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就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要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问题发出指示：“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免“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上海、北平以及其他各地党的地下组织，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坚持隐蔽斗争，为配合解放和接管城市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48年12月14日，当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包围北平城的时候，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让人把故宫的四扇大门都给关上了。在这国民党撤退和共产党进逼的政治过渡期，马衡院长的这种举动是在清晰地表明，他决不会听命于国民党政府将国宝运往台湾，也是在告诉故宫上下全体同仁：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他都会坚守自己的岗位。
 正当国内新旧交替，翻天覆地的政治大变动之际。年轻的王世襄，此时正身在海外，的确，美国的考察让他受益匪浅，同时结识了不少倾心文物的同好与海外学人。正当他准备动身回国前夕，两家美国的博物馆希望他能留任工作，同时又有国外几所大学拟聘请王世襄任教。其中一所就是他在燕大的同学刘予健任教的匹兹堡大学，刘后又任教普林斯顿大学，是著名的宋史研究专家。当时刘介绍王世襄去匹兹堡大学讲授中国美术史，可王世襄对此未予考虑，谢绝了这位同窗的好意，因为他从未有丝毫留在美国的念头。祖国的一切都正百废待兴，特别是他魂牵梦绕的故宫，他渴望着尽早能回到祖国，把在国外学到的先进管理理念，用于中国文博事业的建设。为此，他离开美国之前，还特意劝说在美国大学专攻化学的堂弟王世仪，也改学文物修复，因国内博物馆十分需要这样的人才，但堂弟却倾心化学研究，并未接受王世襄的建议。
 1949年7月，王世襄毫不犹豫地收拾行囊准备离开美国。由于新中国即将诞生，美国海关竟谓中国已经易帜变色，在美国的华人可申请留在美国并得到居留证和护照的优待。爱国的学者王世襄，对这般通知的态度，则是嗤之以鼻。当笔者听到他这段回忆时，不禁想起清华的老学者何兆武先生口述自传《上学记》中的一段文字，他说：“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我想，当时的王世襄一定是怀有这样的一种思绪，踏着矫健的步子、登上由美回国的飞机的，他应是带着这样一种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他相信新生的中国一定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在向他招手呼唤，在这即到来的新社会，自己的所学所爱，也定能得以施展，而他与他妻子、孩子，在新生的共和国定能过上非常美满的生活。他和那时许许多多千方百计从海外返回祖国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当眺望浩渺的太平洋，故国的土地越来越清晰可见时，总怀着这样的一种幸福感——只是，今天看来这种幸福持续得实在太短了，短得像一场梦境。
 王世襄由美回国取道香港，但由于香港北上轮船恰恰停航，他等候了一月有余，才乘上了前往天津的船，回到北京时已是1949年8月中旬，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
 新中国的成立，对王世襄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励，他与马衡先生一样从内心对旧社会与国民党政府腐败与专制统治是痛恨的，他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的、富足的世界。在那个新生时代，作为爱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总是相知相通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王世襄担任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仍在古物馆上班。正值35岁风华正茂的他，刚从国外考察游历归来，应该说无论从学识还是实践经验，都是一个人的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他也以忘我的工作热情，投入到故宫恢复与发展的各项事务中去。
