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爱国主义与革命热情，是20世纪中期青年人灵魂中的两个主要源泉。由于身经残酷的八年抗战的现实，以及他们为争取改变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的社会与政治改革的热情所激发，王世襄在心灵中早就想有报效祖国与民族的愿望。他将一股深深的忠诚献给为祖国追宝的活动。

1946年12月中旬的一个午夜，王世襄在中国驻日本代表团上海办事处的协助下，飞抵日本东京羽田机场。此次东渡，他的任务大致可概括为三项：一，从东京运回日寇1941年底侵占香港时掠去的中央图书馆的一批善本书;二，向日本政府追查战争期间中国各地损失的公私文物的下落;三，与日本政府进一步交涉，以期达到“以类赔偿”的目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决定派王世襄到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文化教育组工作，为赴日专员。那时，同在东京的代表团人员，还有著名的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及他的夫人著名作家冰心。刚到东京不久，王世襄就了解到被掠到日本的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的一些情况。这批善本大多是抗战初期的江浙、两广一带的藏书世家，如吴兴张氏适园的藏书、刘氏嘉业堂、金陵邓氏群碧楼、番禺沈氏等，为避战乱而放到上海旧书摊出售的旧藏珍籍。当时中央图书馆购得这批善本书后，大部分运至香港，准备装箱再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不幸的是，这批书竟遇香港沦陷而被日本海军掠去。1946年，经过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查访，这批书终于被顾毓秀先生在东京市郊的帝国图书馆地下室及伊势原乡下发现，随即转存东京上野公园和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的住地。当王世襄东渡日本后即利用中央航空公司的专机回国的机会，把这批善本书先行运回了上海。

随后，又开始向日本政府正式交涉赔偿文物问题。由于涉及到文物名称、年代、形状、尺寸、重量等很复杂的问题，再加上中国一开始在与联合国洽谈时，已经答应了附加之条件，致使王世襄在日本的追查国宝工作一开始就带来了先天的条件限制。在眼看要求日本政府对文物赔偿不会有什么结果情况下，王世襄心中十分焦急，于是提出要求日方“以类赔偿”，但对于这个唯一的追查方式，当时没有得到上级的同意，特别是张凤举组长认为：“现在中国政府要求联合国的事正很多，怎么可能在追还文物这个问题上斤斤计较呢?”王世襄当时在日本的处境，注定是无所作为的了。作为一个有巨大热情、一腔热血之青年，王世襄的心中一直在盘旋着一个问题，即如果从人类发展之历史看，还有什么比追回中华民族之文物瑰宝更重要的事呢? 为此，他多次碰壁后仍另辟蹊径，想法在日本仔细追踪散落在各处的文物，当调查有所获时，再向日本政府提出追缴或赔偿问题。

当时美国由于原子弹的作用，说话的权威应说最大，美国设在日本的管理文物的机构，当然值得沟通。王世襄首先去坐落在东京某街的一座楼内的这家机构。接见他的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据告知这里的负责人有两位，一位名叫霍利斯^①，另一名叫李雪曼^②，恰好他们俩都外出。工作人员知晓王世襄是盟国同行，十分热情地带他去看他们编好的卡片，有十几个抽屉，唯内容以古建筑、古迹遗址为主，不是流动文物的登记卡片。当然某一寺院如藏有重要文物，卡片上也有反映。只翻阅了几个抽屉，因到下班时间，只好约定第二天再去查看。可是就在第二天清晨，接待过王世襄的那个人却慌慌张张地跑到代表团，说昨天他犯了错误，受到霍、李两位上级的责备，说他不该擅自带人去看他们的卡片。

