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从日本归来后，先到达上海随即去了南京，见了杭立武先生。他把朱世明的决定和押运点交善本书的经过汇报了一遍。但杭立武对王世襄急于要回国也颇为不满;当即对他说，如再派人去日本就不那么容易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计划和部署给打乱了，增添了不少的麻烦。王世襄心中却感到已经完成了自己在日本应尽的使命，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更不必作过多的解释了。

在南京，他把用剩的数百美元连同账目、单据等交给了杭立武和郭志嵩两位，连护照也一并交还。至此，王世襄作为战后追查文物驻日特派员的一段生活，以及他与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工作关系宣告结束。他在南京也未作停留，最后一次客气地与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官员们握手告别，当天就折回了上海。

说真的，这时刻对于他，想得最多的是故宫博物院的工作，惟有这，是最吸引他灵魂之处。祖国的文物，战后亟待整理和保护，至于个人在日本之得失、工作的利益，以及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上级领导对他之看法，这些他都不在乎。他想的是自己应负的一种使命感，尽快应该回到自幼他就热爱的故宫博物院，去重扬自己事业的风帆!

到上海后，他即搭乘招商局的一艘客轮到天津，再乘火车回北京，时间是1947年3月初。从此时起，王世襄回到了故宫博物院，并被任命为古物馆科长。

说真的，这里的一切，对他有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特殊情感。此情此景，直可追溯到他父亲对文物爱好的渊源，慈母对中国书画的无比热爱，自己战后追寻国宝的种种经历，以及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执著追求，这些都无不深入了这位年轻人的精神骨髓里了。

当时的故宫，正处于百废待兴之际，王世襄不惜从登记卡片、分类造册、清理院子等一件件寻常又必须做的工作做起。故宫原本是帝王的废居，哪里是一个博物馆，但其一草一木又都有历史、文物价值。要将它变成博物馆，一切都要从头做起，意想不到的困难，再加上经费极少，可谓难上加难。

那时的王世襄，正值三十多岁，回到故宫工作后，抗战时的流离漂泊，初得安定，也许，应属于世襄一生中一段平稳与志在所得的时光。因中国的内战之火，当时还未燃烧到北京。那时的国内局势，尚处在双方拉锯、相持、谈判阶段，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王世襄工作之余，在芳嘉园内一如以前那样恬静地生活，也可和新婚夫人荃猷一起弹琴、吟诗、读书、赏画，闲暇时，夫妇俩还可去串街走巷，寻觅他们喜欢的小古董作点收藏。从另一方面看，其实那段时间王世襄在故宫的工作，可谓忙得不可开交。他曾对笔者回忆过这段时期的生活：“当时实在全力以赴，没有丝毫闲情逸趣。晚上都在设计故宫文物分类表，计划清理何处改为库房，以及文物出入库的手续哪些方面应进一步的完善。当时内人也天天帮我画表格、制单据，真可用得上是‘全力、全心、全意’了!”故宫中的工作虽忙，王世襄在马衡院长的支持下，故宫文物的整理工作是开展得有条不紊的。他按科学管理的方法，做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工作，战后被清损回来的文物，也充实故宫，物得所列。

这时，最可喜的一件事，应该说是芳嘉园里又诞生了一位新主人公，这就是他与袁荃猷之间的爱情的结晶——儿子王敦煌。敦煌的诞生，无疑给他们全家带来了一如“战后重建”的希望之光。但是，可能因为王世襄夫人产后没有调理好，或者原本身体里就有结核杆菌的潜伏，产后身子赢弱，使她患上了结核病。夫人产后，得了这在当时讲是很难医治的“肺痨病”，而那时的北京，治这病的针药都很紧缺，这使王世襄很焦急，四处求名医指教。当时，协和医院妇产科刚从国外回来的林巧稚大夫，曾再三对他们讲，因肺结核病已出现空洞，照此病况，是不能再生第二胎了。如此的名医之嘱，犹如一声惊雷，无疑给家中当时较为平静温馨之生活，带来了心理与生活上的影响。

随着夫人的肺结核病的痊愈，这一切并不会很大影响王世襄在故宫的工作。因为就在他燕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时，他早抱定旨意，要把自己将来的事业贡献给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上，而最令他看中的未来之实验场，就是在故宫。这并非因中国皇宫的壮丽恢宏，王世襄心中向往的只是如何把原藏在皇宫中，有着几千年历史的瑰宝，如何聚集好，传承发扬光大，使中国能建起一座让世人瞻赏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博物馆。

也许，在当时一般知识者的眼光里，大都不会对故宫有这么执著的想法，但在王世襄身上，却具备了别人所没有的各种条件，可以说，故宫的一个伟大而又美丽之梦，是王家几代人，同时也是他的母亲金家兄弟几代人的向往，它是一个故宫梦的最真实的延伸，在这个得天独厚的环境中，还有什么人生之梦更可以吸引这位年轻人的心呢? 有哲人曾说过这样的话，“世上再没有比政治更能吸引着无数青年人的心灵!”但是，这句话若用在王世襄身上，却似乎未必适用。虽然，王世襄的人生之旅，有大半生被政治所累，令他怎么也难于躲避政治对他的浩劫。但说真的，他从来就不喜与政治结伴，他结伴的永远是他夫人在大树图中，表述得最为生动的那些伴侣——髹饰艺术、古代家具、竹刻、火绘葫芦、绘画、佛像、蛐蛐、大鹰、獾狗这些东西。他心中的爱在故宫，这在他心灵深处是有着深深渊源的，他的父亲曾是故宫接待外宾的翻译和顾问，他母亲的绘画，曾得到清皇室肃亲王的赞赏与亲笔题词，他的大舅舅金城和故宫中所藏绘画情意深切。所以，王世襄回故宫后，就像是投入了亲人的怀抱一样。那时的他，无论从家世渊源、兴趣爱好，以及在故宫的工作岗位，真可谓水乳交融为一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王世襄后来曾说过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是卖给了故宫的!”所以，他对故宫始终一往情深，怀抱着不灭的期许：走出了人生坎坷的怪圈，“我为故宫服务了一辈子”并最终以自珍的姿态，立足于文物世界。

