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四川省宜宾市约30公里的地方,有一偏僻的川南小镇,这小镇在秦以前属僰侯国,隋以后属南溪县,是长江上游的水路驿站,那便是李庄。这个始建于公元6世纪北周时期的山乡古镇,有着一条条狭长的青石铺就的幽长的街道,低矮的瓦房,淳朴的居民们,祖祖辈辈都在镇上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抗战时的李庄,却因汇聚诸多内迁的高校和学术机构,让人永远缅怀。在那战争的烽火岁月里,她以其博大的胸怀和珍贵的宁静,为中国文化单位的大西迁、为当时中国一批文化精英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为中华文化免受战火的摧残,做出了不能忘却的贡献。那时期,海内外的邮件和电报,只要写上“中国李庄”的字样,就能准确地送达四川南部、长江边上的这个偏僻小镇。
1940年,日寇逼近长沙、宜昌,日军飞机同时对昆明一带地区,也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轰炸。是时,国民政府的许多高校与学术机构均分散在西南大后方各山区间,李庄,这个小小的古镇,竟然与重庆、昆明和成都并称四大抗战文化中心。
四川李庄,即便在当时最详尽的地图上,也是个不起眼的地方,战火的硝烟尚未弥漫到这个千年古镇。那时,国民党李庄区分部的书记罗南陔,在了解和看到这一战时的状况后,认定接纳迁川的机构,对于李庄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罗家在李庄历来就是一个很有威望的大族。凭着经验和直觉,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当时李庄的人口不足三千人,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是否有能力容纳内迁机构的到来,这也确是个问题。罗南陔在多次与乡绅商量后,首先捐出自家祠堂,又腾出镇上的大小寺庙,并草拟一份电报:“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你看,言简意赅的十六个字,如此生动有力,彰显李庄人一片真诚。就这样,李庄收容了迁移来的同济大学,收容了迁移来的各大机构,也收容了众多学人颠沛流离、饱受煎熬的心,让他们在“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中华大地上寻到了一处珍贵的宁静之地,重新继续读书做学问。六十年,一个甲子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往事,李庄,那一个毫不起眼的地方,确对中国的文化留下了深远的烙印。
就这样,同济大学的师生全部安置进了镇上的几所寺庙和大量民居里。李济任主任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带着上千箱珍贵文物,搬到了临江的张家祠堂。离李庄五公里路的板栗坳,成了中央研究院下属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体质人类研究所的驻地,而社会所则搬到了门官田。梁思成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则选择了上坝月亮田,这些个地名,颇有些诗情画意,都成为最高学府、学术权威机构的工作地了。
王世襄初到小镇李庄不久便赶上了元宵节,是镇上新春舞龙最后一夜,也是全年最热闹最欢腾的一夜。“爆竹声声过元宵”,那晚,整个营造学社,除了梁先生需要在家陪伴夫人外,长幼全体参加盛会。那里独特的人文景象给王世襄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多年后他在《李庄琐忆》中,还绘声绘色地描绘一番:“李庄镇东端,有一块比较平坦的广场,通称坝子,是年年舞龙的地方。黄昏时分,几乎全镇的人都已集中到这里。二三十个大红灯笼悬挂在坝子周围,五条龙色彩绚丽,须能颤动,眼会滚转,形象生动。竹箍为骨,外糊纱绢,各长五六丈,分列场边。一队队小伙子挨着各自的龙,有的解开衣襟,有的光着膀子,准备上场。坝子毕竟小了些,几条龙不能同时共舞。刹那间,点燃鞭炮一齐掷入场中,火花乱溅,震耳欲聋。”这热情奔放、欢天喜地的川南山乡的庆典场景,让一直在城市生活的王世襄感到非常新鲜和兴奋,刚在李庄安顿下来的他,写给远在北京的袁荃猷的第一封信,不仅报了平安,还将这元宵舞龙的场景描绘告知了她。当时,他们俩正处于热恋之中,一封封鸿雁传书,也定让荃猷身在千里之外,能分享世襄之种种经历,虽身隔两地,可那喜怒哀乐,也感同身受,使两人在校园中的倾心,能转变为共同担负人生风雨、更坚固的感情。可惜的是,世襄写给荃猷的许多信件,包括荃猷在补读完辅仁大学的那段时光中,收到的那一封封穿越日军封锁线的信件,都在“文革”中被抄没,查无所踪,时至今日,已无法再让我们去品味那段风火激荡之岁月,他们俩心心相印的感情。
当时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有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有刘致平(后任建筑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莫宗江(后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卢绳(后任南开大学建筑系教授)、罗哲文(后任国家文物局高级工程师)等人。尽管李庄的工作条件极其艰苦,但所有的成员丝毫不以为意,大家都全身心、孜孜不倦地投入各自的研究工作中去。特别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他们俩一个身患脊椎钙硬化,全靠铁架子支撑着整个身躯,仍坚持研究写作,中国建筑史上的扛鼎之作《中国建筑史》,便是梁先生在李庄破陋的村庙和昏黄的油灯下呕心沥血完成的;而林徽因,她当时也身患肺疾,仍拖着孱弱的身子去野外实地考察,访古刹、探古墓,对研究工作乐此不疲。抗战时期在四川李庄物质匮乏、贫病交加的日子里,身患肺病、被医生断言最多只能再活5年的林徽因,躺在床上还在为中国战后的城市重建殚精竭虑。她在油印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了《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介绍欧美国家的经验,为低收入者设计住房,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由此可见一斑。他们身上散发出的中国学人们那百折不挠、献身追求之精神,深深感染了王世襄,他积极地投入到营造学社的工作之中。梁思成先生先教他试画建筑构件并临摹写在图上的中外文字体。但王世襄虽能写一手漂亮的楷书,但画起那些斗拱梁柱、希腊、罗马柱式却是七扭八歪,外文字体也写不到位,只有中文字体勉强可用。梁先生见此状,知道他不是学制图的材料,便改让世襄多阅读一些古典书籍,如《营造法式》、《清代工匠则例》等。王世襄在李庄时与梁思成、林徽因住房就很近,很多年以后,王世襄有一次在电话中讲起林徽因,就谈起了许多当年他们生活在一起时的许多趣事,如林徽因常跟他谈起沈从文的小说,如《边城》等,但王世襄往往重视中国古典文学,对现代作家往往不太感兴趣,所以林有时对他说,你怎么对沈从文的小说也缺乏了解呢?在他们相处的日子里,也有使林徽因感到刮目相看之处,比如林徽因烹调的香酥鸭极隹,王世襄便暗自学了一手,有一次做了一只香酥鸭,拿去给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品尝,林尝后感到比她还做得好,开始还不知是出自工之手,后来才知是王世襄亲手烹制的。
梁思成与林徽因
《濠梁知乐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封面
辞家赴西蜀,营造结胜缘。
著书超喻皓,明仲诚空前。
大木展结构,小木示雕镌。
梓人制器用,矩矱皆自沿。
又读清则例,诸作纪綦全。
我生一何幸? 得窥此薮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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