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九个年头，那天正是国际“五一”劳动节。清晨，王世襄照例早起，推着单车从东厢房墙根经过，走出芳嘉园大门，旭日淡红色的光辉洒满安静的街道。王世襄先到朝阳门大街文化部大楼前打太极拳，他想着去年党的“八大”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和毛主席文艺战线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后，全国各项事业呈现一片难得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心里不禁一热，想得快点把跟上发展的脚步。等到7点，对面朝阳菜市场开门了，他提着篮子率先冲进去，买了新鲜的嫩菜、鲜鱼，又绕到卖早点的摊上去买老北京人最常吃的豆汁。一旁的报摊上已摆上了今天刚出版的报纸，只见《人民日报》头版上用醒目的黑色铅字印着《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王世襄在等豆汁的当口瞥了报纸一眼，可并没有放在心上，他生性对政治并不敏感，从摊主手里接过满满一大漱口缸的热腾腾的豆汁后，他便一手端着，一手扶着车把，骑回了芳嘉园。此时，荃猷和小敦煌也已起来，王世襄放下豆汁，一家三口乐呵呵地围坐一起共进早餐。窗外是阳春三月澄蓝而明净的天空，还时不时传来几声如仙乐般悠扬的鸽哨，没有人预料到，暴风的中心已经形成，一次浩浩荡荡、凄风苦雨，颠覆无数中国人命运的运动即将上演。

为了帮助党整风，号召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音乐研究所也不例外，5月所党委邀请研究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等参加整风座谈会，党委讲了第一批整风的计划和党委开展整风的决心，要求大家对党委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及研究所各方面的工作提出意见。同时，党委又分别向研究所工作人员进行了传达动员，号召“大鸣大放”。研究所大多数民主人士和工作人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各种座谈会上，对各方面的工作和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等，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许多会上发表的意见，都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

王世襄此时也真诚地想要帮助党整风，于是在整风座谈会上，他十分中肯地提出了“三反”中不该在完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便对他实施长期拘禁关押，不应违反党的政策而采用“逼、供、信”，更不应该查明他没有问题后仍然将他开除公职，表示殷切希望政府能改正对他的不适当处理。发表完意见后，王世襄心里十分舒坦，一直如鲠在喉的话语终于一吐为快。谁知，他又无意中犯了如“三反”中一样天真率直的老毛病。1957年6月他从河南考察信阳古墓回到北京时，便已感受了阴影的来临。历时一个月的大鸣大放后，形势忽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1957年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音乐研究所也立即在职工中分别开展了“反右派斗争”，既在党外，又在党内，对所谓“右派言论”进行揭发批判和斗争。运动持续到9月份才基本告一段落，对所划的“右派”进行组织处理;对与“右派”有牵连或划不清界限的同志进行了批判、批评或党团组织处分。王世襄本不应被划为“右派”，可因他在整风座谈会上的一席话语，便因言祸罪也戴上了一顶右派的帽子。

“反右”运动正酣之时，王世襄世居的芳嘉园老宅也热闹起来，先后搬进了黄苗子、郁风一家，张光宇一家。当时北京市开始实施对私有房产改造的政策，凡出租在十五间以上的，房产由北京市房管局管理，房管局、派出所、居委会联合起来一再动员王世襄出租芳嘉园的东西厢房，否则便要在王世襄家里办街道托儿所或街道食堂。正在王世襄十分无奈，左右为难之时，他偶尔去盛家伦处串门，盛家伦是有名的音乐家，住在东单栖凤楼一座小院里。当时与盛家伦同住的先后有吴祖光一家、黄苗子郁风一家、北京电影制片厂制片主任戴浩一家、音乐家都析零一家。楼下的一间大厅和两间侧室，曾由吴祖光介绍，成为上海《新民报晚刊》驻北京办事处，这样，《新民报晚刊》的总经理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也经常来此旅居。在“反右”开始之后，吴祖光、黄苗子先后因“二流堂”获罪。这座小院自然被视为不可容忍的、让人生疑的“右派”文人相聚的场所，一位文化部主持“反右”运动的副部长，曾直接明确地说不能让这样一批人再住在一起。于是，黄苗子正为准备搬走却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恰王世襄来得知此事后，便爽快地说自己那里有地方，邀请黄苗子、郁风一家搬进去。之后，当时住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宿舍的张光宇也正因出入不甚方便想换个地方住，王世襄又请他搬进了芳嘉园。王世襄此举被一位音研所的朋友说为“犯傻，反右之时大家对‘二流堂’的人避之不及，可你却还往家请。”可王世襄对这话并不以为然，他说：“我是个书呆子，从不问政治。我到西观音寺去串门，看盛家伦。听说黄苗子他们正想找地方住，我说我有，到我这儿来。当时已经开始‘反右’了，我的情况也不妙，但我没有想到这些，这说明我这个人头脑简单。不过，物以类聚，其实没有别的什么。”

就这样，黄苗子、郁风带着三个孩子住进了芳嘉园的东厢房，张光宇一家住西厢房，这一来他们两家加上王世襄一家的朋友便常常来串门，聂绀弩、启功、叶浅予、沈从文、张正宇、黄永玉等等书画文艺界的朋友可谓络绎不绝。更有意思的是，朋友中也大多都是右派，对无故被划为右派的王世襄来说无疑找到了同类，更何况他们都彼此心灵相契、志趣相投。芳嘉园小院不大，一进门是一道刷绿油的竹栅栏，爬满了粉色的蔷薇花，东厢房前架一藤萝，老干走龙蛇，饶有画意;三间正房，左右两棵百年以上的海棠树，东边一棵枯死后，王世襄把树干锯成二尺多高的桩子，还从山货店买了一块直径一米的青石板，像滚车轮般运回园中摆在海棠树桩上，成了个圆桌面，成了朋友们喝茶闲聊之最佳场所。试想在这静逸古雅的小园中，这些来自不同职业的文化人们相聚一起，他们谈文说艺、吟诗作画，看看王世襄的家具，赏着苗子的书法，听听袁荃猷的古琴，到饭点时王世襄还会捧出一碗碗美味的家常菜，留客品尝。芳嘉园俨然成了北京城里知识分子相聚的“世外桃源”，尽管他们都因时代各怀忧患和伤痛，可在小园相聚的一刻他们获得了难得的幸福和自由。虽然，如今这处充满历史人文情怀的小园已被拆毁，可我相信那满园花草树木，晚风中飘散着的太平、玉簪花阵阵幽芳，将永远留存在他们的记忆当中。正如张光宇教授赠予王世襄诗中所言：

芳嘉园中宅，分得一边住。

绿竹生新意，牵牛入庭户。

余生也何幸，得此清境驻。

何当谢一人，适我娱老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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