1947年3月他回故宫后，心中的愿望是把故宫改造成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当然此愿从未能实现，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但从日本回来后，他总是竭尽心力想一步一步地去实现它。他曾对笔者说过：“当年我进故宫时，由于辛亥革命后几十年的战乱，皇宫年久失修，院内积土盈尺，杂草丛生，小房倒塌，大房渗漏，就连那里边搁着的一堆堆炉灰，也让我们清除了很久。”

的确，帝制已经革除，皇帝早已赶跑，民国后，那里曾驻有各方军阀，加上日军的八年侵占，有谁去打理这皇家旧居呢?所以，当时的故宫是百废待兴，一切需待重建。当王世襄进入故宫工作，他就提出了一个最为言简意赅的建构方针，那就是“弄清家底，加强保管”八个字，这是极具见地的。世襄在故宫的工作思路是清晰的，很快就得到马衡院长的鼓励和支持。

笔者也曾听王世襄说，在一个原皇宫旧居里，要建一个现代博物馆，不是最佳的选址，他曾经有一个想法，是在北京的景山区，原有一块大平地，在那里建一个博物馆是很适合的，因博物馆首要条件是采光好。他对我不无惋惜地说：“这样的想法，解放后的我，人微言轻，就算能提出，也不会有人接受的。当年就连郭沫若，也说在原故宫中建博物馆，遑论其他人的建议了。”

从1947年3月到1948年6月，可以说在马衡院长的支持下，王世襄虽在故宫仅有一年多时间的工作，但如果从他奉献于中国文物生涯来讲，这期间恰是他最能够施展才干的一个时期。他竭尽全力将散集在故宫各室的文物，一件件按图索骥般地集中到古物馆，这个清理就是所谓“提集”的工作。由于这项工作是清理家底的基础，是件很烦琐的工作，文物的一件件登记，编号，分类造册。故宫藏有中国几千年保存下来的品种繁多之文物，要一一理清，确是件不易之事，因当时缺乏现代博物馆应具备的基础和经验。为了把文物清理分类、分级、分库、上册、储藏，还必须把原皇帝住用的旧居，一间间腾空，移作库房，才可妥存文物。当然，为了做好上述事项，还要修缮房屋，添置设备，编目分类、拟订藏品指引卡式、分类簿目等烦琐的工作。

1946年新收进了许多藏品，还必须重新布置各类陈列室。说真的，在这段时间里，故宫的各项工作千头万绪，诸如文物的修复、收购，以及随着故宫图书的增加，成立了古物馆图书资料室，故宫是当时收藏书画最多的一个图书室。故宫从一个皇帝旧居，成了一个集几千年文物的博物院，在当时确实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前来参观的人也络绎不绝，包括外国著名人士及国内高官，这时王世襄的接待工作也够繁忙，因他既是古物馆科长又是精通英语的翻译，头绪纷杂，忙碌不堪。家中孩子、家中事务，他是完全顾不上了。

张伯驹

尽管分身乏术，但这时期对他一生有一件重要的事要着手做，那就是对一件国宝级文物——《平复帖》准备进行著录方面的试点。当时《平复帖》藏在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家里。作为晚辈，王世襄登门拜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张先生，希望得到支持。出乎意料的是，张先生不仅爽快地答应让他看，而且还让他拿回家去看。就这样，被视为“头目脑髓”的宝中之宝，被王世襄小心翼翼地捧回了家。中国的大收藏家，对他都非常关爱。这使他想起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翟荫馆长来华，他任临时翻译，到上海后，翟馆长提出想见一位收藏家，这时他想起名噪江南的庞虚斋先生，曾冒昧打电话联系，结果庞公允晚上即到家，拿出了收藏的四王山水，让他们俩赏析。时隔六十多年，已九十多岁的王老还对我说：“这就是当年的收藏大家的风格，一如当年学术上的大家，今天已经出不了这样的大家了!”

真的，面对大师的提携，王世襄感激万分。他以虔诚的心态，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观察、仔细阅读和认真笔录，终将《平复帖》上诸家观款，董其昌以下溥伟、傅沅叔、赵椿年等家题跋，永理的《诒晋斋记》及诗等抄录完毕，并尽可能记下了历代印章。其间，钤在帖后的唐代鉴赏家殷浩的印记，方形朱文，十分暗淡，只有“殷”字上半边和“浩”字右半隐约可辨。正是经过这样仔细地辨认，才终于完成了一份具备质地、尺寸、装裱、引首、题签、本文、款识、印章、题跋、收藏印、前人著录、有关文献等项目，并记有保存和流传经过的完整记录，从而为当时故宫文物的整理与建档提供了范本。

在故宫实际工作一年多以后，王世襄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文博事业源远流长，公私藏家历代不衰。但是，由于历经战乱，中国文博界对博物馆的科学理论与实践，尚处在感性的经验认识阶段。唯有走出国界去，在诸多的考察与比较中，方能看到自己的差距，进而迎头赶上。那时，世襄已经不满足于中国旧有的对博物管理的形式与方法，无论从小就耳濡目染的西方教育，还是从他父亲曾作为一名外交官，以及母亲留学英国时所带回的国外先进理念，这些在他进取的心间尚不够用，他必须走向一种新的世界的生活，那种与他在东方日本看到的，以及一如中国皇宫旧居所封闭的模式完全不同的崭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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