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从日本归来后,先到达上海随即去了南京,见了杭立武先生。他把朱世明的决定和押运点交善本书的经过汇报了一遍。但杭立武对王世襄急于要回国也颇为不满;当即对他说,如再派人去日本就不那么容易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计划和部署给打乱了,增添了不少的麻烦。王世襄心中却感到已经完成了自己在日本应尽的使命,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更不必作过多的解释了。
在南京,他把用剩的数百美元连同账目、单据等交给了杭立武和郭志嵩两位,连护照也一并交还。至此,王世襄作为战后追查文物驻日特派员的一段生活,以及他与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工作关系宣告结束。他在南京也未作停留,最后一次客气地与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官员们握手告别,当天就折回了上海。
说真的,这时刻对于他,想得最多的是故宫博物院的工作,惟有这,是最吸引他灵魂之处。祖国的文物,战后亟待整理和保护,至于个人在日本之得失、工作的利益,以及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上级领导对他之看法,这些他都不在乎。他想的是自己应负的一种使命感,尽快应该回到自幼他就热爱的故宫博物院,去重扬自己事业的风帆!
到上海后,他即搭乘招商局的一艘客轮到天津,再乘火车回北京,时间是1947年3月初。从此时起,王世襄回到了故宫博物院,并被任命为古物馆科长。
说真的,这里的一切,对他有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特殊情感。此情此景,直可追溯到他父亲对文物爱好的渊源,慈母对中国书画的无比热爱,自己战后追寻国宝的种种经历,以及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执著追求,这些都无不深入了这位年轻人的精神骨髓里了。
当时的故宫,正处于百废待兴之际,王世襄不惜从登记卡片、分类造册、清理院子等一件件寻常又必须做的工作做起。故宫原本是帝王的废居,哪里是一个博物馆,但其一草一木又都有历史、文物价值。要将它变成博物馆,一切都要从头做起,意想不到的困难,再加上经费极少,可谓难上加难。
那时的王世襄,正值三十多岁,回到故宫工作后,抗战时的流离漂泊,初得安定,也许,应属于世襄一生中一段平稳与志在所得的时光。因中国的内战之火,当时还未燃烧到北京。那时的国内局势,尚处在双方拉锯、相持、谈判阶段,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王世襄工作之余,在芳嘉园内一如以前那样恬静地生活,也可和新婚夫人荃猷一起弹琴、吟诗、读书、赏画,闲暇时,夫妇俩还可去串街走巷,寻觅他们喜欢的小古董作点收藏。从另一方面看,其实那段时间王世襄在故宫的工作,可谓忙得不可开交。他曾对笔者回忆过这段时期的生活:“当时实在全力以赴,没有丝毫闲情逸趣。晚上都在设计故宫文物分类表,计划清理何处改为库房,以及文物出入库的手续哪些方面应进一步的完善。当时内人也天天帮我画表格、制单据,真可用得上是‘全力、全心、全意’了!”故宫中的工作虽忙,王世襄在马衡院长的支持下,故宫文物的整理工作是开展得有条不紊的。他按科学管理的方法,做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工作,战后被清损回来的文物,也充实故宫,物得所列。
这时,最可喜的一件事,应该说是芳嘉园里又诞生了一位新主人公,这就是他与袁荃猷之间的爱情的结晶——儿子王敦煌。敦煌的诞生,无疑给他们全家带来了一如“战后重建”的希望之光。但是,可能因为王世襄夫人产后没有调理好,或者原本身体里就有结核杆菌的潜伏,产后身子赢弱,使她患上了结核病。夫人产后,得了这在当时讲是很难医治的“肺痨病”,而那时的北京,治这病的针药都很紧缺,这使王世襄很焦急,四处求名医指教。当时,协和医院妇产科刚从国外回来的林巧稚大夫,曾再三对他们讲,因肺结核病已出现空洞,照此病况,是不能再生第二胎了。如此的名医之嘱,犹如一声惊雷,无疑给家中当时较为平静温馨之生活,带来了心理与生活上的影响。
随着夫人的肺结核病的痊愈,这一切并不会很大影响王世襄在故宫的工作。因为就在他燕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时,他早抱定旨意,要把自己将来的事业贡献给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上,而最令他看中的未来之实验场,就是在故宫。这并非因中国皇宫的壮丽恢宏,王世襄心中向往的只是如何把原藏在皇宫中,有着几千年历史的瑰宝,如何聚集好,传承发扬光大,使中国能建起一座让世人瞻赏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博物馆。
也许,在当时一般知识者的眼光里,大都不会对故宫有这么执著的想法,但在王世襄身上,却具备了别人所没有的各种条件,可以说,故宫的一个伟大而又美丽之梦,是王家几代人,同时也是他的母亲金家兄弟几代人的向往,它是一个故宫梦的最真实的延伸,在这个得天独厚的环境中,还有什么人生之梦更可以吸引这位年轻人的心呢? 有哲人曾说过这样的话,“世上再没有比政治更能吸引着无数青年人的心灵!”但是,这句话若用在王世襄身上,却似乎未必适用。虽然,王世襄的人生之旅,有大半生被政治所累,令他怎么也难于躲避政治对他的浩劫。但说真的,他从来就不喜与政治结伴,他结伴的永远是他夫人在大树图中,表述得最为生动的那些伴侣——髹饰艺术、古代家具、竹刻、火绘葫芦、绘画、佛像、蛐蛐、大鹰、獾狗这些东西。他心中的爱在故宫,这在他心灵深处是有着深深渊源的,他的父亲曾是故宫接待外宾的翻译和顾问,他母亲的绘画,曾得到清皇室肃亲王的赞赏与亲笔题词,他的大舅舅金城和故宫中所藏绘画情意深切。所以,王世襄回故宫后,就像是投入了亲人的怀抱一样。那时的他,无论从家世渊源、兴趣爱好,以及在故宫的工作岗位,真可谓水乳交融为一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王世襄后来曾说过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是卖给了故宫的!”所以,他对故宫始终一往情深,怀抱着不灭的期许:走出了人生坎坷的怪圈,“我为故宫服务了一辈子”并最终以自珍的姿态,立足于文物世界。
