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依靠希望活着的，失去了希望，再优越的环境，再富足的金钱，人生也只能是一潭死水。这希望之于王世襄便是自珍的信念。

1957年，王世襄因言祸罪被错划为“右派”，当时音研所已打算派王世襄和袁荃猷去敦煌工作一年，因为袁荃猷具备高超的摹绘技能，王世襄也对洞窟艺术非常热爱。但这本应令他们两人和音研所都受益的计划，也因为王世襄被划为右派取消了，作为惩罚，还把王世襄从研究室降到资料室。同时，所中还派一位中层领导负责王世襄的思想改造，指定他每周或十天交一篇思想汇报。这对在音乐研究所刚开始恢复学术研究的王世襄来说，应是另一次打击，可这次他并没有如“三反”时那样万念俱灰，甚至绝望到轻生，而是更坚强和自信。正如王世襄在《自珍集序》中所言：“大凡受极不公正待遇者，可能自寻短见，可能铤而走险，罪名同为‘自绝于人民’，故万万不可。我则与荃猷相濡以沫，共同决定坚守自珍。自珍者，更加严于律己，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做人。惟仅此方可独善其身，却无补于世，终将虚度此生。故更当平心静气，不亢不卑，对一己作客观之剖析，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确之理解与承认。”如果说，《髹饰录解说》是王世襄学术研究成熟的里程碑的话，那“自珍”思想的形成则标志着他的人生观、世界观的成熟。他从一个满怀一团热情和天真的青年，转变为一个清晰命定人生意义和方向的成熟男子，生命中孰轻孰重，什么该铭刻下印迹，什么该一笑置之，王世襄已了然于胸。

在那运动一波接着一波的时代，王世襄这代人坚持的尊严和信仰完全被否定，甚至遭受极端践踏，从精神和肉体都接受着沉重的改造，这一过程中有人选择了背叛自己的心灵，有人选择了死亡，也有人以沉默接受精神的幻灭。而王世襄选择了走“自珍”的道路，这一时期他并没有因“右派”的压力而停止工作，相反他投入了更多的时间，照样埋头苦读，照常撰文著述。搬进芳嘉园小院的黄苗子曾回忆：“那时我一般早上五点起来读书写字，但四点多，畅安书房的台灯，就已透出亮光来了”，他还特地赋七绝一首：“尤愆如山负藐躬，逡巡书砚岂途穷。邻窗灯火君家早，惭愧先生苦用功。”王世襄之勤勉可见一斑，而他的笔耕也结出一串串丰硕的果实。1958年5月，王世襄临摹、整理的《高松竹谱》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高松竹谱》刊印于明代，是一本颇有价值的画谱，与《芥子园画谱》同为中国画历史上的经典之作。1959年，他又自费刻印了《画学汇编》、《雕刻集影》两本书稿。紧接着1960年，他撰写了《宋陈旸<乐书>——我国第一部音乐百科全书》一文。1961年，他编著的《中国古代音乐书目》由人民音乐出版社推出。尽管在当时的形势下，王世襄埋头著书，不关心政治，更不参与运动的行为常被污为“一本书主义”、“走白专道路”、“右派放毒”等，可他并不在乎，他活在他的世界中，自足而自乐。

1962年全国形势如阴云中忽透出一丝微光，不少“右派”得以摘帽，王世襄也在那时被摘掉“右派”帽子，并通知他可调回文物部门工作。也许“三反”时痛苦不堪的回忆还萦绕在他的脑中，也许故宫对那时的他来说犹如一个美丽而遥不可及的梦想。所以，王世襄选择了文物局直属的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前身可追溯到1935年成立的“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1945年改名“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1949年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1956年更名“古代建筑修整所”，1962年保留原所名，增名“文物博物馆研究所”。

于是，王世襄离开了音乐研究所，重回了他热爱的文物部门，每天骑着单车，来到北京大学红楼，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完成了《髹饰录解说》后，王世襄决定把精力投入到古建筑上，这是他抗战时在李庄参加中国营造学社时就培养的兴趣，何况当时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还十分薄弱。王世襄认为可首先从年代最近、留存建筑实物较为丰富的清代起步，先分析清楚清代部院衙署纂修的有关营建制造的各作工匠的成规定例，再结合实物与匠师经验研究我国清代建筑。只要确定目标，又是自己有兴趣觉得有意义的工作，王世襄便立刻全心全意地投入，发挥他的“傻劲”和“狠劲”。这以后，午休时间，大小假日，都可以看到他骑着单车，奔走于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文物博物研究所等单位间，通过翻阅馆藏典籍和自藏之书，王世襄共搜集到清代匠作则例七十多种，其中包括建筑和工艺美术的“作”(即工种)四十多个，估计有两三百万字。接着，他从七十多种则例中辑录出漆作、油作、泥金作、佛作、门神作、石作、小木作、铁作、画作、铜作等十多项条款。为了示范，王世襄先将佛作、门神作部分汇编完成，专门作序讲明意图，并于1963年6月自费刻印问世。这是王世襄自1954年以来自费刻印的第四本书，这些当年的油印本如今都得以出版，甚至一版再版，引起世人的关注，可见其价值，当然这是后话。这一时期，王世襄还撰写了多篇有关古代建筑的文章：山西永济的元代建筑永乐宫，因修水库整体搬迁到芮城，他在欣赏完永乐宫精美的元代壁画复制展览后，专门撰文介绍纯阳殿、重阳殿的壁画，刊于1963年第8期的《文物》杂志，后还撰写了《赵州大石桥题记汇编》。1963年秋，王世襄将拟定的《清代匠作则例汇编》的编纂计划正式呈送文物博物馆研究所，计划将《汇编》一书编成十册，还打算对每作，结合实物及做法详加注释与插图。他的计划得到了文物博物研究所的批准，正当他将这一研究专题列入自己的工作项目，并准备放手来大干一场之时，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的计划只能是雨打风吹去，零落成泥碾作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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