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来到重庆后，即由马衡、梁思成两位先生引见，见到了时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主任的杭立武先生^①。当时，杭立武与王世襄素不相识，但由于马、梁两位副主任委员的推荐，杭立武同意派王世襄到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办公处去工作。这自然让王世襄非常高兴，一来为能参与他认为意义非常重大的战后文物清损工作，二来离家已两年多，这样一来终于有机会重返北平，看看父亲在家是否安好，还有已分别多年、朝思暮想的袁荃猷了。

在王世襄到达重庆前，教育部已派沈兼士^②任教育部特派员，兼任当时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代表。王世襄进入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办公处，算是在沈兼士先生领导下工作。马衡与沈兼士曾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两人交往颇深，便带着王世襄去拜见了沈兼士先生，一面之晤后沈兼士先生随即飞往北京。因为当时飞机非常紧张，一般工作人员只能坐轮船到武汉或上海再转往北京，坐轮船还得登记等候，时日难定，所以王世襄仍留在重庆等待有交通工具才能成行。

9月间，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又在重庆教育部开了一次会，出席会议的有杭立武、马衡、梁思成、郭志嵩(时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秘书)等。会上商定派往京沪、平津、武汉、广州等区的工作人员到达后如何开展工作，大致确立了四点工作方针：(一) 到达后立即成立该地区的办公处。(二)去藏有文物、图书的机构查询沦陷期间文物损失情况，要求开列清单上报。(三)各地区办公处在报上刊登通告，不论机关或个人，文物损失均应列目上报，登记备案，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将据此进行追查索偿工作。(四) 了解调查日寇及德国纳粹分子匿藏的文物，查获后予以没收。在这次会议上还公布了唐兰、傅振伦(后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两位作为平津区的副代表，也确定王世襄作为平津区助理代表。

真正无巧不成书，正当王世襄发愁不知何时能回到北京时，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的副馆长翟荫(Horace Jayne)来到重庆。他持有联合国文物保护组织函件，声称受委托来华观察调查战后中国文物损失及保护情况，他向杭立武提出行程，希望能到成都、西安、北京三地看一看然后再返回美国。杭立武向其表示，可以允许他去各地考察，但最大的困难是交通工具，翟说搭乘飞机不成问题，他可与美军联系，搭乘便机去各处，不必中国政府安排。另外翟希望能有一个懂英文的人随行任译员，这时杭和马、梁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王世襄，一来王世襄英语娴熟，又具备文物知识，实是任随行译员的最佳人选;二来考虑到王世襄本就正待北上，这样一来便解决了交通问题。就这样，翟荫的意外到来提前了王世襄返回北平的时间。临行前，马衡先生还特别嘱咐王世襄说，须对翟荫密切注意，防范他借观察调查文物之名，行盗窃搜购文物之实，如有此等事发生，应立即阻止并报告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

于是王世襄和翟荫于10月6日启程离开重庆，搭乘美军飞机到达成都，两人在成都参观了华西大学博物馆，又访问了几位收藏家，翟荫忽然提出要走访张大千先生。张大千先生是现、当代画坛上最具影响的国画大师之一，也是世界画坛上著名的艺术伟人之一，1943年因战事而避居成都，但他人隐心不隐，尽管战火日酣，仍在家乡举行画展，成为抗战时的一大艺术盛事。当时大千先生居于昭觉寺，昭觉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刹，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后不幸毁于明末战乱，又在清朝康熙年间由破山和尚重建，成为宏大壮观的寺院。于是王、翟两人便驱车前往昭觉寺，在后院东北隅的画室里拜见了这位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与王世襄的大舅父金城是旧识，王世襄在大学读书时在中国画研究会上和大千先生见过几面，但他对王世襄印象并不深，这次一听说世襄将参加文物清理工作，立即另眼相看。于是王世襄取出随身携带的书扇，请大千先生题画。

原来王世襄在离开重庆之时，前往沈尹默先生处辞行。沈尹默是著名的书法家、学者，浙江湖州人，是沈兼士先生的胞兄，与王世襄的舅父金北楼先生有乡谊。世襄早年便与沈老订交，初到重庆时便登门拜见沈老，到李庄后又求得沈老手书先慈遗稿《濠梁知乐集》书签和“俪松居”斋额，沈老视世襄可谓亲如子侄，所以将要离渝返京便特向沈老告别。沈老得知王世襄回北京后将开展追缴和保护文物的工作，还恰在沈兼士领导下工作，非常赞赏。那天沈老案头正散落着手书词稿，王世襄读后特别喜欢其中两首《踏莎行》，请求沈老赐书在扇面上，沈老即刻应允，题词如下：

草草杯盘，寥寥笑语，闲愁知有安排处。高花自在倚春风，无心低逐江流去。蝶舞方酣，莺啼如故，青芜没尽门前路。此间信美不如归，为谁更向他乡住!