1947年3月他回故宫后,心中的愿望是把故宫改造成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当然此愿从未能实现,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但从日本回来后,他总是竭尽心力想一步一步地去实现它。他曾对笔者说过:“当年我进故宫时,由于辛亥革命后几十年的战乱,皇宫年久失修,院内积土盈尺,杂草丛生,小房倒塌,大房渗漏,就连那里边搁着的一堆堆炉灰,也让我们清除了很久。”
的确,帝制已经革除,皇帝早已赶跑,民国后,那里曾驻有各方军阀,加上日军的八年侵占,有谁去打理这皇家旧居呢?所以,当时的故宫是百废待兴,一切需待重建。当王世襄进入故宫工作,他就提出了一个最为言简意赅的建构方针,那就是“弄清家底,加强保管”八个字,这是极具见地的。世襄在故宫的工作思路是清晰的,很快就得到马衡院长的鼓励和支持。
笔者也曾听王世襄说,在一个原皇宫旧居里,要建一个现代博物馆,不是最佳的选址,他曾经有一个想法,是在北京的景山区,原有一块大平地,在那里建一个博物馆是很适合的,因博物馆首要条件是采光好。他对我不无惋惜地说:“这样的想法,解放后的我,人微言轻,就算能提出,也不会有人接受的。当年就连郭沫若,也说在原故宫中建博物馆,遑论其他人的建议了。”
从1947年3月到1948年6月,可以说在马衡院长的支持下,王世襄虽在故宫仅有一年多时间的工作,但如果从他奉献于中国文物生涯来讲,这期间恰是他最能够施展才干的一个时期。他竭尽全力将散集在故宫各室的文物,一件件按图索骥般地集中到古物馆,这个清理就是所谓“提集”的工作。由于这项工作是清理家底的基础,是件很烦琐的工作,文物的一件件登记,编号,分类造册。故宫藏有中国几千年保存下来的品种繁多之文物,要一一理清,确是件不易之事,因当时缺乏现代博物馆应具备的基础和经验。为了把文物清理分类、分级、分库、上册、储藏,还必须把原皇帝住用的旧居,一间间腾空,移作库房,才可妥存文物。当然,为了做好上述事项,还要修缮房屋,添置设备,编目分类、拟订藏品指引卡式、分类簿目等烦琐的工作。
1946年新收进了许多藏品,还必须重新布置各类陈列室。说真的,在这段时间里,故宫的各项工作千头万绪,诸如文物的修复、收购,以及随着故宫图书的增加,成立了古物馆图书资料室,故宫是当时收藏书画最多的一个图书室。故宫从一个皇帝旧居,成了一个集几千年文物的博物院,在当时确实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前来参观的人也络绎不绝,包括外国著名人士及国内高官,这时王世襄的接待工作也够繁忙,因他既是古物馆科长又是精通英语的翻译,头绪纷杂,忙碌不堪。家中孩子、家中事务,他是完全顾不上了。
张伯驹
尽管分身乏术,但这时期对他一生有一件重要的事要着手做,那就是对一件国宝级文物——《平复帖》准备进行著录方面的试点。当时《平复帖》藏在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家里。作为晚辈,王世襄登门拜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张先生,希望得到支持。出乎意料的是,张先生不仅爽快地答应让他看,而且还让他拿回家去看。就这样,被视为“头目脑髓”的宝中之宝,被王世襄小心翼翼地捧回了家。中国的大收藏家,对他都非常关爱。这使他想起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翟荫馆长来华,他任临时翻译,到上海后,翟馆长提出想见一位收藏家,这时他想起名噪江南的庞虚斋先生,曾冒昧打电话联系,结果庞公允晚上即到家,拿出了收藏的四王山水,让他们俩赏析。时隔六十多年,已九十多岁的王老还对我说:“这就是当年的收藏大家的风格,一如当年学术上的大家,今天已经出不了这样的大家了!”
真的,面对大师的提携,王世襄感激万分。他以虔诚的心态,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观察、仔细阅读和认真笔录,终将《平复帖》上诸家观款,董其昌以下溥伟、傅沅叔、赵椿年等家题跋,永理的《诒晋斋记》及诗等抄录完毕,并尽可能记下了历代印章。其间,钤在帖后的唐代鉴赏家殷浩的印记,方形朱文,十分暗淡,只有“殷”字上半边和“浩”字右半隐约可辨。正是经过这样仔细地辨认,才终于完成了一份具备质地、尺寸、装裱、引首、题签、本文、款识、印章、题跋、收藏印、前人著录、有关文献等项目,并记有保存和流传经过的完整记录,从而为当时故宫文物的整理与建档提供了范本。
在故宫实际工作一年多以后,王世襄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文博事业源远流长,公私藏家历代不衰。但是,由于历经战乱,中国文博界对博物馆的科学理论与实践,尚处在感性的经验认识阶段。唯有走出国界去,在诸多的考察与比较中,方能看到自己的差距,进而迎头赶上。那时,世襄已经不满足于中国旧有的对博物管理的形式与方法,无论从小就耳濡目染的西方教育,还是从他父亲曾作为一名外交官,以及母亲留学英国时所带回的国外先进理念,这些在他进取的心间尚不够用,他必须走向一种新的世界的生活,那种与他在东方日本看到的,以及一如中国皇宫旧居所封闭的模式完全不同的崭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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