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往往提供给有准备的人。1948年5月因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赠给故宫一个去美国及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的名额，当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就决定派王世襄去。马衡之所以派他去，这当然和他们两家之间的社会渊源及日寇投降后王世襄曾参与清损文物工作都有关联，再说从工作性质上看，因世襄精通英语，在语言文字上与外国交流没有困难，又比较年轻且对文物工作执著热爱，确是一块可造之材，这些当然都是优先的条件。
 王世襄得知此讯息时，很兴奋，因为他从大学时代起，就向往有出国深造的机会，现在终于能实现了，但他又感到，故宫的工作刚上手在做，他夫人患有肺结核病，孩子尚幼小，因此世襄对去美考察有些犹豫。可马衡对出国考察一事，当有更深远之权衡，作为院长，他力劝世襄不要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夫人荃猷也积极鼓励他，叫他不必挂虑家中琐事。
 王世襄也看到国内局势之发展，当时在北京的一些高校、学术机构，已因内战日厉而很不景气，运转日显艰困。就连清华这样有名的大学，在1947年末至1948年初，也因经费短绌，停止了冬天提供暖气;北京城内最有名的学者，因无钱购煤，只能卖掉自己的藏书度日。马衡院长认为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能出国考察的机会了。事实也确如此，至1948年的12月，内战之火已迫近了北京城郊，到了阳历岁末之际，许多著名学者已纷纷南迁了。王世襄确也避过了战火，当然北京最后是和平解放，但并非说是没有战火。1948年6月1日，世襄终于从上海搭乘威尔逊号赴美国。
 那年夏天，他先后访问了美国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堪萨斯、圣路易斯和加拿大等地的博物馆及美术馆，特别留意收藏有中国文物的公私博物馆，并对各馆藏品考其形制，追其源流，仔细欣赏，认真笔录。与此同时，他还对博物馆建设和管理以及文物修复技术等，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1948年9月，他来到加拿大的托朗多博物馆，利用三个星期的时间，向该馆修整部的陶德先生学习壁画粘布托裱的方法。通过讲授和实习，王世襄逐渐掌握了用麻布和木板来代替壁画背后泥层的“脱胎换骨法”。在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他还潜心浏览了流传至此的宋人摹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郭熙的《溪山秋霁图卷》、宋龚开的《中山出游图卷》、元赵孟頫的《二羊图卷》、元吴镇的《渔父图卷》等十余幅宋、元绘画精品。
 他对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的唐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图卷》、五代董源的《平林秋霁图卷》、宋李成《雪山行旅图轴》、宋徽宗墓张萱《捣练图卷》、宋徽宗的《五色鹦鹉图卷》、宋陈容《九龙图卷》等佳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48年冬，他用两个多月的时间，认真参观和仔细研究了波士顿美术馆的中国书画作品。这些作品无疑对于他研究中国历代书画艺术，拓展了新的审美视野。
 芝加哥博物馆是美国比较闻名的大博物馆，临芝加哥湖，景色优美，建筑雄伟，收藏的中国文物相当多，尤其是青铜器。世襄将它列为收藏我国文物的七大中心之一。该馆东方部主任叫凯莱，王世襄到那里的参观，由他陪同的时候较多。芝加哥馆是王世襄做参观访问记录的第二个馆，因该馆的重要绘画并不多，当时的读画笔记也仅记了几件。在该馆考察时，有一天，凯莱和王世襄谈起克利夫兰博物馆的情况。说也凑巧，那里的负责人就是李雪曼，在日本时，世襄就与他打过交道，当时在日本做清损工作的世襄去看他们编制的日本文物卡片时，他带着敌意之情，不准他阅读这些东西。有一次，世襄很友善地想去看他，他却推托不见。还有，当王谈起关于要求日本赔偿中国的文物损失时，联合国也用刁难的手段来对付。可凯莱不同意王的说法，认为这不是刁难，而是一切应当按照手续办事。他们为这些往事双方争执了起来，甚至弄得不欢而散。对于这些往事和趣事，王世襄在几十年后，都有滋有味地回忆着。
