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举国皆欢，而王世襄那“苍天胡不仁? 问天堪一哭!”的时代，也随之终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当岁月流逝而去，往昔不再重现时，王世襄毕生学习和积累的学术文化，逐渐被人们所认识、重视，生活也变得有意义起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如一条沉重的大船，才刚刚启行，长期禁闭之大门也逐渐打开，中国的知识分子虽对“文革”之阴霾心有余悸，但毕竟比以前舒坦多了，与“文革”时天天讲阶级斗争为纲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民沐浴于改革开放的春天，知识者有了一定的自主精神，而我们的传主王世襄的个人命运，也随历史性转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长期以来使他抬不起头的不白之冤，也得以昭雪。虽然那时还没有一个代表权威的机构给他一个正式的文件，但整个社会活动已不再对他封闭、歧视，这就充分证明了改革开放已换了人间思想。国门开放，国内外学者朋友，纷纷前来看望他，他的学术成就得以传播。这对于王世襄来说，可以说是最大的幸福和享受。

1979年，“文革”刚结束，王世襄便率先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了《略谈明、清家具款识及作伪举例》一文，可说是他由收藏、观摩转变为治学研究的开始。之后，1980年3月，他又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了《<鲁班经匠家镜>家具条款初释》一文，两篇观点独特、见解颇深的学术文章的问世，引起了众人的关注，文物研究界开始认识到明代家具这一过去被忽视的领域的研究价值。

王世襄钟爱收藏明式家具，对明式家具的研究也是他众多文物研究领域中最为丰硕的一枝奇葩。木器家具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明式家具大多结构简练、造型质朴、线条利落、木质精良、雕饰优美。中国家具的发展，我们看到元以前的家具，大抵说不上“木质精良、雕饰优美”这八个字，这是因受到工具的限制，做不出来，另则材质局限而达不到。只有在匠具刨子发明后，硬木才有可能刨得平整光滑。而刨子在宋代似未普及使用，我们如仔细观察《清明上河图》，画中有木匠一人，他身背的工具，有锯而无刨，这可作一佐证。汉代家具更简陋，一张席子解决问题，遑谈“木质精良、雕饰优美”之家具了。直至明末清初，家具的制造才进入黄金时期，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古代家具的收藏、保护和研究是文物保护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遗憾的是，古代家具的价值长久以来，从未得到足够的认识，大量精美的古代家具流落海外，或在国内被木材商拆散当作木材出售;而对古代家具文化的学术研究也是乏人问津，鲜有人涉足这一领域。王世襄对古代家具，特别是明式家具作了系统的研究，可说是开了我国古代家具研究的先河，挽救了这一式微的重要文化遗产。

王世襄对明式家具的关注，缘起于他抗战时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那段岁月。当时他在李庄读到了《营造法式》和《清代匠作则例》，这两书中关于中国古代小木器制造精巧的描写，激发了他对古代家具的兴趣。抗战结束回到北京后，他又读到德国人艾克(G. Ecke)于20世纪30年代所著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书中所描绘的一件件精美绝伦的代表中国文化的艺术品流落海外，无不使他感慨良多，想不到中国古代艺术瑰宝的研究，却被一个外国人捷足先登了。感叹之余，这一事情在他心中留下深深的刺痛，在一种爱国心之驱使下，他暗暗下决心要赶超其水平。就这样，王世襄开始了他断断续续40余载的对中国明式家具的收藏和研究。

1957年，王世襄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了《呼吁抢救古代家具》的文章，历数了解放前、解放后将近二三十年中国古代家具的命运。解放前，我国数以千计的古代家具跟铜器、绘画、瓷器等文物一样，被外国人捆载而去;解放后，古代家具禁止出口，却给其带来了另一场浩劫，因无法出口，再加上古代家具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里，是被人们视作为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之范畴，所以成件的古代家具，在国内无销路，家具商为谋生获利之需，便将一件件珍稀的家具拆散、锯毁，然后只当作硬木材卖，成件的铁梨大案、紫檀雕龙大床身断肢分，对王世襄这样懂行的人来说，真可谓惨不忍睹。面对这一状况，王世襄大声疾呼政府机关应将古代家具列为文物保护，责成地方文物单位、博物馆、公园等尽快抢救古代家具，这一工作刻不容缓! 然而，可以想象在那个一切围绕着政治运动转的年代里，一个知识分子发自肺腑的呼吁，也只能是石沉大海、无人理睬，激不起丝毫波澜。不久，王世襄自己也和中国众多知识分子一样，被错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自然也被剥夺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发言权。

