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五四洗礼的谭寿林，心向光明、渴望真理，在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上，执着而笃定。1921年9月，谭寿林考入北京大学英文预科班，从此走上一条全新的人生之路。

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同时也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1918年，在北京故宫的东北角、被称作沙滩的地方，矗立起一座包括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的“工”字形长条建筑。整个建筑主体都是用红砖砌成的，所以从建成起就被叫作“红楼”。当初的设计者肯定没有想到，红色会成为未来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的主色，更没有想到这里会走出一批又一批改变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革命者。

曾经在红楼居住过的名流大家不胜枚举。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曾住在这座四层大楼的第二层208室。与蔡校长同住一层的，还有时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和文坛旗手鲁迅。当时鲁迅在北大教授《中国小说史》，在二楼扶梯对面为他设有专门的休息室。而红楼一层西面的第二阅览室，则是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工作过的地方。位于这座大楼一层东南角的119室，曾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住所。他正是在这座“红楼”内，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写下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这些文章共同构成了中国无产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拥护十月革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1919年，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亲自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在中国人撰写的著作中，这是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系统完整的介绍。

1918年建成的北大红楼

据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4个创建成员之一的张申府回忆：“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图书馆成了北大校内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许多进步学生经常到图书馆和李大钊讨论各种新的思潮，听他介绍新的思想。大家也常常在此聚会，探讨中国的出路，寻求救国拯民的方法。”这一时期，不少青年进步团体，如“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以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都把李大钊奉为导师。一代青年在他的革命思想和崇高情操熏陶下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脊梁。谭寿林就是其中之一。

1921年，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全体会员合影

当谭寿林来到北大时，时任北大教授的李大钊，已经在北大开设了“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现代政治”“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五门课程，亲自编写了《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专著，并且在北大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研究会两个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社会团体，开创了在中国大学校园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之先河。

李大钊曾在北大发起一次以“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为主题的辩论会。当时之中国，正处在东西方文化、思想相互碰撞，多种思潮相互激荡的非常时期。辩论会上，有人借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所宣扬的“新实在论”唯心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攻击俄国革命，抵制社会主义，一味强调中国必须兴实业、办教育，发展资本主义。还有人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反对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必从物质上破坏现存社会制度，必须看到国民性中存在的“中庸”“妥协”“不干涉”基因，现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是反国民性的。更有甚者明目张胆地提出，中国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不能建立共产党，不能发动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一味反对阶级斗争，天真地希望用劳资协调，在渐变中实现所谓社会主义。李大钊在评判时，并没有慷慨激昂，而是用温和舒缓的语调，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他先对辩论会上的几种不同观点进行了概括归纳，他指出：本次辩论会就社会改造和道路问题，主要提有三种主张，第一种是学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种是寻求中国精神文化与西方物质文明相融合的“新文明”;第三种是学习苏俄，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强调，现在各种思潮、观点可谓是五光十色，各种“主义”层出不穷，如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很难弄清哪一种才是改造中国社会之良方。他提出：第一，社会革命在于客观的经济变动，而不在于主观的愿望，有人主张注重国民的“中庸”等精神基因，实质上是一种“唯理主义”的“唯心论”，反对阶级斗争，主张社会“改良”;第二，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变革，决定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第三，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不能消除大多数人的贫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侵略的对象，要想发展实业、富国富民，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选择社会主义;第四，中国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无产阶级受压迫、受剥削，其程度比其他阶级要深，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推翻剥削阶级的压迫，建立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人民于水火。李大钊一番阐释，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让一些原本反对“社会主义”的听众，改变了想法。他们认为李大钊强调的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观点，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的观点，令人信服。

这次辩论会的成功举办，使现场听众尤其是一些进步学生萌发了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浓厚兴趣。辩论会结束后不久，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一下子增加了100多人，从发起时的50人发展壮大到了150多人。谭寿林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由于这次辩论会的举办，被吸纳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二批成员。研究会的成员除专门研究马克思学说外，还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和当时国内外的重大问题，特别注意于中国的问题。谭寿林在其中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探求拯救中国的革命道路和方法，思想产生了新的飞跃。这期间，他又结识了同在北大读书的广西同乡黄日葵^①、陈居玺^②，和他们来往密切。在他们的影响下，谭寿林参加了反宗教大联盟、民权运动等大量社会活动，并于1922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黄日葵