如此之后，王世襄只能通过代表团去约定时间。但美国代表团几次都回答说，管文物的人员目前太忙，无法安排时间，待今后有时间时再通知你们。实际上就是拒绝接待，防止中国方面打听到有关中国文物的线索。这时，王世襄感到凭个人的一片爱国之心以及靠自己的勇气在日本追查中国文物，已寸步难行，处处碰壁，而如此无聊地待在此处，也只是空耗时日而已。这次的日本之行，世襄原想要从日本尽最大努力追寻国宝的计划没有能实现，当然，他对当时联合国对中国追查自己的文物苛刻的限制，以及当时中国政府之软弱自有恨铁不成钢之愤。因为事后证明霍利斯已成为古玩商而来往于日本和美国，中国在日本也无多大收获。于是，在日本工作了两个多月后，王世襄的注意力已从全身心地追寻在日文物转向能早日回国进故宫博物院工作。虽然蕴藏在他心中的多追寻国宝为祖国民族之火花，偶尔还会燃烧起来，但最后他请他的老师吴文藻与谢冰心帮助(吴当时任法制组组长)，勉强说服了当时派往日本的团长朱世明将军，同意王世襄回故宫博物院工作。朱最后说，回去的条件是把那批在日本的善本书，用船押运回国。

这批善本书，当时存放在东京上野公园内，船码头则在横滨，坐火车要走一个多小时。运书上船至少要提前一天通知日本文部省，第二天才能提书。书共107箱，至少需用卡车五六辆，也须前一天联系好。至于是否有船去上海;船上有无空仓位承担107箱图书的运输任务;船在横滨停留多久，是否在三天以上等等都必须弄清楚。当时的横滨没有保险仓库，只有一般货仓，这就涉及到古籍的安全。所以只能船到后再启运书，运到直接入船舱。唯一的妥当办法是到码头向轮船管理公司了解来船的情况，并与货船核实，确知其在横滨停靠三天以上，才能动手去运书。做好此事要有耐心，又需勤快。

王世襄经过十多天的查询，得知有艘美国货船，将在横滨停靠三天后去上海，船上有空仓位。当王世襄看到该船确实停靠码头后，又向船长核实了情况，便马上赶回东京，报告代表团并通知日本文部省，定于次日去上野公园提取善本书。次日中午去上野公园用卡车装书，下午美国宪兵骑摩托车为之开路，七八辆卡车浩浩荡荡，将书箱送到横滨码头，量好书箱尺寸，计算吨位，办完运输手续后，立即上船入舱，看船员吊放妥当，锁好舱门，傍晚再赶回东京，第三天王世襄携带个人的行李上船。该船在横滨多停了一日才起航。船到上海后，郑振铎先生^①派谢辰生(现任国家文物局顾问)、孙家晋(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到码头来接书。王世襄即将书箱数目点清移交无误，由他们二位运走。

王世襄两个多月在日本的追宝生涯由他自己早早地结束，但当时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同仁们大多是不理解的，甚或有人认为他真有点傻。当时的驻日代表团组长张凤举始终不理解王世襄，他说：“真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你现在有清理文物的职务，正可借机会在日本各处观光，给你时间，给你旅差费，何乐而不为? 为什么偏要冒风险急急忙忙去运这批善本书呢? 现在国内的人挤破头想到代表团来，而你却忙着要回去，真是不可理解!”

王世襄也振振有词地答复他：“故宫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不能在这里耗费时日。”世襄当时确有很好的条件，可在日本借机游览异国风光，而个人在日本也是有脸有面的胜利国的一个特派专员，确是很多人想去而去不成的好差使，何苦要提早回国呢? 其实这里还有一段王世襄从未说过的难言之情，他曾对笔者述说过这样一段往事：“日本战败后，国内因战争所耗，确实很穷，当时有几个和我一样驻日的工作人员，他们拿出一包香烟分给日本的男服务员，对方就感激不尽了;对女的日本服务员，他们用晚上请她们吃饭的方法，就把她们引诱而彻夜不归。这些人还有理论，说什么抗战时期日军强奸妇女，还有慰安妇，现在也轮到中国人报复的时候了。真是荒谬无耻，当时我在日本就想揭发他们，但又恐闹出事来，后传闻就连代表团团长都有绯闻，从此也可看出当时国民党政府之腐败，可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就这样，王世襄在33岁年轻有为之际，独有他早早地离开了日本。这也许就是他处世、处事独特的一种的风格，他愿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喜随波逐流，他喜欢堂堂正正做人并以自由翱翔之想像力、实践之精神，去从事他认为有意义的事业和生活。或许王世襄也没想到，1947年在日本追寻国宝的这段历史，日后成了他长长一生的一道分水岭，甜酸苦辣的人生体验，都带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使他茫然、让他疑惑，但这又是谁之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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