事实上，古代家具只有经过保护、收集才能谈得上整理研究，直至上升到文化传播。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也正是从保护、收集开始的。他的家具收藏从抗战结束由渝返京后便开始了。1945年他就购得一黄花梨平头案，后此案经中国著名琴师管平湖先生设计改制成琴案，这琴案之后便于芳嘉园俪松居内须臾陪伴着世襄和夫人袁荃猷。王世襄在闲暇之时，便爱足登一辆轮车，走街串巷，叩故家门、逛鬼市摊，寻觅古代家具的踪影，足迹几乎遍布京城各个角落，甚至京郊通州等地。这正如他的老朋友，曾经同在故宫工作的朱家溍所说：“1949年从美国回来，他更是一有时间便骑着车到处去看家具，从著名的收藏家到一般的住户，从古玩铺、挂货屋到打鼓人的家，从鲁班馆木器店到晓市的旧木料摊，无不有他的足迹。”^①

王世襄收藏明式家具，凭其独具慧眼，往往人弃我取，巧遇偶得。这也确如香港董桥所说的“从无声无息的角落里，发掘出有声的霸业，几经寒暑，几经磨难。”这也确要功底、识见与发扬艰苦精神的。当时的北京城，他还到处去拍摄古旧家具的照片。当时在北京城与他同好的陈梦家先生，也是一位深爱中国古代家具的专家。他们是好朋友，但为了收藏明代家具，他们俩又是友好的竞争者。有一次，王世襄曾淘到并以微值购得一件明式家具时，与他同样爱好古代家具收藏的陈梦家先生^②一见此物，便十分心爱，恨不能让王世襄割爱。笔者曾多次听王世襄谈起他与陈梦家的往事，令他老发自肺腑之言的那情那景，真叫我感动不已。他说，那年代他们有时甚至为了一件明代家具，双方互为争执，互相逗趣，互为挑毛病，甚至还竞争般地比试对明代家具见识上的高低。比如，陈梦家收藏了一件黄花梨透空后背架格，梦家认为是件得意之物，王世襄偏说那件东西不值，且是“捯饬货”，直弄得陈梦家心神不定。王世襄在《怀念梦家》一文中，不无敬佩、无不自豪地说到他们俩当时醉心于明代家具的情景：“我们既已相识多年，现在又有了同好，故无拘无束，不讲形式，有时开玩笑，有时发生争论，争得面红耳赤。梦家此时已有鸿篇巨著问世，稿酬收入比我多，可以买我买不起的家具。例如那对明紫檀直棂架格，当时在鲁班馆南口路东的家具店里摆了一两年，我去看过多次，力不能致，终为梦家所得。但我当年不像他那样把大量精力倾注到学术研究中去，我只是经常骑辆破车，叩故家门，逛鬼市摊，不惜工夫，所以能买到梦家未能见到的东西。”

陈梦家

的确，按当时的经济条件，陈梦家比他收藏和研究明代家具更有优势，但王世襄也有其独到的优势，那就是他勤劳、执著、不惜功夫，踏破草鞋、持之以恒的作风，几十年如一日，甚至他与梦家两人在1957年都被划成了右派时，也从未中断。当然，王世襄对这位年长他三岁在古代家具上的收藏大哥，是非常尊敬的，他曾说：“梦家比我更爱惜家具。在我家，家具乱堆乱放，来人可以随便搬随便坐。梦家则十分严肃认真，交椅前拦上红头绳不许碰，更不许坐。我曾笑他‘比博物馆还博物馆’。”今若从王世襄之论，也更说明了陈梦家确具有一代学人的资质。

但不幸的是，陈梦家先生却在1966年9月“文革”开始时即被迫害致死，享年仅55岁。对于这位曾与他一样抢救与保护过明代家具的中国著名学者，王世襄心中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并为他英年早逝悲痛不已。有一次在京时，他又一次地对我说起陈梦家：“如果天假其年，幸逃劫难，梦家能活到今天，我相信他早已写成了明代家具的皇皇巨著了。而这个题目轮不到我去写，就是想写也不敢写了。”笔者听到王世襄如是说，真为他的真诚坦率而感动。我曾对他说，你怀念梦家，我也非常喜欢他的作品，我曾读过他撰写的《尚书通论》，家中还藏有他一本初版的诗集《梦家的诗》，读着这本存世已少的诗集，特写了“新月张开一片风帆”纪念这位新月派诗人。王老听了很是高兴。我还告知王世老，陈梦家的夫人——赵萝蕤的纪念馆，已在你慈母的家乡矗立了起来，人们会永远深深地怀念他们的。他听后无不动容，这一如王世襄《怀念梦家》一文中，在结尾处动人心魄的话：“梦家! 梦家! 呜呼尚飨!”读了这样的文字，怎不令人又想起梦家其人其诗呢。