 在芝加哥待了二十多天，到10月中旬前往加拿大。在此期间，约用了一半时间写参观访问记录及读书笔记，其余一半时间用于参观芝加哥的其他的几个博物馆。它们是：菲尔德自然博物馆，是美国最大的自然博物馆之一;芝加哥大学东方博物馆，其中有许多从埃及、叙利亚及中亚细亚其他地方掠夺来的文物;芝加哥科学教育馆;芝加哥水族馆;西班牙中古文化博物馆。王世襄对钱币博物馆，也去参观了半天，在那里，他见到了在芝加哥工作的王毓铨、胡先晋夫妇。
 在芝加哥时，凯莱还陪王世襄去芝加哥近郊看一个叫邵音香(音)收藏的中国玉器，以及到芝加哥市内一家旅馆，去看布伦戴奇收藏的中国铜器。布是这家旅馆的老板。
 在芝加哥参观后，就前往加拿大多伦多。按原计划，王世襄要在多伦多馆参观学习半年，实际上只待了二十多天。该馆的负责人是天主教传教士怀德，他有个中文名字，叫怀履光，曾在河南住了多年，是个中国通。1948年10月王世襄去时，他已退休，不常到馆，只见到他一次。其态度极为傲慢，十分狂妄，看不起中国人，说什么多伦多馆是世界上唯一有系统地按照中国历史文化发展来陈列的博物馆。王世襄与他见面，和他刚谈了几分钟，就无法忍耐他的傲慢与偏见，实在听不下去。原来准备将《故宫书画集》送给多伦多馆，也因此而不送了。此书后来在美售出，王世襄以书款买了一台录音机，回国后交给了故宫博物院。
 从山西盗去的约与永乐宫壁画同时的大幅壁画，也嵌在一面墙上，怀德曾有专书讲到它。其他文物则真伪杂处，所谓按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有系统陈列，只不过是大体上分朝代的。多伦多馆的中国文物陈列约占十间陈列室，是按朝代顺序摆出来的，其中河南、陕西出土的陶俑较多，都是怀德在中国传教时所得。多伦多馆是王世襄做了参观访问记录的第三个博物馆。当时，多伦多馆要王世襄作一次有关中国美术的报告，因缺乏资料，世襄只得将在纳馆写的关于墨竹画的文章，读了一遍。
 下一段行程是由加入美，经过勃弗洛(布法罗)到美国的纽约。他在勃弗洛只停留了一天，博物馆不大，是一个兼有艺术和自然科学两个部分的博物馆。当夜又上火车，于次日清晨到达纽约。据王世襄当时作的笔记，是在1948年11月初。到纽约后，王世襄就住在内兄袁桓猷家中。
 袁桓猷1939年燕京大学毕业后去美留学，后与一个华侨商人的女儿结婚，居住在美国。曾在纽约经营过中国手工艺品，主要是做花边台布生意。袁桓猷一直未回国。当笔者问到一些轶事时，王世襄电话告知笔者，说事隔六十年，有些事大都忘了。但笔者随后收到王世襄的信，对内兄是这样描述的：“内子的祖父将青岛一所房子出售后，送燕京毕业的哥哥袁桓猷去美留学，几十年过去了，嫂嫂是华侨，生二女，二女又各生子女，后寄来合家照片，不下三十多人。”接到照片一看，“这哪是合家欢，简直是联合国成员的合影。”荃猷爱说笑话：“哥哥90岁了，在美国生活不成问题，不过对国家毫无贡献，青岛卖房换来一个美国居民，似乎意义不大。”
 纽约博物馆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博物馆，王世襄用了两天的时间巡视了一遍。又用了三四天时间，将纽约的几个比较出名的博物馆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下。其中有全美最大的美国自然博物馆;纽约市历史博物馆，专门陈列与该市有关的文物，着重表现该市的发展历史;现代艺术馆，专门陈列奇形怪状的造型作品。
 经史克门的介绍，王世襄还到纽约57街去看最大的一个中国古玩商。他名叫卢芹斋，年约70岁，在法国多年，后来到纽约来开设古玩店。不知有多少重要中国文物经他的手流落到国外。美国的博物馆，凡是有中国文物的，几乎都是他的主顾。当时他有一批比较重要的中国绘画，王世襄当然主要是为看这批画去找他的，并向他说明，要将在美的重要绘画，写成读画笔记，但这次来不及细看，待明年来纽约再细看。卢答应了，并供给照片。
 1948年11月中旬，王世襄离开纽约，来到华盛顿。到1949年2月初王世襄离开，待了两个多月。在华盛顿他先在一家租房并包伙食的人家住了两天，因感到不方便而搬走，后来租了一间楼顶居住，冬天很冷，但房租很便宜。王世襄后来在《老舍先生吃过我做的菜》中，对当时他在纽约的生活，曾有这样的回忆：“当时在那里旅居的燕京学长有瞿同祖、赵曾玖夫妇。我是走到哪里都想找地方做菜的，他们两位又欢迎我去，所以不用事先约好，早晨买到东西便提着包进了瞿家。就在那天中午，老舍先生吃到了我做的菜。”他在文章中描述了自己如何做菜、如何把中菜与西方的菜结合起来而做出美味佳肴，“我还记得那天做的两个菜是面包虾和鸡片炒龙须菜。美国的面包品种繁多，只要买切薄片的无糖白面包，切掉边，改成四小块就可以往上堆虾泥了。虾用小包的冻虾仁，化冻后斩成泥，调入打好的鸡蛋清和玉米粉，加入葱、姜末及佐料就行了。往上撒些洋火腿末并粘一片外国香菜叶。炸油是提炼过的棉花籽油。这个菜几十年前上海就流行，叫虾仁吐司。虾仁中可以加一点剁碎的荸荠，那时纽约不好买就免了。”
