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上海以南一百多公里处，有一座户户临河、家家枕水的清幽幽的水乡古镇。此镇名为南浔，位于所辖的湖州府之城东，水陆交通便捷，是江浙之孔道，周围有震泽、平望、双林、乌青诸镇拱卫，离苏州、嘉兴都很近，北濒太湖，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南宋前，南浔只是个小村落，到宋淳祐十年(1250)左右建镇。元代曾二次筑城，历经元明发展至清代后，南浔已属江南的雄镇。明末潘尔夔称：“阛阓鳞次，烟火万家;苕水流碧，舟航辐辏。虽吴兴之东鄙，实江浙之雄镇。”①因其物产丰富，特别因其蚕丝业在江南最为发达，故至民国时期，成为全国最具特色、经济最活跃的市镇之一。
就在小镇南浔的东大街上，屹立着一座雄浑秀丽的大宅院，青砖黑瓦，高耸的白墙，倒映在屋前潺潺流淌着的碧河水中，明清建筑，有着古老石雕的壁檐高高翘起。这便是南浔著名的“四象八牛”②中“八牛”之一的金家宅邸——承德堂。承德堂，由金章的祖父金桐所建。金桐(1820—1887)在上海开埠后，就开始与西方客商进行生丝的出口贸易，生意做得兴隆，获利丰厚，发家之后便回到南浔建了故宅“载德堂”，以安顿金氏族人。但原来所建的“载德堂”老宅，在太平天国时期毁于战火;尔后，又在东大街建起了更为恢宏的“承德堂”居住。从此，金家便在大上海、北京闯荡经商，甚至将生意做到了海外，但其家族根基依然深深地植于南浔，当商海沉浮疲倦时，便可退而在这安静清幽的水乡小镇修身养性，过上那恬适淳朴的生活。
王世襄儿时曾居住过的南浔金氏旧宅(陆剑摄)
金章带着幼小的王世襄在上海稍作停留，便回到了南浔的老家。这也是王世襄第一次来到母亲长大的地方，印象颇深，以至到他九十多岁的古稀之年，仍能回忆起六岁时随母亲回老家的情景。记得有一次，笔者曾与王老谈及那些童年琐事，他还能清晰地忆及当年情景，似历历在目，还说：“母亲及舅父们，对我的人生轨迹和一生追求之事业，无疑有很深刻的影响，如缺少了这样的家学，我的人生将可能是另一种方向。”
此话很有道理，应该说，王世襄从少年、青年就具有的审美情趣及他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热爱，都源于他的母亲和舅父们的艺术素养和人文追求，从而日后在他身上得到了一脉相承的沿袭。
王世襄的母亲金章，字陶陶，世称陶陶女史，别号紫君，生于1884年，是金焘的第三个女儿。金章自幼便跟着长兄金城习画，尤善鱼藻，且工于诗词，写得一手秀雅端丽的小楷，俨然颇具晋唐风韵，这得益于其父金焘的一句无心之言。原来金章幼时与兄长、二姐怡怡及幼弟们，在家塾练习书法和《四书五经》，一日父亲来学室中，临走时嘱咐教书先生说：“男孩子读书写字，请务必严加管教;女孩子则不必太认真，学好也无大用，早晚得出嫁。”陶陶听闻父亲此言后，甚为不平，深以为父亲重男轻女。为此她倍加努力，日后特别在书法造诣上，兄弟姐妹中无人能及，连祖父金桐的墓志铭，也是由她一手抄写。王世襄母亲，除了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外，当年还有幸接受西式教育。
1898年金章被父亲金焘送入上海著名的贵族学校——中西女塾就读。原来，金焘本人对西方文明十分好奇，曾两次出国，而且特别热衷于收集西洋玩意和接触西方文化，在家乡曾办电灯厂，投资创办西医医院。同时也积极让儿子和女儿们出国接受西方教育。
王世襄母亲当年就读的中西女塾，由牧师林乐知先生于1880年所创办，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其宗旨是“以通识教育专为中华有力之家而设”，也就是说，学校走的是贵族化的教育路线。确实，当年中西女塾的教学全部用英语，连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课本，都是从美国运来的全英文课本，而学费自然非一般老百姓所能承担。中西女塾中有不少老上海名媛和大家闺秀就读，如宋家三姐妹曾在中西女塾就读过，从入学年份来看，应还是金章的学妹。就这样，金章在中西女墪中，不仅初步掌握了英语，还熟悉了西方的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之后，金焘又将女儿送出国门。
1902年，金章跟随兄长漂洋过海，负笈留学英国，习西洋美术，历时三载，在异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也开阔了眼界。而作为中国尚处封建社会末期的20世纪初，一个女子出国留学，这在那个时代确实是极少的事例。
