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反”运动开始王世襄便先蒙盗宝之不白之冤，后又无故被故宫除名，“五七”又被错划为“右派”，一系列荒唐的政治运动令王世襄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严重打击，曾经病重卧床，心灰意冷，甚至萌轻生之念。然而，不管外界怎么否定和污蔑王世襄，袁荃猷始终对他不离不弃，而且坚定地鼓励他，她成了他避风雨的港湾。在多灾多难、风风雨雨中，她鼓励着他走出一条自珍自爱之路。

在王世襄被关押在东岳庙受审期间，袁荃猷曾在负责审讯人面前慷慨陈词，讲述世襄1945年至1946年追回文物的日日夜夜，她身上外柔内刚、深明大义的性格体现无遗。一个柔弱的家庭女子此时却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其勇气令人感佩。而当王世襄无故被文物局开除时，荃猷则提出一定要坚强，对能否坚强的道理更是一语中的：“坚强要有本钱，本钱就是自己必须清清白白，没有违法行为，否则一旦被揭发，身败名裂，怎还能坚强?! 你有功无罪，竟被开除公职，处理不公问题在上级，因此我们完全具备坚强的条件。”荃猷一席话，令王世襄领悟到今后的人生之路，两人明确携手共同走上坚强自珍之路。也是这一决定，让他们两人能乐观地笑对坎坷、坚定信念、宠辱不惊。

“文革”十年浩劫开始后，1969年9月，各单位军宣队宣布上级命令，干部包括家属在本月下旬必须去干校，连当时肺病复发且有空洞，医嘱卧床休养的王世襄也在劫难逃，须赴湖北咸宁干校，而荃猷则须去天津静海的团泊洼干校。荃猷比世襄晚动身一天，世襄启程时她来沙滩红楼送别，此时世襄已坐在车里，车外人潮涌动、拥挤不堪，两人隔着车窗玻璃，无法言语只能挥手相别，这一别对当时前程未卜的世襄和荃猷来说犹如生死别离，不知何日能够再见。就这样，两人相隔千里，各自珍重，但仍心意相连。荃猷在团泊洼收到世襄由咸宁寄来的一把小小的扫帚，谓用爨余竹根、霜后枯草制成，盖借以自况。无须更多言语，她便明白他之深意，这把别人看起来不值一提的“敝帚”，荃猷对它却“自珍”，“文革”结束后仍什袭延用。“文革”时期，王世襄因被错划为“右派”，每月仅发25元生活费，交干校伙食后，所余无几，一家老小的生活费便全担在袁荃猷一人身上。她每月67元工资，得交干校伙食，得维持两位老人家的生活，还得用于给当时下乡至宁夏生产建设兵团的儿子敦煌生活用，手头常常十分拮据。王世襄后来回忆说，一次她回芳嘉园看望老人家，老人家心疼她买了两毛钱肉做了一碗肉丝面。荃猷看了看，谢了谢，但却没有吃。因为吃了必须补上两毛钱，她不忍影响老人家生活，想起随身带的静海干校食堂馒头还没有吃，何必浪费呢。这无疑是两人最艰难、困苦的岁月，但荃猷和世襄仍乐观如斯。幸运的是咸宁干校的村野生活反使困扰王世襄20多年的肺病不治而痊愈，不仅如此还得以陶醉山水自然之中。特别是与渔民老韩打鱼归来，王世襄兴奋地作了西湖观鱼十首，寄予荃猷，其中最后一首为：“花鳜提归一尺长，清泉鸣釜竹烟香。和盐煮就鲜如许，只惜无由寄与尝。”并序曰：“观渔为纪游之作，俾荃猷知予尚未衰老，而佐餐有鱼，亦未尝忘君也。”相信袁荃猷收到世襄的信应是会心一笑，欣喜感怀。

王世襄在烹调

王世襄和袁荃猷各自从干校回到北京后，芳嘉园他们两人原来的住房都被挤占，两人只住一小间房，还得摆放发还来的部分家具，连支张床的地方都没有。于是，王世襄灵机一动把成对的明代大柜的四扇柜门卸下，柜子面对面放，柜膛横木和柜顶都架铺板使柜内可以睡人。唐山大地震后北京仍有余震，王世襄笑称睡在这大柜中，即使房子震塌了也压不着我。而荃猷嫌柜内憋气，不愿做“柜中人”，又没法支床，只好睡在贴着柜子放的清鸂鶒三屉大炕案上，那炕案宽不足半米，荃猷却在上面睡了一年多，从未滚下来过。直到后来落实政策，发还被挤占的一间房，世襄和荃猷才终于告别“柜中人”和“炕为床”的日子。如今，捧读欣赏王老《明式家具研究》中那一张张精美绝伦的家具图片，看到那两件他们曾作为寝具的家具，不禁百感交集，在物质生活极度贫困的情况下，王世襄和袁荃猷的精神世界却如此的丰盈。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wangshixiang/20221217248.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