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的父亲继曾，是王仁东的第三子，字述勤。辛亥革命后，王世襄的祖父王仁东寓居沪上。王继曾1882年生于上海，早年入上海南洋公学学习。南洋公学是当时上海著名的学堂，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是民国初年的南洋大学，而南洋大学的前身便是清朝的南洋公学。南洋公学设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人是盛宣怀^①。南洋公学初建于上海徐家汇镇之北，经费取自于招商局、电报局之特捐。这两局先后属于商部、农工商部、邮传部，因此南洋公学先后称为“商部高等实业学堂”、“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和“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

辛亥革命前夕，学校监督(即校长)为唐文治，字蔚芝，江苏太仓人，原任农工商部左侍郎;教务长为辜鸿铭，名汤生，以字行，福建厦门人，曾为粤督张之洞办外交，为当时有名的文学家;斋务长(即训导长、训育主任)本为陆规亮，辛亥革命前夕，则改为庄思缄，字蕴宽，江苏常州人，原任广西龙州兵备道，受革命思潮影响，不愿做清朝官吏，毅然辞职，因与唐文治为同学，来校任职。

王继曾在南洋公学接受的是不同于旧式私塾的新式教育，由于盛宣怀设立南洋公学是要着意培养懂得西文西艺(外语与科技)的人才，学校要求学生首先学习英、法、日等外语;学法律、公法、政治学、通商法、商税法;学习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矿冶等科学技术。也许，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式教育氛围中，王继曾感受到了西方先进技术的强大和不同文化思潮的碰撞，同时也随着外强入侵和清朝国力的式微，越来越看到清廷的无能和官员的腐败，看到百姓陷于疾苦，感到中华民族要振奋图强，势必先向西方寻求科技和改革制度才行，这让他产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

但当时清廷实行愚民政策，禁止人民出国，适逢孙宝琦被任命为中国驻法公使，孙宝琦是清末重臣孙贻经的儿子，是一个笃诚开明的人士，王继曾便利用这一契机，于1902年随孙宝琦赴法国巴黎进修。就这样，年仅20岁的王继曾便踏上了赴法求学的旅途。可以说，巴黎是他之后外交官生涯的最初起点。

当年，像王继曾一样随孙宝琦出使法国的，还有后来被孙中山称为“民国奇人”的张静江先生和赴法办勤工俭学运动的李石曾先生。他们三人，当时都是二十出头的青年。李石曾当时21岁，张静江最为年长，当时25岁。尽管三人出身不同，所受教育迥异，到巴黎后也各自受业，但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至民国时，这段中国近现代史上惊心动魄、风起云涌的岁月中，三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均有所作为。

李石曾留法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和黄复生等组织了京津同盟会，出版《民意报》，在北方宣传和组织革命。1912年他和吴稚晖等人在北京创立留法俭学会。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李石曾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而张静江在赴欧途中，结识孙中山，提供银3万两为反清革命活动经费，后又往东京、巴黎，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被任命为财政部长。1925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静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孙中山逝世后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李石曾和张静江，后与蔡元培、吴稚晖，被称为“民国四大元老”。但当时，作为同路人的三个青年人，是无法预料到他们之后的人生之路，他们只是怀着学成救国的壮志和激情，怀着对未知的广阔世界的美好希冀和憧憬。作为这三人人生拐点的1902年，成了他们闲适地坐在开往巴黎邮轮上最有希望的一年。

王继曾到巴黎后，先后在法国高等学校及巴黎政法大学学习外交与公共事业管理，留学七年，学成时曾被授予学业优秀奖。1909年，他毕业回国后，首先任当年清政府军机大臣张之洞之秘书。后因其扎实的外语功底、外交能力和在巴黎留学的经验，不久便改任驻法留学生的监督，王继曾也得以有机会携夫人金章，再度赴法国巴黎故地重游。正是王继曾夫妇侨居巴黎之际，国内时局却发生剧变，辛亥革命于武昌爆发，满清帝国终于土崩瓦解，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王世襄幼年与父亲

民国成立后，王继曾回国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1914年1月，又任外交部政务司司长。这一年，也就是王世襄快出生前，买下了北京东城芳嘉园的一座四合院。那是一座传统的独门四合院，有四进院子、四层房屋，后门开在新鲜胡同，以当时的北京老城来说，虽不算大，却也几近中等规模。王世襄正出生于这老四合院里，并一直居住了将近八十年。

1920年9月，王继曾出任驻墨西哥公使并兼任驻古巴公使职。当时王世襄正六岁，本来全家要随父亲一起远赴墨西哥，但此时二哥王世容不幸夭折，王世襄又患猩红热初愈，不宜离家远行，因此母亲只好带他留在上海。1921年8月，王继曾免兼驻古巴公使职，专任驻墨西哥公使。同年底，他任满归国后，一家终在上海重聚。1924年1月，王继曾由沪往京，在孙宝琦执政的北洋政府担任国务院秘书长，一家人才重回芳嘉园老宅居住。1926年，王继曾又改任安国军外交讨论会委员，1931年后则任英美烟草公司北平分行经理。

王继曾在频繁出任驻外使节的过程中，还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分析，曾著《意大利政治经济财政报告书》等书，介绍并评述了当时国外的一些政治经济之状况，应该说，为当时国人了解西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体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尔后，随时局之变化，当民国政府迁都南京后，北京的政府职能逐渐萎缩、日渐萧条，而王继曾则又无意去国民党的政府工作，他在时过境迁之下，也渐渐淡出了政界。

西清王氏一门，自从福建闽县经商发家，后代代相承，通过科举应试走上仕途，逐渐发展为一个官宦之家。回顾王世襄祖上三代的生平历程，可谓英才辈出，洵不多见。如有进士出身、治理一方的重臣，有状元及第、直陈时弊的循吏，也有跻身洋务、从事外交的使节。所以说王氏世家子弟、官宦生涯，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的时局中，王家各代养成的“通达时事”、“兼备中西”、“注重实际”的办事作风，无疑是西清王氏一代代薪火传承之作风，对日后王世襄的成长和后来的治学，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人们常说，时代造就了一个人的成长，但我认为时代固然重要，可在中国重门风世家的社会传统和环境氛围中，个人的成长与作为，实离不开代代相传的家族之影响。这正如《伏尔泰传》的作者莫罗阿所说的：“一切都是不良的，但一切都可以改善。”我想，这话说得有理，这里所说的“可以改善”，乃是因为一个人能幸运地处于一个好的社会，实非易事。当个人无力或无法去改变社会之恶劣环境时，那么，个人之成长抑或成才的机会，无疑离不开世族家风这潜移默化的影响。否则，我们又如何去理解古人的种种精神与现代之相通，以及有着几千年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的耕读之家，迄今绵绵不断的那文脉的延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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