1923年，谭寿林进入北大国文系学习，从一名预科生正式转为一名大学生。此后，谭寿林有更多的机会与李大钊接触，聆听他的教诲，思想上受其影响更深了。

李大钊一生都十分尊重青年，信任青年。他认为，“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他一直向自己所热爱的进步青年灌输这样的思想，呼吁要拯救中国必须唤起民众，把现代文明输入社会根底，促进民众的觉悟。他认为只能靠知识阶级这个管道去把现代文明输入社会根底。他说：“知识阶级是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因此，“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他强调，知识青年不该常常漂泊在都市上，作一种文化的游民，而应当到劳动民众中去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他殷切希望中国青年认清这个道理。李大钊的这一思想，正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思想的源头和雏形。

正是在李大钊倡导的这种思想的影响和指引下，北大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怀揣着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走出校门，走向工农。他们到北京郊区，到唐山、开滦，到内蒙等北方地区的广大农村，接触民众，了解国情，宣传真理，为“再造青春之中国”上下求索。谭寿林和黄日葵、王尽美等青年学生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北京郊区的丰台、房山、长辛店等地。在那里，谭寿林受李大钊的派遣，和其他革命同志共同筹办创建工人子弟补习学校。谭寿林一次又一次登上讲台，给劳工子弟们讲授文化基础知识。他深知，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是不能很好地理解和掌握革命道理，进而投身革命的。与此同时，他也积极地向劳工们宣讲马克思主义救国救民之真理，宣传和发动工人成立纠察队、工会等组织。他明白，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盘散沙是形成不了强大战斗力的，只有把广大劳工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才能更好地更有力地向反动势力发起进攻，与他们抗争。

思想日渐成熟的谭寿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不断高涨。1923年，他还积极主动联系在京学习、工作的广西同乡，与黄日葵等广西籍同学在北京懋庆胡同粤西会馆成立了新广西期成会，并于同年7月15日在北京创办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进步刊物———《桂光》半月刊。这个刊物由谭寿林担任编辑股主任，黄日葵、党庆华、胡伟然、苏康甲为编辑股股员。他们把出版的《桂光》寄回广西各地发行。广西的主要城市如梧州、南宁、桂林、柳州，还有一些县份如玉林、陆川、平乐等均有分售处。谭寿林、黄日葵二人为该刊撰稿宣传马列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深受进步青年的欢迎和喜爱。

谭寿林等利用《桂光》这个平台，刊载《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上的一些阐释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分析广西的时局。《桂光》的《时事述评》专栏中，就分别以“堪注意的陆荣廷”“孙悟空式的沈鸿英”“灰色的黄绍竑”等为题，猛烈抨击广西的军阀政治，而且还登载像《国民革命的意义和我们今后努力的方针》这样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长篇政论文章。这篇文章用了两大版篇幅，就“什么是国民革命”、“中国为什么要国民革命”、“怎样干国民革命”以及“我们今后努力的方针”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所主张的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民主新政权的思想观点，说明各种各样的改良主张在广西都行不通，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拯救广西人民的真理。文章呼吁：“一致起来，向国内的军阀解除其武装，将国家的权力夺到我们手中;再以国家的权力，向外国的帝国主义者提出抗议，迫令他们退还一切侵去的权利。”文章还提出：“我对广西的改革，也和许多别省的人的意见一样：不承认是可以由我们单独改造的，不承认是可以由我们零零碎碎的改良的，更不承认那些与虎谋皮的主张。……我们想用虎皮，唯有把老虎杀死;我们想改良政治，唯有把政权夺回。那才是真实有效的办法啊!”^①这些论述，对广西的封建统治进行了猛烈抨击和揭露，让广大民众看清广西旧军阀的统治实质，进而号召广西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彻底推翻广西的封建统治。《桂光》在广西的发行，是马列主义开始传入广西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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