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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寿林人物事迹:投身“五四”

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1月30日 阅读:287 评论:0

1919年5月4日,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损害中国主权的分赃计划和北洋军阀的卖国政策,北京大中专学校学生举行了大规模集会游行。在爱国学生运动遭受镇压的重要关头,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6月5日,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罢工。之后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迅猛蔓延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的100多座城市。五四运动迅速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逐渐转移到上海。
 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广西,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也积极参与了这场如火如荼的爱国运动。梧州、桂林、南宁、柳州、玉林、贵县(今属贵港市)、贺县(今属贺州市)、桂平(今桂平市)、陆川、容县、北海、百色、龙州、宜山(今宜州市)等城镇的青年学生、工人和市民,以发宣言通电、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抵制日货等形式,声援北京的反帝爱国斗争。
 


 

五四运动中的学生游行队伍


 贵县中学接到北京学生会的通电之后,群情激愤,怒不可遏。谭寿林立即发动贵县中学及县立高等小学全体学生,筹备成立贵县学生联合会,复电声援,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政府。谭寿林被同学们推选为贵县学生联合会会长,杨寿汉为文牍主任,高耀光为调查日货主任,李镇峰为交际主任,林运昌为评议主任。
 贵县学生联合会决定由谭寿林作为贵县进步学生代表,出席在梧州召开的广西全省学生联合代表大会。在省学联的代表大会上,谭寿林宣读了自己为本次联大起草的宣言。该宣言以犀利的言辞,从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反动军阀的卖国罪行,高度赞扬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据谭寿林在贵县中学的同班同学林庆芳后来回忆,当时谭寿林所写的宣言有这样一些内容:“……北京学生焚曹殴章是天下最快人心之事。……当时救国,难望持枪执戟之军人,亦难望于摇唇鼓舌之政客。惟知耻而不畏死之学生,毅然行之,是可敬也……”宣言最后呼吁:“谋我国土,是我仇雠,国仇未报,惟有断头,绝无屈膝,仰彼苛求。”与会人员一致推选谭寿林起草的这份宣言作为大会宣言,并在报纸上全文刊发。这份宣言对谭寿林来说既是一篇反帝的战斗檄文,又是一封表露自己立志舍身报国的宣言书。
 广西全省学生联合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谭寿林很快从梧州返回贵县,传达大会精神,宣读大会宣言,随即发动县城中小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为了扩大影响,谭寿林带领学生联合会的骨干分赴贵县各圩各镇、各乡各村,作演讲,作动员,大量印发传单,呼吁贵县各界民众紧密团结起来。在他们的宣传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群众行动起来,积极参加救国运动。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廿一条不平等条约”“拒绝和会签字”“坚决收回山东青岛权利”“实行抵制日货”等口号,一起声讨卖国贼,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的斗争浪潮。
