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秋，北京城东的芳嘉园小院一片和谐宁静，沿墙一窄畦一排宽叶矮竹，苍翠欲滴。墙下正放着一二十盆兰草，葳蕤妩媚。最生机盎然的，无疑是园中的一架葫芦，长势甚佳，经秋刚结出了一个个青嫩的小葫芦，风过处轻轻摇曳，煞是玲珑可爱。

一队红卫兵气势汹汹地冲进芳嘉园，总有一二十人，进得园中就先高喊“毛主席万岁”口号，同时高唱革命歌曲。园中各家包括王世襄在内，似没弄清事情就里，红卫兵小将们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始了抄家和破四旧。乒乒乓乓，不一会儿，园中已是叶落枝折，各家中廊前窗下，已是一片狼藉，大家脸上也自是惊恐万状，幸好红卫兵小将们砸抄了一会，像是累了，带头的小平头队长一招手，发出一阵胜利的唿哨，便率众扬长而去。小将们虽走了，一片静寂，大家一下子还是有点惊魂未定，直到完全听不到红卫兵叫嚣声，方才回过神来，纷纷收拾家中被翻乱和砸碎之物品。

王世襄走到园中，看到被红卫兵推断扯断的那架葫芦，看到满地被揪落的嫩葫芦，被连根拔出扔进垃圾桶的一盆盆兰花，不免心痛难当。这是北京城破四旧的第一天。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但如何破“四旧”还尚无样板条文，中央没有说明。1966年8月18日，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从这天起，北京红卫兵小将们纷纷走向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集会演说，开始了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他们的目光从店铺转向包括历史文物在内的更加广泛的目标。

“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之初，王世襄虽于1962年被摘“右派”之帽，可依然被视为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人群，遭受大字报批斗，当众开批判大会等，接受着“革命”的洗礼。王世襄对运动中的一切荒唐、颠倒是非的行为，在那时已慢慢学会平静对待，学会了放宽自己的心境，运用理性和智慧，尽量做到“无故加之而不怒”，使他所热爱的传统文化，减少在革命中被毁灭。王世襄那时目睹了红卫兵在北京城“破四旧”的壮举，短短几天时间内，北京市便有十多万户人家被抄。6843处文物，竟有4922处被毁。大量学者名人所藏的珍贵文物，均被毁灭殆尽，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曾回忆说：“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红卫兵共毁坏各类文物6000余件，烧毁稀有古籍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宋元珍版书籍1000多册。

当时，王世襄自然无法知晓这些数字，但从“破四旧”开始，他便已预感到家里多年一点一滴、辛辛苦苦所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字画、漆器、鸽哨等心爱之物以及家传的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会毫无疑问地被划为“四旧”之列，极有可能在再抄家中遭到灭顶之灾。尤其是那些革命小将，大都年幼无知。这又一次使他忆及“三反”时那些年月的光景，那时他面对一群“打虎英雄”时，也是束手无策，当与他们言及朱桂老这样有名的人物时，对方只是茫然不知其人，还以为朱桂老是唱戏的人。如今要在乱哄哄的情况下，跟这些革命小将说这些文物的珍贵价值，无疑比对牛弹琴更可笑。

王世襄一直在焦急地思考着，他想目前在中国大地上，已不可能力挽狂澜地去阻止这场“革命”的发生，疯狂抄家既然已不可能从这大潮中幸免，那么，惟有想办法使损失尽可能减少到最小。为此，他主动跟国家文物局联系，请接管国家文物局的大学红卫兵们前来“破四旧”抄家，并说明家中一些文物的价值，以及在此形势下交给国家保管的必要性。当然，对王世襄这样一个爱好文物成癖的人来说，要告别与之朝夕相处、时常把玩的那一件件心爱之物，自然是心酸难忍、难舍难忘，但他更不忍心看到它们被无端毁于无知之手，他的理智告诉他，在那个史无前例的特殊的政治风潮下，将自己心爱的文物交给国家有关部门完好地保存，使中国宝贵的文物还能够在这场浩劫以后继续传承供后人欣赏，可谓是最为明智和理想的选择。

也许是文物局的红卫兵们看王世襄“自我革命”的态度诚恳，又看到他主动请缨并有文化知识和素养，他们终于认同了王世襄的说法，在进入王家抄家和将所抄之物搬上车时，都还算客气，也非常小心，并将大多数东西完璧无损地封存到了规定的地方。在那个狂热的革命时期，王世襄“主动”申请“抄家”可谓一步险棋，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还影响了同院为邻的黄苗子、郁风夫妇。他们也效仿王世襄主动请缨的做法请所在单位的“造反派”来抄家，还雇来七辆三轮车，将所藏之明清善本连同书橱和其他书画藏品一起送到单位，其中包括自己多年来摘录的美术史读书卡片达两万多张。

“文革浩劫”中无数的文化瑰宝化为灰烬，而王世襄却在“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后，因落实政策重新收回了自己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包括他的阔别多年的手稿书信。而黄苗子、郁风近千种明清刻本劫后也同样回到了他们身边。真的，我们现在无法得知那时是什么启示着王世襄做出了这样明智的决定，是经历过了“三反”、“反右”诸多运动的磨难，让他处变不惊，还是年轻时的追宝经历提示了他?也许是中国千年文化自强不息的信念驱使了他，总之这真是一个有头脑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时代难得地幸运了一把。

1967年至1968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的疾风暴雨过后，北京城稍显得平静了一些，但所有单位从科研机构到学校、工厂等，都停止了正常的工作运转，每个角落里都贴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王世襄每天去单位便是去接受批斗、写检查。他“文革”前正着手进行的著书立说，自然也无疾而终，家里的藏书都被抄走，无书可读，更别说写东西了。唯一可读的只有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

那时，王世襄经常还得从事繁重的劳动，经常蹬着三轮车从大郊亭运五袋水泥回沙滩红楼，往返足有30余里地。何况因被打成“右派”的王世襄，被剥夺了全部的工资收入，每月只发一个人的生活费。只有袁荃猷是领全薪，所以一人工资，当时却要供王世襄、儿子敦煌及两位老人的吃穿用度，生活上自然捉襟见肘。同时60年代初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物资供应的普遍紧张，再加上每天要从事体力重活，因而导致王世襄在“三反”时在公安局看守所感染的肺结核，又在1969年复发，且有空洞，医生嘱咐要卧床休息。然而，此时全国又发起了知识分子下放劳动大潮，文物局系统当然也不例外，开始了所有人员下放“五七干校”接受思想改造。

王世襄感染肺结核，本应静养，可军宣队勒令必须于10月1日前随同文物局系统人员下放湖北咸宁，形势所逼，他也只得无奈地拖着孱弱的病体，背上简单的行李，随下放大军离开北京城。而夫人袁荃猷所属的音乐研究所，人员下放至天津团泊洼静海干校，她也在王世襄出发后几天随单位下放了。而唯一的一个儿子敦煌，也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宁夏生产建设兵团。温馨和美的一家三口，顷刻间天各一方、互不相见。

王世襄带着病体，心中藏着无限的伤痛，在咸宁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二次较长时间离开北京城的漂泊岁月。遥想起第一次离开北京城之动荡年份，他作为一个有志的年青人，是不愿在日伪统治下苟且生活而去;这一次，令他不安与百思难解的，则是因为狂热的群众运动而去接受劳动改造的。这时的他，年近55岁，两鬓日显斑白，却在新的社会主义形势下，再一次背井离乡。真可谓人生命运多舛，反复无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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