 老舍先生原准备回国，但因写作与翻译的需要，又申请延展留美六个月，那时老舍家务靠人帮助，所以当吃到独具风味的菜肴，感到有点诧异。问起这些知识是从哪里得到的。王世襄回忆说：“这是因为当年我喜欢八旗子弟的老玩意儿，用狗到坟圈子去咬獾(俗称‘逛獾’)的缘故。咬獾在夜里，但白天必须把獾窝和周围的地形都看好才行，要一连去几天才能把獾的行踪摸清，故行家有‘勤瞧懒逛’之说。这一下子老舍先生可来了劲儿了，一顿饭的时间和我聊的都是关于养狗捉獾的事。恐怕连我做的菜是什么滋味他也没有尝出来。要不是瞿大嫂在旁夸了我几句，我还真有点下不来台呢。”
 在华盛顿期间，主要参观弗利亚(弗利尔)博物馆和美国国立艺术博物馆。前者很小，只有十来间陈列室，但它主要搜集东方文物，尤其是中国文物，而且很精。收藏的铜器在全美占第一位，雕刻、绘画也占第一或第二位。是当时美国最晚建成的一个馆，采光、冷暖、通风等完全电气化。
 王世襄大部分时间用在弗利亚博物馆，此馆有绘画一千几百件，世襄看了全部绘画的照片，并选看了其中的实物有三四百件，又选择其中比较重要的数十件，做了读画笔记。该馆的馆长叫莱文，副馆长叫波泼，号称中国陶瓷“专家”，和王世襄1945年在上海见过面的。
 除上述两馆外，王世襄在美期间，参观了莎士比亚纪念馆，那里专收莎士比亚著作的不同版本及一切和莎翁有关的文物或物品。还参观了美国最大的一个图书馆——国会图书馆。那里有不少中国的线装书，其中有许多与中国的国防、经济有关的地方志。音乐书也不少，已经编成专门目录。王世襄在该馆见到中文图书的负责人赫默尔，还买了几部明代古琴谱的缩微胶片带回来，后来送给中国音乐研究所使用。1948年秋和1949年春，王世襄还两度前往纽约，在大都会美术馆等多家博物馆流连忘返……
 在这期间，他虽身在国外，心却常在挂念着北京芳嘉园内的夫人与仅仅三岁的小儿敦煌。王世襄隔三差五地询问家事，远在大洋彼岸的他真可谓“家书抵万金”，那时候的国内似也正值“烽火连三月”之际，北京也炮声不断。1949年1月1日，袁荃猷所记的日记就有这般的记载：
 “今接畅安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十二月十四日，各一信，并枯木龙吟琴照片两张。大为高兴，但愿报一年平安。”这是袁荃猷收到王世襄远在美国寄来的两封家书，而为之欣慰，并遥祝世襄在外一年平安。
 事隔三天，她又接丈夫从远道邮来的信，她也立即回信：“将孟德取出与松风比长短大小，用尺得细量好，作图寄畅安，中午接畅安十二月二十一日信，知仍欲找松风。”^①(1949年1月4日袁荃猷日记)
 这样的家书尚有许多，如1月6日她又给世襄信，“星期四，晴。上午给畅安写信，午后珉中来，谈松风事，约明日听讯。晚弹梅捎月，顿觉味不同。”
 1月8日的日记：“星期六，晴。昨夜炮响未能入睡。上午去寄信、买药……接查君转来畅安信，是12月28日之挂号。晚给畅安写信。”
 这一年多，王世襄身在国外，夫人荃猷在北京芳嘉园内生活平静，她每日做些家务琐事，时弹古琴并有小儿敦煌相伴，王世襄的一封封信，虽时时慰藉着她寂寞的心灵，但毕竟相隔千万里，那种“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的离愁别绪，不时会袭上她的心头。
 今日想来很可惜的是，那时多少封鸿雁传书，后因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早不知去向，可以说那时两个年轻人，有多少个梦想与现实的故事，令人扼腕的是，却犹如一场风似的吹走了。
 北美的考察，使王世襄有一种要使美梦成真的强烈冲动。他遥望东方，归心似箭。1949年8月，王世襄离开美国，回到已经解放的北平，重回故宫博物院的怀抱。他坚信新生的共和国将会把自己多年之梦想变成现实。真的，那1949年的夏日，正是北京山花烂漫时光，他同时谢绝了美国聘他留美工作的机会，终于，他怀有鸿鹄之志并带着一颗拳拳的报国之心，回到可爱的祖国。
 缅怀与期盼，一腔热血和风华正茂，一种新的生活，将在他面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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