类似这样的收藏经历在王世襄身上可谓不胜枚举，建国初期至50年代中期，应是王世襄家具收藏最丰盛的阶段，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政治经济尚处平稳，阶级斗争运动尚未掀起，久历战乱的知识分子们的生活过得平静而自得。而那时的北京城，古玩店、鬼市的藏品还颇多，王世襄所藏之古代家具大多在那一时期购得。

如50年代后期，琉璃厂某古玩店将歇业，王世襄在玻璃柜看中一紫檀台座式小几，风格细致严谨，欲购之，店东知意后说：“你拿走吧，可别看不起它，当年在上面放过成化斗彩和珐琅彩，现在时势变了，用不上了。”

还有一次，王世襄去一经营珠宝玉器的商场青山居串门，看见楼梯下放着一具铁力五足大香几，独木面，特别厚重，颇为稀有。他见众人并不把此几当回事，只用于寻常家用，便希望能够出让，问了几位负责人，都说此物为集体所有，做不了主，王世襄只得失望离去。谁知两年后，王世襄偶在地安门桥头古玩铺曹书田处看到这件香几，价钱不高，他便立刻买下，一个人将沉重的香几抬上三轮车，两手把着牙子，两脚垫在托下面，运回家中。这次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偶然收获，让王世襄欢喜无状，连脚面被硌出两道沟都没有感觉疼痛。

但有时王世襄遇索价甚昂之铭心之物，则不惜倾囊以购之，甚至辗转不得者，仍坚持追寻到底。如50年代初，王世襄在北京通州鼓楼北小巷一个回民老太太家中，看到一对黄花梨杌凳，无束腰，直枨，四足外圆内方，用材粗硕，十分简练质朴，尽管藤编屉残存不多，但总体上没有伤筋动骨，他一见便十分喜欢，便向老太太表示了购买之意。老太太说：“我儿子要卖20元，打鼓的只给15元，所以未卖成。”王世襄掏出20元递过去，老太太说：“价给够了也得等我儿子来办，不然他会埋怨我。”谁知王世襄等到快天黑，还不见老太太儿子之面，他只好骑车回北京，准备过两三天再去。不料两天后，王世襄在东四牌楼挂货铺门口，看见打鼓的王四正坐在那对杌凳上。王世襄上前询问价钱，他说：“四十”，王世襄当即决定买下，但不巧的是忘了带钱包，没法付款，便转而回去取钱，待他返回此杌凳已被红桥经营硬木材料的梁家兄弟买走了，王世襄与这对杌凳又再次失之交臂。若换一般人，两次无功而返，心想与此物无缘，肯定也就作罢。但王世襄依旧锲而不舍，之后他每隔些天去梁家一趟，但梁家两兄弟就是不肯出让，王世襄自然不死心，仍然隔几天总去一次，这样一直持续了有一年多，去了将近20次，最终不负有心人，花了400元买到手，恰好是最初通州那位老太太要价的20倍。

令人庆幸的是，后虽历经时代变迁、运动纷繁，藏品得失皆有，但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其所藏明式家具已达79件之多，其中传世的重器有：明代宋牧仲紫檀大画案、明代紫檀黑髹面裹王枨画桌、明代黄花梨独板面心大平案、明代紫檀牡丹纹扇面形南官帽大椅四具成堂、明代黄花梨圆后北交椅成对、明代黄花梨透雕麒麟纹圈椅成对、清前期绦环板围子紫檀罗汉床，而其他的柜、架、几、杌、镜台等亦不乏精品。

明代黄花梨透雕麒麟纹圈椅

颇费苦心的淘换、收集过程中，王世襄不仅保护了不少古代家具，还在对一些破损古家具的修补中结识了不少家具匠师，跟他们手把手地学习如何拆装明式家具。古代家具结构精巧，全部部件由榫头连接，不经过反复仔细地实物观察，难以掌握其中的奥妙，这也为王世襄日后详细剖析古代家具的结构打下了实践基础。

同时，广泛地接触大量明式家具精品也是王世襄治学研究的前期准备。他常常细致地揣摩自己的家具藏品，对其进行考据、拍照和绘图。除此之外，王世襄还广泛接触个人珍藏和国内馆藏的明式家具精品，从木质、年代、造型、美感等方面做对比研究，并通过各类图书资料深入分析了故宫博物院等文博单位的家具藏品，还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逐一拜访和观摩了20世纪前期京城家具收藏名家如定兴斋郭世五(葆昌)、苍梧三秋阁关伯衡(冕钧)、萧山翼盦朱幼平(文均)和满族大收藏家庆小山等的佳作珍品。所以有人说，王世襄能“玩出世纪绝学，但这绝学假如没有爱的倾注，是绝对做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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