 故宫博物院当时专门成立了文物征集组，用于鉴定收回文物的真伪，还通过单位及文物组成员的个人关系，召集了一大批从事文物鉴定的艺术史家和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他们被分为5个小组，对收回故宫的物品进行鉴定，开始重建故宫博物院的馆藏。这5个小组是：玉器，专家是乔有声;陶瓷，孙瀛洲和耿宝昌;铜鼎，王文昶;书画，王以坤和刘九庵;碑帖，马子云。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陈列部主任，王世襄亲自拟定了1951年的工作计划，同时也议决通过了故宫具体的陈列计划。首先是政府发布征集文物的行政命令。命令一出，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纷纷响应，将本单位收藏的物品登记造册，看其中是否有珍贵的文物，一旦发现就拨交故宫，由文物征集组进行鉴定。通过这种方法，故宫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共征集到了165061件文物。
 事实上，当时的故宫博物院虽名为“博物院”，但各种文物的分类、陈列和保管都与现代博物馆的要求相距很远，只是一个偌大的废弃的皇家宫殿。解放后如何让故宫内已存放了千年的古物，让人民可以一睹，无疑是由王世襄负责的故宫陈列部的一项重头戏。为此，他设想并实施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如陈列部房屋的调配，各陈列室文物的清点核对，陈列展览贯彻宁精毋杂，陈列集中;口头讲解与文字说明并举;多开一些交通便门，增辟休息地点;库房要进行改革，处理非文物，拨出重复文物等等。以上这些都关系到古代文化艺术的陈列，以及保持宫廷史迹的重要工作。王世襄的愿望是把故宫这一世界文物的宝库建成世界第一流的博物院，他几乎放弃了自己一切撰书著文的想法，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了他热爱的文物事业上。
 这一时期，他将北美考察笔记整理成《游美读画记》，发表于1950年第11期的《文物参考资料》。这些读画记的文章，所涉由中国流入到美国波士顿、华盛顿、纽约、堪萨斯奈尔逊、芝加哥、圣路易斯等地的36幅唐、宋、元等时代的中国画精品。王世襄在其考察时，利用了在外的一切时间，把这些绘画在形制、内容、技术、风格和收藏源流等一一记录下来，以便日后可供人研究所用。
 尽管故宫上下一片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气氛，王世襄还是从他自小视为叔父的马衡院长日渐沉默的表情和微茫的背影中，感到了点点疑惑，心底泛起一丝难言的隐忧。有两处细节也许最能反映当时故宫的政治环境。
 1950年的一天，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突来故宫博物院找到了王世襄。郑先生在抗战前曾在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王世襄本有缘成为郑先生的学生，但1936年王世襄从医预科转入国文系时，郑先生已离校。而这次郑先生特地找到王世襄，郑重而具体地向他下达任务：必须动员古物馆全体人员在三天内在故宫的太和殿布置好“伟大的祖国”的展览，要把院藏的精品尽量陈列出来。
 王世襄一听这任务，一时间惊呆了! 因为，那太和殿正在进行着抗美援朝的展览(那也是一次配合当时政治形势的展览)，光撤陈工作，就要花去一天，两天之内要在偌大的太和殿布置好一个显示祖国伟大的艺术展览，而且要求陈列故宫最好的精品，简直是不可思议且很难完成的任务。
 既然局长都亲自下令了，王世襄也只好跟全部古物馆的馆员夜以继日地干，花了整整三天三夜的时间，终于将这“伟大的祖国”的展览布置完成。太和殿上云集了商周青铜、玉器，汉唐陶俑、三彩、陶瓷、金银器，宋元书画、官窑精品，明清文物。连故宫的镇库之宝——雍正珐琅彩雉鸡牡丹纹碗和乾隆仿古铜釉牺耳尊都被从库中调出，因这两件文物最珍贵又最娇嫩，王世襄决定等大体摆好场地较为平静时，然后再将文物入柜安放。
 王世襄在多年后曾回忆起自己安放瓷器时，那双腿发软、心发慌的情景，生怕一失手碰坏了，那将是遗恨终生之事。幸亏，展览布置顺利完成，不久之后因广大群众要看的是皇上坐的金銮殿，而不是这一柜柜的珍贵文物，便即撤收文物，总算也未有损坏。王世襄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下。但他始终觉得这种因长官意志而仓促行事的做法，极易损伤展品，不是一向重视文物保护的西谛先生应有之举。
