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桂系统治下的梧州，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间有“自古未闻屎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之浩叹。当时的梧州不但有“粪溺捐”，甚至郊区农民进城卖菜，把担子放在地上休息也要收税，取名曰“瓜菜落地捐”。梧州人民被繁重的苛捐杂税压得透不过气来。

1926年夏，梧州市商埠局长李衡宙和苍梧县参议会议长李秀莹将梧州市的粪溺承捐，大粪每百斤1.4元，水粪每百斤8角(在未承捐前，由农民无偿直接代市民清理粪溺)来压榨农民。菜农无法忍受苛捐剥削，纷纷要求废除“粪溺捐”“瓜菜落地捐”“冥镪爆竹捐”。中共梧州地委支持农民的合理要求，一场废除“粪溺捐”“瓜菜落地捐”“冥镪爆竹捐”的斗争，迅速在梧州城乡打响。

谭寿林派出地委委员、特派员办事处主任林培斌和特派员谢铁民以及从事农运工作的覃霭如、黄人权等同志指导各地“废捐”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市郊钱鉴、富民坊、三云山、古较场、大山脚、大东桥、李家庄等地及高旺、长洲尾等苍梧近郊数十个乡村的农民协会发动起来。接着高树仁、何玉田、陈秀彬、翟庭轩、龙梅、叶七、叶三七、张九、李大智等农会负责人也纷纷行动起来，联合成立“反抗梧州市粪溺捐委员会”，领导废捐斗争。

7月的一天，市郊农民男女老少数千人到商埠局请愿。那时天气很热，农民要吃粥，又要买纸写标语、印传单。为了解决活动经费，委员会就每户收5分钱，用来煮粥和买纸，并从抗捐委员会中选出专门管理人员，分别负责文书、宣传、财务、总务等工作。谢铁民拟好传单后，送到梧州民国日报社印刷厂印刷，数量达几千份。早上九点钟，市郊各处的农民约有二三千人，在东学塘集会，说明请愿的目的是为了反对粪溺捐。开完会后就列队前往商埠局。人们手执小纸旗，沿途高呼“打倒(废除)粪溺捐”等口号，一边走一边散发传单，呼吁各界人士援助。游行队伍到达商埠局门口，请愿群众将写好的请愿书送给梧州商埠总办李衡宙等人，他们不予理睬。农民非常愤怒，把商埠局办公处的花盆打得粉碎。苍梧县知事林进才闻讯前来协商，被迫于下午六时宣布取消粪溺捐。农民们高兴地高呼：“我们胜利了!”“打倒捐棍!”得胜的农民队伍途经粪溺捐办事处门前时，余怒未消的人们就像舞狮一样搭人山爬到二楼，将挂在门口收粪溺捐的牌子取下来打碎，并将该处的几对粪桶也统统打烂，直到天黑才散去。

废除“粪溺捐”的运动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梧州地委领导梧州民众的抗捐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更危险的斗争即将到来。

1926年12月中旬，梧州商民协会目睹梧州市民因捐税繁重，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便联合工代联合会、郊区农民协会、妇联会、学联会等准备召开群众大会，用合法斗争向当局请愿，要求撤销冥镪炮竹等苛捐杂税。谭寿林和地委其他成员也召开会议，提出了“废除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的口号，继续领导梧州抗捐运动。

这一时期，国民党右派已经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梧州国民党右派和地方反动势力纠集在一起，共同打击梧州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国民党苍梧县党部和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特别党部第二区分部联合召集县团务局等部门，以及各县知事、一些学校的右翼分子，组成所谓“梧州各界党员驱逐反动派委员会”，并召开所谓梧州各界会议，发表宣言、通电，扬言要驱逐梧州工农革命运动的领导者甘立申、周济、钟山等人。该委员会还组织了数千人的示威游行，虚张声势，狂呼口号。

1926年12月19日中午，梧州各人民团体正集合队伍，准备在东学塘召开废除苛捐杂税群众大会。国民党梧州市警备司令部司令王应榆在抗捐大会前夕紧急出动大批武装军警，分别包围中共梧州地委地下机关、国民党梧州市党部、梧州民国日报社、梧州工联会、学联会、妇联会和各主要工会，随即逮捕中共梧州地委书记谭寿林、工联会委员长钟山、内河轮船工会负责人胡奕卿、民船工会负责人蔡美利(国民党左派)等4人。另有共青团员李锡彤因写信谈及梧州当局非法捕人而被捕入狱。

梧州市警备司令部大批军警出动之时，谭寿林和地委的同志们正在建设路兴仁巷4号三楼召开工会骨干分子会议，讨论如何维持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的秩序，以防反动派的破坏。楼下有一些工人正在制作游行时用的小旗。军警冲进来时，楼下的工人一边极力拦阻，一边派人上三楼报信。谭寿林意识到情况不好，立即吩咐钟山、周济等同志下楼察看情况，同时安排党团骨干赶紧撤离。