1905年金章归国，回来后她更专心习画。手头有一帧金章1906年摄于南浔承德堂老宅画室的黑白照片。那帧照片中的金章，身着素色的绣花衣衫，头发一丝不乱盘旋成髻，右手则握着一支画工笔的小楷毛笔，面前摊着雪白未画的扇面，身后是绘着各式花鸟的屏风，眼神淡定从容，唇边则浮现优雅的微笑，真不失为大家闺秀的才女风范。那时她游学欧陆归来，芳龄23岁，如海棠花般盛放的时期，待字闺中的她，正无忧无虑地纵情书画。
王世襄母亲金章1906年在南浔旧宅画室绘制扇面(王世襄提供)
三年后，也就是1909年，金章远嫁北京，与王继曾成婚。王继曾与金章一样先在上海的西式学堂就读，后留学欧陆，可谓是同样的教育背景，同样对文化与艺术的热爱，令两人婚后生活非常甜蜜。新婚不久，金章便随夫君同赴法国，得以领略欧洲艺术文化之都巴黎的风貌，在巴黎金章也吟诗作画。
两度出洋，西方美术的影响，确使金章的画艺更为精进，其兄金城说她：“自游学欧洲，遍观彼邦文物后，画益进……视古人竟不多让。”确实，金章的画作，特别是让她名闻艺坛的鱼藻类画，往往结合了西洋画的手法，在发扬中国画传统写意的同时，注重绘物的立体感和光影效果的表现，这使得她的金鱼作品层次丰富、生动自然，在当时画坛别树一帜。金章除了善画，还撰写一本画鱼的专著《濠梁知乐集》，总结了她一生积累的画鱼的经验。在我国美术史上，画鱼技巧之书向无专著，《濠梁知乐集》可以说是独辟蹊径，填补了中国美术史上的一大空白。
除了母亲，大舅金城、二舅金绍堂、四舅金绍坊等对王世襄日后之成就，都极具影响。几位在艺术上有成就的舅舅们，对王世襄来说既是长辈，也是师友。时逢前现代与现代转型之际，江南之金家，更成就了他在书画、竹刻以及其他艺术研究上的独特建树。
王世襄大舅金城1910年出洋时留影(陆剑提供)
王世襄的大舅金城，又名绍城，字拱北，号北楼，1878年出生，是金焘的长子。金城自幼酷爱绘画，又于1900年负笈英伦，游学五载，1905年回国。金城留洋时正是法国印象派影响欧洲艺术的盛期，这对西方艺术怀有浓厚兴趣的他产生了影响，使其拥有宽广的文化视野，“具有一种保存国粹，提倡东方美术之热心，融合南北两派，并无中外界限，凡夙于此道有志研究者，靡不兼收并蓄，作我观摩之助。”回国后，金城更全心作画，曾自述“日携笔砚坐卧其侧累年，临摹殆遍，画艺大进。”这就使得金城的绘画不但具备元明清文人写意画的根底，又上溯唐宋绘画，掌握传统工笔画的精华，形成他画路宽博，既讲究严谨的法度，又极重视抒发主体情怀的特点。
1920年“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由北洋政府出资，金城出任首任会长。中国画研究会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招生收徒，研讨传统，期能发扬中国固有的艺术特长。中国画学研究会由会长、副会长、评议、一般会员、学员组成。“评议”是画会中地位最高的，要求有较高的资历。评议多为金城的朋友，定期聚会时一面切磋交流，一面辅导画学研究会的学员习画。最初的评议包括陈师曾、陈汉第、贺良朴、萧谦中、徐宗浩、颜世清、金陶陶等人。
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后，金城主持日常会务，他主张的教学方式为，以取法宋元工笔为根本，主张从临摹古画入手学习。他也十分强调写生的重要性，分设人物、山水、花鸟、界画四门，由各自老师分科具体指导。中国画学研究会除了日常活动，还每年举行成绩展览，并分别于1920年、1922年、1924年和1926年举办了四次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使中国画学研究会在国内外画界赢得了较高的声誉，也开了中国现代中外美术交流的先河。
金城除了在中国书画界影响深远外，还在我国的古文物保护工作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民国成立后，金城任内务部佥事并被选为众议院议员，他向当时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建议将清帝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和奉天故宫(沈阳故宫)的文物转移至北平，建立“古物陈列所”，并向公众开放。之前，中国并没有保护文物及开辟博物馆的观念，金城之所以有此创意，得益于他两次欧美考察的经历。