行。
将中国上古经典翻译成现代英文是一项十分困难艰巨的工作。这些经典成书时间早，文词古奥晦涩，所述历史事实既简略不详，又真伪参半，加上后人注疏汗牛充栋，观点千变万化，莫衷一是。非学贯中西、大才大识者几乎无从下手。理雅各和王韬翻译的成功，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学术功力和治学才华。王韬的工作尤其艰苦。他负责所有译著的“前期基础工程”，每译一经，他必须事先广搜博集，详加考订。然后集历代各家注疏之长，并犀入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笔记，以供翻译之用。他的治学原则是不宗一派，兼采诸家，融会贯通，尽可能全面。对理雅各弄不懂或有疑问的地方，王韬还需为之讲解辨析。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王韬单研究性的笔记就有《皇清经解校刊记》24卷、《国朝经籍志》8卷、《毛诗集释》30卷、《春秋左氏传集释》60卷、《春秋朔闰日至考》3卷、《春秋日食辨正》1卷、《春秋朔至表》1卷、《礼记集释》和《周易注释》等。
①每一部笔记都花费了王韬大量的精力，如《毛诗集释》“采择先哲之成言，纂集近儒之绪语，折衷诸家，务求其是”，其工作起始于1862年5月，成于1863年3月，前后花去将近一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王韬每日都是“凌晨辨色以兴，入夜尽漏而息”。
②王韬在《弢园老民自传》中回忆说：“航海至粤，旅居香海，自此杜门削迹，一意治经。著有《毛诗集释》。”
③起早摸黑，屏绝一切交际，王韬全身心地投入了译经工作。
将中国古代典籍译成西方文字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文化工程。19世纪以前就有不少不畏艰难的西方传教士在此方面辛勤尝试。然而，他们所译的至多是中国经典的只鳞片爪。而且，由于文字障碍，他们大多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精义理解不深。译文也多半鄙俚不通，谬见百出。像理雅各和王韬这样功力深厚、学贯中西的学者鼎力合作，积二十年之功，将中国古代经典系统、准确而又通俗地译成西文，不能不说是史无前例。理雅各与王韬合作的译本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被视作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
洋洋大观的多卷本《中国经典》于19世纪下半叶在西方陆续出版，引起了西方学术思想界的轰动。理氏也因此而获得一片赞誉。英国著名汉学家小翟理斯(Lionel Giles)称赞道：“五十余年来，使得英国读者皆能博览孔子经典者，吾人不能不感激理雅各氏不朽之作也。”
④英国爱丁堡大学特颁予理雅各汉学奖和荣誉博士学位。1876年，英国牛津大学开设汉学讲座，理雅各又被特聘为第一任汉学讲座教授。随后第一次国际“儒莲汉学奖”也因此被授予了理雅各。
身着学术正装的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理雅各
应该看到的是，理雅各的不巧贡献和殊荣有—半应归之于王韬的助译。从《中国经典》的内容看，有的就是王韬所作笔记的直译。如王韬对古代历学很有造诣，著有《春秋朔闰日至考》三卷。
①赴英助译时又特作历学论文五篇，其中两篇被理雅各直接收入《中国经典》第五卷书首之序言中。
②另据《中国经典》第五卷序言内所载之参考书目( Book used in preparing the work)，内有多种著作直接得自王韬原作。在原文注释和观点综述方面也几乎全部得自王韬。《礼记》和《诗经》译本中多次提到这一点。
③理雅各受到各方推赞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具有不同凡响的文化观。与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大部分英国东方学学人不同，理雅各跳出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优势心理，完全用一种赞赏推崇的态度来研读翻译中国的经典，希望从中找到基督教的圣经教义。他不顾西方宗教界和学界对他的诘难，始终都保持着对中国古代圣贤的恭敬虔诚。这一点恰恰是理雅各与王韬多年共事而受其影响的结果。理雅各本人对王韬在译书过程中给予他的帮助和影响心存感激，也曾不止一次地予以极高评价。如在《中国经典》第三卷的前言里，他特别提到王韬对译书的杰出贡献，并对此表示感激不已，他写道：
王韬与理雅各一家在苏格兰杜拉
译者亦不能不感激而承认苏州学者王韬之贡献。余所遇之中国学者，殆以彼为最博通中国典籍矣。彼于1863年(此处时间不确，但原处英文如此。应为1862年)岁暮抵港，于精心所集之巨量藏书，特加赞赏，不时取用。并以满怀热忱，进行工作，随处 为余解释或论辩。彼不特助余工作，且于工作辛劳之际，并为余带来乐趣也。
① 王韬不懂英语和粤语，只会说吴语，而理雅各只懂英语和粤语，听不懂吴语，在一般情况下两人并不是最佳工作搭档。理雅各之所以依然选择王韬合作翻译是因为他在中国找不到更好的第二人选。他觉得他的译经工作根本离不开王韬。在一封写于1871年致友人的信中他写道：
我们已经印就380页(指《中国经典》第四卷《诗经》)，然而开支太大。每月开支，包括我的中国助手王博士(Dr. Wang，即王韬) 20元薪金，略有105元之数。出于经济考虑，有时我想不再继续雇用王。因为或许一个星期里没有他我也能对付过去，但一旦困难来临，他对我又是那样的重要而不可或缺。现正在译述诗序，他的 作用尤其重要。对我来说，只有第一流的中国学者才有价值。我 还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与他匹敌的本地学者。
① 从理雅各的推重赞誉中，我们可以看到王韬在中国近代第一波“中学西被”中所立下的汗马功劳。此功与他后来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伟大贡献交相辉映，奠定了王韬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不朽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