 不久之后，又有一次突来的事让王世襄不胜惊愕。他接到上级布置任务，说苏联文化机构派专家来京为我院拍纪录片，通过电影宣传两国友谊和中华传统文化，意义重大，必须全力配合。当时，是与王世襄一同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好友朱家溍，一起接待了苏联专家一行。专家在拍过故宫的宫殿建筑后，转向院藏文物，包括瓷器。他们要求把瓷器放在能旋转的台面上，以便拍到全形和周身纹饰，但他们又并未携带任何专用设备而要求故宫提供，这可把王世襄和朱家溍给难住了。
 正在这为难之时，总务处从溥仪的遗留物品中找到一具西洋老留声机，拆掉喇叭，用中心挖洞的木板将机盘垫平，好在上面放瓷器，但王世襄发现木板欠平稳，旋转又忽快忽慢，无法保证安全，提出必须改进设备。可专家坚决认为可用，领导又指示专家工作不能延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王世襄和朱家溍商定，由朱坐镇库房，只选送有多件重复的官窑并搭配一些晚期瓷器;由王世襄负责拍摄现场，以防不测。因设备欠妥，留声机上的瓷器几次差点倾倒，都被王世襄及时抓住得以保全，惊得他一身冷汗。
 正在这时，马衡院长和当时任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到来。王世襄不禁心中一喜，心下以为二位目睹此情此景定会命令暂停，待改进设备后再工作。谁知，马老却一言不发，而王冶秋局长只说了一句“你们好好配合”，两人便匆匆离去。这两件事虽小，但可看出王世襄当时在故宫想要放手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已非常困难，这些其实在他1949年秋由美归来重回故宫后，便初感端倪。他回国继续在故宫工作后，首先拜见之领导为刘耀山同志，刘耀山是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派来主持故宫工作者，名曰党代表，而故宫院中大小事儿，事无巨细均须呈送刘代表审阅批示，才可进行。而这刘耀山同志，本为河北农村塾师，对文物毫无经验，各部门的工作多受其阻碍，王世襄所拟的工作计划，也同样遭刘耀山的阻难。甚至连以著名学者出任故宫院长长达数十年的马衡先生所有设想，如不经党代表同意，也不能付诸实施，院长之职，形同虚设。
 笔者写此，似在我们的生活中均可相遇毛泽东所描绘的那种“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之人物。王世襄在他的《自珍集》里，曾有这样的记载：“入故宫博物院首先拜见之领导即刘耀山同志。当时印象，此君身材矮小，貌及平常，年四十左右，有小髭，着布制服，颇陈旧，手持旱烟袋，每日巡视院中各部门。职称为党代表，院务不论巨细，均须向他请示，首肯后始得进行。……1964年我与刘耀山同志在红楼重逢，暌违已逾十载，讶其昔何倨而今何恭，前后判若两人，故敢启齿询问其经历及近况。”后听刘自说其因缺乏经验，调出故宫。十多年后，才“始知为选劳动模范，渠曾弄虚作假，下令院中摄影师为其拍摄缘梯锯树，登殿拔草等多帧。被人揭发，成为一场丑剧，自此声名扫地。可见所谓‘因缺乏工作经验而被调离’应理解为‘因缺乏竞选假劳模经验而丢官’”。
 偌大一个故宫，可谓东方博物重地，请一个外行来掌管大权，当然笑话百出，同时给故宫之工作带来巨大的损失。
 当时的王世襄，确想施展其专业之长，一展抱负，但他越认真忘我地的工作，领导越认为他是做给人家看的，还认为他是别有用心的。这样的工作环境，虽然让原本年轻气盛、心怀壮志的王世襄感到憋闷难言，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领导不了解情况，不研究工作，擅自做出种种不合理的决定，目的只在显示其个人权威，必将阻碍故宫走向现代博物馆的进程。
 虽然如此，王世襄生性乐观豁达，还是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对文博之热爱，他业余时间则骑着单车，在北京城走街串巷，搜罗那些“人弃我取”的小文物。那个时候，北京城内古玩店中，有不少明清佛像、漆器、竹刻、家具等，因价值不如书画、瓷器，不被收藏者认识，王世襄常常能用较便宜的价格，买到他心爱之物，他从东直门内羊管故同极乐庵的老居士宋云普那里求来了明鎏金雪山大士像，从琉璃厂刘成玉店中购得了明朱三松竹根老僧，还有很多件他之后均收入了《自珍集》中的那些文房清玩，令不少学人雅士为之销魂。
 新中国刚诞生的头几年里，除了在故宫的紧张工作外，王世襄只要一回到芳嘉园家中，就与心心相印的贤妻荃猷一起赏玩他闲时淘回来的小文物，与日渐活泼成长的小敦煌玩耍，生活也算过得平静而安逸。可谁也没有想到，不久之后的一场疾风骤雨，彻底打破了王世襄和这小家庭的温暖生活，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他整个人生命运之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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