 贵县中学大部分学生都积极参与这场爱国运动,但还有一些“书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谭寿林对这些同学说:“国之不存,家将安在? 唯有希望革命成功,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才能取消不平等条约,才能建设国家,不然一切都属徒劳空想。”谭寿林的这番劝导,对那些只顾埋头伏案、不愿投身爱国运动的同学启发很大,有的也放下书本,投入到爱国运动的洪流中。
 为了开展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的斗争,谭寿林在自己主办的《晨报》上发表了一首宣传抵制日货的白话儿歌:
 亚妈( ),
 你勿忧,
 儿今抵制有机谋。
 有钱咪买日人食,
 无衣咪着东京绸。
 日货劣,
 国货要研究,
 待过几年儿长大,
 一定挺身报国仇。
 这首儿歌一经《晨报》刊出,便迅速传唱开来。家长们在孩子们的影响下,也纷纷走上街头,加入抵制日货的行列。
 从梧州回来不久,谭寿林就率领贵县学生联合会交际主任李镇峰、调查日货主任高耀光,作为贵县学生联合会代表,正式与贵县商会就抵制日货进行谈判协商。在谭寿林等人的努力下,他们与贵县商会协商一致,一起制定了抵制日货的三条规定:第一,对贵县各商铺店内现存日货,限期登记销清;第二,在途日货于即日算起,由梧州运来3天内到达的,由广州运来5天内到达的,准予提货销售;第三,凡超出上述规定期限运到的,显然属私运,查获即没收焚烧。规定制定后,全体工商业者一致表示同意遵守,不得违犯。学生联合会为了贯彻执行抵制日货的工作,旋即成立日货纠察队,县高小学生覃增文(后来任贵县第一任共青团书记)为纠察队长,全体同学为纠察队员。同学们日夜分班,持童军棍到河边严密检查由梧州开来的船只,尤其是汽船及拖渡泊岸,必须上船认真检查。纠察队一时间查获了不少日货,有棉纱、布匹、海味等。这些日货一律没收归公,概不徇私。
 9月的一天,纠察队从福海拖渡底舱查获日货红磷火柴500箱,当场扣留启运上岸。谁知这批日货竟是县商会会长蔡觐文独资开设的启昌号什货铺从梧州偷运过来的。当蔡觐文发觉货物被扣留后,即唆使其店员用野蛮手段恐吓纠察队员,企图夺回货物。纠察队员没有被吓倒,反而迅速将这批火柴搬到贵县中学联合会。蔡觐文见此计不成立刻又生一计。当天晚上,蔡觐文假意请谭寿林等人到酒楼宴饮,以花言巧语进行诱惑,说什么大家都是世交好友,应该留些余地,并当面拿出100东毫作诱饵,企图笼络他们,要回被没收的火柴。谭寿林等不为利诱所动,严词拒绝。蔡觐文见未得逞,便凶相毕露,指责学生查禁他的日货是强盗行为,扬言要派商团(商人武装)夺回被查抄的全部日货。谭寿林等当场驳斥蔡觐文身为商会会长竟私自偷运日货,带头破坏大会决议,是甘心做帝国主义鹰犬、奴颜婢膝的卖国行为。谭寿林的这番话让蔡觐文哑口无言。
 蔡觐文想到这批火柴价值颇巨一旦被没收处理损失惨重于是他就勾结县知事刘天佑,想通过县官出面要回被没收的日货。第二天,刘天佑坐着四抬轿子,传帖贵县中学,校长急忙打开中门,迎接县官。随后,校长叫谭寿林等三位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来“谈话”。县官说:“学生爱国热情是可嘉的,商人初次误犯,情有可原,本县体恤发还,不准焚毁。”谭寿林听后,感叹县知事竟如此糊涂,立即理直气壮地反驳说:“抵制日货,是学生的爱国行动,任何人不得干涉,偷运日货入境,强迫学生交回日货,为日本帝国主义张目,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为虎作伥的行为,知事个人既不能独断专行,我个人也不能代表全体同学意见,待开会讨论后,再做奉告。”刘天佑听后,恼羞成怒,顿时板起面孔,对县学生联合会施加压力,说:“不行,马上要送还! 否则,你们后果自负!”谭寿林等见刘天佑动怒威胁,立即愤然离去以示抗议。
 为了防止蔡觐文等人使用暴力抢回日货,县学生联合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将这批日货提前处理掉。谭寿林等人组织中小学师生八九百人举行示威游行,公布了与县官的谈话内容。全体师生立刻沸腾起来,群情激愤地说:“我们不怕威胁,不受任何政令限制,依照协议,没收焚毁!”谭寿林说:“好,大家负责吧?”在场的师生们齐声说:“负责!”接着在城厢搬运工人和船民的协助下,师生们将这批日货运到县城郁江南岸,在河边焚毁。当时烈焰冲天,浓烟蔽日,两岸围观民众无不拍手称快。事后,谭寿林在一张焚烧现场拍摄的照片上,书写上“当仁不让,爱国为先”八个大字。这一场斗争,轰动了整个贵县,成为贵县反帝爱国运动史上的光辉一页。
 