海国长风，山城苦雾，云情萦惹江头树。人间能有几多程? 迢迢不断天涯路。花底闲的，樽前小住，匆匆燕子东还去。寻常事已不寻常，年华总被东风误! 右调踏莎行。畅安将北归，持扇索书，且欲得此二阕，即如其愿与之。乙酉秋日，尹默。

两词写出了沈老有家归不得的心情，感叹国难当头，当权者还在醉生梦死、歌舞升平。世襄先生得到沈老书扇后，随身珍藏，如今与张大千先生谈得甚为投缘，便想起请大千先生在沈老书背面赠画。

大千先生见扇面便欣然即席挥毫，用砚凹余渖，霎时间便把雄浑秀丽的峨嵋全景摄入尺幅之间，只见峨眉近景，仅露山巅，上有桠杈丛树，迎面岭连成嶂，迤逦横开，有奔腾百里、上下千寻之势，山头林木间，三处露出屋宇，正是峨眉三顶，落笔简省，惜墨如金，却胜人多许。兴情所致，他还题道：五年前从渝州还成都，以寇警，飞机绕越峨眉两匝，得纵观三顶之盛。畅安先生将之北平，因写此以赠其行，并请法教。乙酉九月三日蜀郡张大千爰。

扇面(沈尹默书、张大千画)

拜别了大千先生，翟荫和王世襄又离开重庆奔赴西安，再由西安飞抵上海。原计划中并没有上海这一站，但由于当时从西安去北京的美军飞机极少，而上海至北京的飞机相对较多，取道上海就不必在西安为候机而耽搁时日。10月27日王世襄和翟荫由上海到北京。王世襄因这次机缘巧合成了营造学社首先回到北京的人。11月9日翟荫离开北京结束了此次中国之行返美，王世襄的陪同翻译旅程也由此结束，便到沈兼士处报到，开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办公处的筹备和成立工作。

重新回到北京，重新回到久别的芳嘉园老宅，北平城经历战火，老宅中的父亲和家人依然安好，自然让王世襄百感交集。而更重要的是，他终于可以见到那个他在西南山乡中思念已久的倩影。于是王世襄回到北京不久，便捧着亲手做成的一对红木小圆盒去找袁荃猷。可以想象，那时荃猷接过这对小盒，看到盒盖上镶的世襄亲手火绘的葫芦，应是会心一笑，想起世襄信中曾写道，正制火绘葫芦片，还许诺若做得好便送给她，如今他千里迢迢地回到北京，竟还记得曾向她许下的小小承诺。她将小盒捧在掌心，轻轻揭开盒盖，不期两颗娇艳欲滴的红豆霎时出现在眼前，“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不知她当时是否在心中会激动地吟起这两句千古流传的诗句。那瞬间，她应已明白世襄的心意，无须更多用天长地久之言辞表白，这件小小的定情信物从此串起了世襄和荃猷不离不弃、相守相随的人生之路。如今，当写到此时，我又重读了袁荃猷于1996年为王世襄刻纸并文的《大树歌》，在这支神爱之歌中，专门绘刻了一对小巧玲珑的红红的小盒，并深情地写上一段忆昔五十年前的那情景：“一对红木小圆盒，盒盖镶火绘葫芦，内盛红豆，是世襄1945年从重庆归来后赠我的定情之物。”真的，我又仔细地望着那第五格中美好的图画，一只鲜活的大大的葫芦，紧靠的是一对红木圆盒。我想，这就是象征了他们当年定情后的最美满的人生与爱情!

王世襄与袁荃猷的定情信物——红木小圆盒

1945年的岁末，世襄与荃猷完婚，世襄31岁，荃猷25岁。古人云，三十而立，这时的王世襄已成家立业，心智也经历练而成熟，早已脱去了少年时期之玩性，理想和事业也已经清晰地显现，但漫长的人生路，才刚刚拉开帘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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