特别是第二次出国，金城以大理院推事的身份，从1910年8月出发，历时十个月，考察了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意大利、瑞士等18个国家。从当时金城记下的考察日记中可以看出，在这些国家，金城考察了大量的博物馆，馆中分门别类保存文物和以玻璃柜向公众展示藏品的方法让他深深触动和感慨。出国前他曾经到沈阳故宫参观文物，那些珍贵的文物竟杂乱无章地堆在箱内，既不利于观赏也容易损坏，与他看到的巴黎卢浮宫、大英博物馆那井然有序、窗明几净的景象简直是天壤之别。于是，归国后他便致力于规范中国的文物保护陈列制度和建设公共博物馆。金城的提议得到了北洋政府的支持。北洋政府下令内务部筹设“古物陈列所”，金城除了负责将文物从热河、奉天两地运至北京，还协助朱启钤筹备布置古物陈列所。1914年，古物陈列所宣告成立，所址在紫禁城外廷部分，其范围包括保和殿以南、午门、东华门、西华门以内的文华殿、武英殿及其周边地区。古物陈列所成立后，金城还仿效西方国家博物馆之成例，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一系列陈列和文物保护的计划。尽管限于当时的时局动荡，这些计划建议没能完全实行，但金城提出的“择优模绘”作为一项书画保存临摹制度被沿用下来，至今仍为故宫博物院实行。
王世襄的二舅金绍堂，字仲廉，号东溪，1880年出生，是金焘的次子，比金章年长四岁。金绍堂是金焘七子中唯一的秀才，早年与金城、金章一起留学英国，习机械工程。学成归国后从商，先在上海的美商慎昌洋行当买办，后来又在北京的麦加利银行当“中国经理”，后又创立了一家名叫“大兆公司”的贸易行。除了搞实业外，金绍堂还以竹刻著称于世。他能书画、精竹刻，精细而有法度，所刻各家墨迹均极其工妙，尤擅阳文山水花卉，技艺不在周芷岩下。据说，他所刻扇骨，当时值二两黄金，而他刻的臂搁则与一幅名家的字画不相上下，可谓民国时期名重南北的竹刻名家。
王世襄的四舅金绍坊，字季言，号西压，1890年出生，比金章年幼六岁。金城和金章留洋时，他因年幼未随行，后报读上海之美国函授学校“圣芳济学院”，习土木工程。他曾任浙江省公署工程咨议督办、南运工程局工程师、汉口建筑商场副工程师等职。
尽管金绍坊学工程、从营建，但在金家浓厚的艺术氛围上，他对金石书画也逐渐热爱起来。在金西厓之前，金家已有三人闻名艺坛，金北楼、金陶陶工书画，金东溪工竹刻。金西厓常观其兄北楼作画，也想投身书画界，但北楼兄劝说他道“现今社会上搞书画的人多，刻竹刻的人少，你不若从东溪兄学刻竹，较易成功也。”西厓觉得兄长言之有理，转而向仲兄金绍堂(东溪)学习，专攻竹刻。尽管他接触竹刻晚于其兄，但其勤于奏刀，寒暑无间，其自述“居家之日，恒忘寝食，仆仆征途，亦携竹材刀刷相随。”在这样持之以恒的努力下，金西厓的竹刻艺术反而超越了金东溪。同时，他在用心竹刻外，仍从金北楼习书画，他的许多作品大多是先由金城画好稿子，然后交付西厓镌刻，北楼的画作配上西厓的竹刻技艺，真的是珠联璧合，每件竹刻作品都成了脱俗的艺术品，飘散出浓浓的文人书香，这是技术再高也无从模仿的气韵。很快，金西厓声名鹊起。当时上海及北京各大扇庄均代收他的刻件，润例颇高，其身价与著名书画家的一幅中幅书画不相上下。从此，西厓卓然成家，跻身艺坛。著名书画家鉴赏收藏家庞元济对西厓的竹刻给予很高评价，云：“今西厓专精刻竹，不让昔之韩蛟门、杨石龙诸人专美于前矣。”
金西厓在勤于刻竹之余，还对竹刻技术要点和作品创作过程进行了总结，早在1924年，他就和仲兄金东溪出版了作品集《可读庐刻竹拓本》。几年后，他又出版了个人的作品集《西厓刻竹》，二书付印后，影响极大。
金章、金城、金绍坊的艺术成就，乃至整个金家的人文积淀实际上为王世襄提供了一个无限丰富的宝藏，在后来的岁月中他无尽地发掘出其中他感兴趣的部分，创造出了别有洞天的人生景象。
但此时，幼小的王世襄却在古朴幽静的承德堂，好奇地注视着母亲在雪白的宣纸上勾勒出一条条嬉戏游耍的金鱼，琢磨着舅父们围着片片枣红色的竹简纵情谈笑。相信这些儿时的生活片段，有助于王世襄一生审美品味和生活情趣的形成，也使他在日后艰难磨折的人生路上，能忆起旧日美好的日子，获得荣辱不惊的勇气和一如既往的坚定。当然，王世襄自然无法知道未来的一切，他只是绕环在慈母的怀抱之中，尽情享受着柔情和关爱，雕花的木格子窗外，清澈的河水绵绵不断地流淌着。如今在那水声荡漾中，总可以听到一首永远怀念的乡愁诗韵在那里流动：“儿时依母南浔住，到老乡音脱口流。处世虽惭违宅相，此身终半属湖州。”这就是王世襄90岁时，还在深深怀念的那段儿时生活所吟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