 

贵县郁江渡口南岸边焚烧日货遗址


 谭寿林一直喜欢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感悟。五四运动前后,他写下了一系列忧国忧民、反帝爱国的檄文。
 当时的中国,列强肆虐,国内军阀混战,谭寿林愤然写下《丈夫当以功济四海论》一文,呼唤有治国之才者怀报国之志,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他写道:
 今日之中国,正当多事之秋也。外有强邻之逼,内有剧寇之萌,使无人支柱其间,吾恐难保无陆沉之祸也。然而一国之大,人民之众,岂竟无一人焉,具经天纬地之才,抱旋乾转坤之志,出而拨乱反治于其间乎。昔马燧有言曰:天下有事,丈夫当以功济四海。壮哉斯言! 夫吾国人民,号称四百兆,岂四百兆中,皆妇人女子,而无堂堂七尺之丈夫乎。既以丈夫自任,则当多事之秋,即宜毅然出而任事,勿畏难,勿偷安,勿事徘徊,勿相推诿,热诚以保国家。苟人人若是,则虽多事之秋,必转而为治平之世。虽强邻之逼,必变而为协约之邦;剧寇之萌,必自潜踪而灭影,又岂有陆沉之祸乎。所患者,有丈夫之名,无丈夫之气,而于此泄泄,于彼沓沓,置安危存亡于不顾,此则无可挽回者也。吾同胞乎,吾同胞乎,其有心于国事否乎,其亦三复马燧之言可耳。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广西各族人民在贫穷、落后、动荡的苦难深渊中挣扎。“天下有事,丈夫当以功济四海”,这是谭寿林在这篇文章中抒发出来的担当天下、改造世界的宏伟志向。
 20世纪初,广西是云、贵两省烟土运销广东及香港、澳门、广州湾(即湛江)必经之地,因而广西境内鸦片泛滥,吸食者众多。贵县自然也不例外。谭寿林看到吸食鸦片的民众成瘾难戒,耗费金钱,身体羸弱,长此以往必将亡国灭种,遂提笔写下《论鸦片之害》一文:
 吾国民之受害最深,受祸最酷者,非他,鸦片是也。夫鸦片一物,实罂粟花之津液也,明季取为药引。自与各国通商以后,英人由印度输入鸦片,吾国粤人,首开吸烟之恶习,由是流毒海内,几无人不以吸烟为高尚,饭后登床开灯横卧,自以为天上神仙之不如,岂尚顾其生命也哉。迨吸之既久,瘾重莫释,则损金钱也,弱身体也,耗精力也,无一而非有害者也。且吸者愈众,外来之鸦片愈多,无论其盘剥我金钱也,即致吾国民于灭种亡身者,亦此一物也,非受害最深,受祸最酷而何哉! 呜呼,英人以鸦片进口,已足至(致)我之死命,何其毒也! 林公则徐,深知鸦片之害人不少,故首倡严禁者也。乃取英商二万余箱烧之,英人不服,遂遣兵舰犯江浙,其结果至赔款割地。而此源源而来,竟无一人敢言禁者,以致吾国民受害不已,吁可慨也! 迨其后英人悔祸,与吾旧政府订十年禁尽之约。嗜鸦片者,宜乘此机会,铲除毒害可也。乃今者期已满矣,吸者仍如故,而奸商蠧吏,且藉禁烟之命令,以博厚利,于是营私盗贩者有之,私种罂粟者有之,噫此悲贪一己之利,贻害于同胞,长此不已,吾恐十年又十年,其害犹未绝也,然则如之何而可哉。曰,执其盗贩鸦片,私种罂粟者,一一而放流之,而诛殛之,亦文明国之所有事,而亦除毒害之良剂也。传曰,毋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若辈乎。夫鸦片之害,人尽之(知)矣! 惟望我同胞,一以保种保身为要,未吸者,幸勿染之;已吸者,宜亟戒之。不然,恐种族且随鸦片以倶灭也。吾念鸦片而不禁悄悄然忧,而悁悁悲也。
 谭寿林深知鸦片对国民身体的摧残、精神的瓦解,深深担忧鸦片泛滥将导致亡国灭种的危险,从而希望同胞能看清鸦片的危害,远离鸦片,“保种保身”。
 五四新文化运动激励着青年人去追求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谭寿林受其影响,认为处于贫弱和危难之中的中国,只有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举贤能用贤才,才能治国安邦,避免被列强奴役。他在《举贤用才为今日之要务论》一文中写道:
 呜呼,吾国今日之弱且危也。环顾强邻,则虎视眈眈,而有鲸吞之势;反观吾国,则豕行泄泄,而有瓦解之忧。推其原因,皆由无贤才以斡旋之,支柱之者也。夫贤才犹栋也,国家犹室也,贤才用则国治,栋梁立则室固,未有栋梁折而室不倾,贤才舍而国不乱者也。向者民军起义,遂革二千余年之专制,合五大民族为共和,立宪法,开国会,方谓贤才无考槃之叹,国家有强盛之欢。乃不崇朝而宪法替矣,国会散矣,彼妄自尊大之民贼方汲汲焉,日肆其专制之恶毒,用人则由于私意,设官则出于自裁,贤不贤不问焉,才不才不问焉。故顽钝亡耻剥民膏以自肥者,什居八九,求其廉介正直,以福国利民为念者,什无一二焉。呜呼,此国之所以弱且危也。孟子有云,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吾则谓不用贤才则国弱而危而灭,而人则奴隶我,牛马我,岂直如子舆氏所谓空虚已乎,甚已,贤才之不可不用也。吾观唐虞三代之时,国家之太平,国势之亘固,诚非今日所能望及者。考其所以太平亘古之原,不外得贤才以斡旋之,支柱之者也。故舜有臣五人,武王有臣十人,此五人十人者,皆贤而有德,才而有能,为之相助为理,拨乱反治焉。故大舜无为而治,武王亦庶几近之。使其不用此贤才,又焉能如此。甚矣,贤才之不可不用也。今日者,滇黔举义,盖欲菹醢彼妄自尊大之民贼,为吾民一伸公愤,铲绝彼专制之余腥,而立一完全共和之政体,不使人之奴隶我,牛马我,然后毕乃愿也。吾不敢知曰,吾国后日即能为共和也,吾亦不敢知曰,吾国后日不能为共和也。惟是知所要务则可耳。要务者何? 举贤用才也。夫贤而有德即可辅国治民;才而有能,即可经邦济世。为政府者,苟知其为贤才也,则举而用之。贤才在位,则顽钝亡耻之流,即不得尸位素餐而为民害,国于是乎治矣,国治则百废毕举,人尚得奴役我,牛马我乎? 呜呼,我同胞乎,欲免为牛马奴隶乎,则请发展其公心,铲除其私心,则所举所用之贤才,自无燕婉戚施之慨,而自命贤才者,亦不必岩穴藏身,置理乱于不闻,自以为高尚。须念今日危亡之时势,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成出,而合力以扶持之,庶几可矣,否则非吾之所知也。
 此文可以说是谭寿林之前所写《丈夫当以功济四海论》一文的姊妹篇。两篇文章虽然都指出了中国的困境是由缺乏人才造成的,但是《丈夫当以功济四海论》一文主要是从个体人的角度来寻求解决方法,而此文是从制度的角度来阐述。我们从中不难看出,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谭寿林的思想也随之不断成熟。
 面对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列强恃强凌弱割地赔款谭寿林呼吁国人唯有誓死反抗,才能抵御外辱,保卫中国,否则,中国将会被列强瓜分殆尽。他在《外侮日逼论》对此作了深刻的论述:
 今日之世界,黄白种竞争之世界也。近数十年来,列强均以拓地领土为要务,而吾中国,首当列强集矢之中,稍一动摇,而亡国瓜分之祸决无可幸免矣! 嗟乎,外侮之日逼也。故鸦片之役,香港割矣;庚子之役,北京危矣;甲申之役,越南丧矣,甲午之役,台湾割矣! 此外侮为何如乎。顾犹曰,此属于专制时代,于国民无与焉。今既易专制为共和,而吾四百兆之同胞,抚有此壮丽之河山,犹不思所以抵御之,而听人之刳割屠烹,而不知痛痒,是其罪更无可稍贳者也。前之外侮,吾姑弗论,即以近者论之:日本之要求十九件,此为吾国之最难堪,谓非亦外侮之甚乎! 夫中国与日本,同为黄种,乃欲肆其囊括禹域之野心,岂非同种相煎乎。噫,日人何甘为戎首,好自戕其同种也耶,夫世界有何公理? 俾斯麦曰,黑铁耳,赤血耳,所谓有强权无公法也。吾亦谓欲御外侮以保中国,舍铁与血,则其道未由。呜呼,吾同胞乎,其亦知中国为吾生聚之乡乎? 自我远祖以来,生于斯,长于斯,衣食于斯,岂竟恝然? 是故存中国者,中国人也;亡中国者,亦中国人也。思之思之,郑重思之,有凌侮我者,吾以生命掷之,掷之,而岛国或稍戢其凶焰,而不敢再肆其囊括禹域之野心,此事之可预券也。不然,其机一露,外人则以利益均沾为辞,恐全国且随以俱尽也,然则视此七尺躯,又何容顾恤为耶。
 从上述几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五四运动时期的谭寿林对中国动荡混乱的政治时局有了更深刻的洞悉。他怀着挽救中华的志向,不断思索着中国政局动荡、列强恣肆的根源,思索着国民素质提升的路径。谭寿林撰写的一篇篇文章,就像一颗颗埋藏在他心中的革命火种,不断孕育着、点燃着,终于在他以后的革命生涯中熊熊燃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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