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的父亲继曾,是王仁东的第三子,字述勤。辛亥革命后,王世襄的祖父王仁东寓居沪上。王继曾1882年生于上海,早年入上海南洋公学学习。南洋公学是当时上海著名的学堂,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是民国初年的南洋大学,而南洋大学的前身便是清朝的南洋公学。南洋公学设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人是盛宣怀①。南洋公学初建于上海徐家汇镇之北,经费取自于招商局、电报局之特捐。这两局先后属于商部、农工商部、邮传部,因此南洋公学先后称为“商部高等实业学堂”、“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和“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
辛亥革命前夕,学校监督(即校长)为唐文治,字蔚芝,江苏太仓人,原任农工商部左侍郎;教务长为辜鸿铭,名汤生,以字行,福建厦门人,曾为粤督张之洞办外交,为当时有名的文学家;斋务长(即训导长、训育主任)本为陆规亮,辛亥革命前夕,则改为庄思缄,字蕴宽,江苏常州人,原任广西龙州兵备道,受革命思潮影响,不愿做清朝官吏,毅然辞职,因与唐文治为同学,来校任职。
王继曾在南洋公学接受的是不同于旧式私塾的新式教育,由于盛宣怀设立南洋公学是要着意培养懂得西文西艺(外语与科技)的人才,学校要求学生首先学习英、法、日等外语;学法律、公法、政治学、通商法、商税法;学习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矿冶等科学技术。也许,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式教育氛围中,王继曾感受到了西方先进技术的强大和不同文化思潮的碰撞,同时也随着外强入侵和清朝国力的式微,越来越看到清廷的无能和官员的腐败,看到百姓陷于疾苦,感到中华民族要振奋图强,势必先向西方寻求科技和改革制度才行,这让他产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
但当时清廷实行愚民政策,禁止人民出国,适逢孙宝琦被任命为中国驻法公使,孙宝琦是清末重臣孙贻经的儿子,是一个笃诚开明的人士,王继曾便利用这一契机,于1902年随孙宝琦赴法国巴黎进修。就这样,年仅20岁的王继曾便踏上了赴法求学的旅途。可以说,巴黎是他之后外交官生涯的最初起点。
当年,像王继曾一样随孙宝琦出使法国的,还有后来被孙中山称为“民国奇人”的张静江先生和赴法办勤工俭学运动的李石曾先生。他们三人,当时都是二十出头的青年。李石曾当时21岁,张静江最为年长,当时25岁。尽管三人出身不同,所受教育迥异,到巴黎后也各自受业,但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至民国时,这段中国近现代史上惊心动魄、风起云涌的岁月中,三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均有所作为。
李石曾留法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和黄复生等组织了京津同盟会,出版《民意报》,在北方宣传和组织革命。1912年他和吴稚晖等人在北京创立留法俭学会。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李石曾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而张静江在赴欧途中,结识孙中山,提供银3万两为反清革命活动经费,后又往东京、巴黎,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被任命为财政部长。1925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静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孙中山逝世后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李石曾和张静江,后与蔡元培、吴稚晖,被称为“民国四大元老”。但当时,作为同路人的三个青年人,是无法预料到他们之后的人生之路,他们只是怀着学成救国的壮志和激情,怀着对未知的广阔世界的美好希冀和憧憬。作为这三人人生拐点的1902年,成了他们闲适地坐在开往巴黎邮轮上最有希望的一年。
王继曾到巴黎后,先后在法国高等学校及巴黎政法大学学习外交与公共事业管理,留学七年,学成时曾被授予学业优秀奖。1909年,他毕业回国后,首先任当年清政府军机大臣张之洞之秘书。后因其扎实的外语功底、外交能力和在巴黎留学的经验,不久便改任驻法留学生的监督,王继曾也得以有机会携夫人金章,再度赴法国巴黎故地重游。正是王继曾夫妇侨居巴黎之际,国内时局却发生剧变,辛亥革命于武昌爆发,满清帝国终于土崩瓦解,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王世襄幼年与父亲
民国成立后,王继曾回国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1914年1月,又任外交部政务司司长。这一年,也就是王世襄快出生前,买下了北京东城芳嘉园的一座四合院。那是一座传统的独门四合院,有四进院子、四层房屋,后门开在新鲜胡同,以当时的北京老城来说,虽不算大,却也几近中等规模。王世襄正出生于这老四合院里,并一直居住了将近八十年。
1920年9月,王继曾出任驻墨西哥公使并兼任驻古巴公使职。当时王世襄正六岁,本来全家要随父亲一起远赴墨西哥,但此时二哥王世容不幸夭折,王世襄又患猩红热初愈,不宜离家远行,因此母亲只好带他留在上海。1921年8月,王继曾免兼驻古巴公使职,专任驻墨西哥公使。同年底,他任满归国后,一家终在上海重聚。1924年1月,王继曾由沪往京,在孙宝琦执政的北洋政府担任国务院秘书长,一家人才重回芳嘉园老宅居住。1926年,王继曾又改任安国军外交讨论会委员,1931年后则任英美烟草公司北平分行经理。
王继曾在频繁出任驻外使节的过程中,还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分析,曾著《意大利政治经济财政报告书》等书,介绍并评述了当时国外的一些政治经济之状况,应该说,为当时国人了解西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体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尔后,随时局之变化,当民国政府迁都南京后,北京的政府职能逐渐萎缩、日渐萧条,而王继曾则又无意去国民党的政府工作,他在时过境迁之下,也渐渐淡出了政界。
西清王氏一门,自从福建闽县经商发家,后代代相承,通过科举应试走上仕途,逐渐发展为一个官宦之家。回顾王世襄祖上三代的生平历程,可谓英才辈出,洵不多见。如有进士出身、治理一方的重臣,有状元及第、直陈时弊的循吏,也有跻身洋务、从事外交的使节。所以说王氏世家子弟、官宦生涯,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的时局中,王家各代养成的“通达时事”、“兼备中西”、“注重实际”的办事作风,无疑是西清王氏一代代薪火传承之作风,对日后王世襄的成长和后来的治学,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人们常说,时代造就了一个人的成长,但我认为时代固然重要,可在中国重门风世家的社会传统和环境氛围中,个人的成长与作为,实离不开代代相传的家族之影响。这正如《伏尔泰传》的作者莫罗阿所说的:“一切都是不良的,但一切都可以改善。”我想,这话说得有理,这里所说的“可以改善”,乃是因为一个人能幸运地处于一个好的社会,实非易事。当个人无力或无法去改变社会之恶劣环境时,那么,个人之成长抑或成才的机会,无疑离不开世族家风这潜移默化的影响。否则,我们又如何去理解古人的种种精神与现代之相通,以及有着几千年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的耕读之家,迄今绵绵不断的那文脉的延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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