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六年(1947)的初春，空气中仍泛着清冷的寒气。一艘邮轮从日本横滨港缓缓起航，船上载着各色人等，推开太平洋碧波万顷的水域，向一海之隔的上海驶去。甲板上，一位体魄强健的中国年青人正凭栏远眺，他方脸阔额、浓眉大眼，戴着一幅金丝边眼镜，透着斯文和睿智。他，便是中国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派往日本的特派专员王世襄。

在船舱把自己行李中的书箱、衣物等安放妥帖后，王世襄便上甲板来呼吸新鲜空气。只见熙熙攘攘的各国商旅，均在议论着当时中国的时局，他在一旁不经意地听着，此时，一水之隔的祖国正处在内战全面爆发中。

八年抗战，中国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可是抗战胜利又恰成了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分界点。世界各国，无论是亚洲、欧洲或美洲都在关注着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地大物博的古老国家。因为，同仇敌忾、一致抗日而取得的胜利的国共两党，倏忽之间转而成为一场决战的双方。

在这样的局势下，王世襄回想起，去年隆冬之时，自己正从上海登上飞往日本的飞机，当时他受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的委托，去日本追寻一批在抗战中流落异乡的文物国宝。接受此任后，他意气风发，准备全心全力投入国宝的追寻中。谁知到了东京，他才发现情况不对，联合国的战后追偿条款，似完全偏袒日方。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还是“弱国无外交”，追偿工作受到严重阻碍。在日本的那些个日日夜夜，尽管他竭尽所能向日本政府要求归还中国文物，呼吁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出合理追偿条款，岂料仍是一再碰壁。也许，在当时国际环境下，国与国之间，因牵涉到了各种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利益，故在当权者的心中，文物仅是可有可无的附带点缀而已。

踏上归国的路途，虽是明智但也是无奈的选择。王世襄想起种种世事，心中不免感到有些颓伤，为了能安全运回这批国宝善本，他在日本港口辗转了二十多天，每天得从东京到横滨港了解船只通航情况，由于责任重大，焦急心忧，身子也消瘦二十多斤，最后总算完成了任务。但此刻的他，想起为民族、为国家保存文物的使命感，总为战时尚有大批流失海外的国宝而心纠不安。呵，107箱古籍善本在他手中运了回国，自小就热爱古籍的他，又想起这些珍籍的漂泊的命运，“自中日甲午战争后至二战结束的五十年时间内，中国典籍东流的文化交流意义已经暗淡，更多地显示出日本作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依据其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强权，对中国文化财产的巧取豪夺。湖州皕宋楼藏书的东流还多少带有江户时代商业流通的遗迹;而东海楼藏书的东徙，则是日人以中国的‘庚子赔款’而巧取;抗战时期中国典籍的大规模东渡，已成为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掠夺的屈辱象征……这种掠夺的规模和手段，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同时也是中国近代藏书史上一次最为严重的书厄。”想着，想着，不一会儿，太阳渐渐躲进了海上云边，层层的阴云压着渐暗的苍穹……

此刻，甲板上的旅客也逐渐散去，轮船在海面上全速行驶着，螺旋桨击起的水珠，不时溅到王世襄的脚边，他的喉口也似感到些许淡淡的苦涩。在这样一个世事更迭、风雨飘摇的大时代下，在一艘承载着不同人命运、梦想、离愁的客船上，王世襄远眺着矇胧的海波，不禁勾起了浓浓的思乡之情，仿佛一如海面上正在飞翔的一群群海鸥，穿越着重洋，飘至千里之外。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wangshixiang/20221217238.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