据周济50多年后在《难以忘却的纪念》一文中回忆：“当时楼下闹哄哄的，有工人跑上来告诉我，‘你快跑，钟山已被抓去了’。我看看环境，跑到阳台上，只见两个空水缸。这时，敌人已经冲上来了。我急中生智，跳出阳台栏杆，双手抓住一点点栏杆边，身体紧靠墙壁。其他同志都跳到隔壁民房瓦背上，然后又掉落下去了。敌人冲上来抓不到人，看到隔壁民房瓦背上有洞，赶紧又冲下楼去隔壁抓人。等敌人走后，我才爬上来。在楼上遇到了轮船工会的团员刘志明，他看见我说，‘我带你走’。”^①就这样，周济被刘志明带往对面邮电局背后的沙滩，雇小艇登上一艘小火轮，疾驶广州，因而得以逃离虎口。国民党梧州市党部执委、中共党员甘立申由工人掩护化装登上梧港线新宁号的煤舱，经香港回到广州。市妇联会负责人李省群、李冠群等同志亦在被搜捕之列，所幸她们是本地人，得亲友协助，转移到长洲暂避，后化装离开梧州，前往广州。中共梧州地委委员龙启炎先躲避在郊区农家，约三个月后化装前往广州。

谭寿林等五位同志被捕后，国民党右派和梧州封建反动势力大肆造谣，极尽诬陷之能事。尤其是梧州警备司令部更是到处张贴布告，诬陷谭寿林等人“勾结刘逆震寰前之伪团长郭华俊，私运军火入口，希图大举作乱”。谭寿林等被关进死牢，戴上手铐脚镣，不准说话，不准探监，天寒地冻没有棉衣棉裤，受到百般虐待。与此同时，梧州警备司令部还张贴出其他通缉、戒严、拘拿等布告，禁止群众集会，强令解散民船工会，并由苍梧县知事林进才等七人组成“维持国民党梧州市党部委员会”，接管市党部和梧州民国日报社。梧州警备司令部司令王应榆妄图以“阴谋暴动”之罪名，杀害谭寿林等共产党人。

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一场营救谭寿林等同志的行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周济本人成功脱险之后，便全力开展营救谭寿林和其他几位被捕同志的活动。周济在避往广州途中，经过广东郁南都城时就以梧州市党部的名义，通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全国总工会和各大报社，揭露发生在梧州的反共事件，要求广西军政当局惩办凶手，释放谭寿林等被捕人员。到达广州后，周济和甘立申取得联系，他们找到中共广东区委，向陈延年书记汇报了情况。陈延年指示他们与广西留穗同乡会、留德学会、留俄孙文大学同学会等诸多组织一起，在广州声援谭寿林等同志。

根据陈延年的指示周济甘立申以梧州市党部的名义于1927年1月4日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请严惩摧残党部之军官的通电》：

(中国社)梧州市党部发出快邮代电云，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广西省党部、省政府钧鉴，各省各级党部、各社团、各报馆转全国同胞钧鉴：梧市土豪恶霸工贼黎植松、严海峰、廖家昌等反革命分子，贿买无赖，蓄意捣毁党部，危害革命，事前敝会经分电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广西省党部、省政府，请设法维护，但尽为梧州警备司令王应榆扣留滞发，本月十九日农工商学联合会召集各界大会请愿当地政府保护党部，及惩办黎廖等反革命分子。群众正踊跃赴会之际，该警备司令王应榆，突派大批武装兵士，分头截击赴会群众，同时捣毁党部，围攻工会代表联合会，封禁民国日报，拘捕党部职员，枪声四起，全市秩序大乱，现计无辜被捕者，有党部执行委员蔡美利，民国日报主任谭寿林，工会代表联合会委员长钟山，中华内河轮船总工会桂省一分会委员长胡奕卿四人，党部被捉一空，职员星散，常务委员甘立申不知下落，工会代表联合会捣毁无遗，民国日报停版，现被捕诸人惨受极刑，危在旦夕。此种摧残党部，杀害群众，封闭本党言论机关，苛禁党人之反革命举动，比之穷凶极恶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所为，实有过之无不及，党国前途何堪设想。除呈请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暨广西省党部、省政府，请速电释放被捕诸人，严办反革命分子黎严廖等。及包庇反革命分子，摧残党部捣毁党报，杀害群众之反革命军官王应榆，尚望全国各党部、各社团一致援助……中国国民党梧州市党部执行委员会敬印。^①

紧接着，在10日的广州《民国日报》上又发表《梧州农工商学妇各界团体重要宣言》。与此同时，广东区委还组织广西留穗同乡会、广西留俄同学会和从梧州到穗的党团员及各界代表，前往广州政治分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七军驻粤办事处及黄绍竑处请愿，要求立即释放无辜被捕的谭寿林等人。大家奔走了一月有余，没有任何进展。

营救工作受阻，陈延年指示周济、甘立申直接前往武汉，向当时仍然保持国共合作关系的国民党中央提起控诉。时值国民党中央监委与国民政府委员会正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由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主持。周济、甘立申二人在得到大会主持人林伯渠的同意后，由周济在联席会议上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控诉书，详细列举了梧州国民党右派违反“三大政策”、摧残工农运动的罪行，并提出三项要求：一、国民党中央马上打电报到广西，释放无辜被捕的谭寿林等人;二、要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三、惩办不法军官王应榆。在了解谭寿林等人被捕事件的经过后，联席会议作出决定，电令广西当局立即释放谭寿林等被捕人员。

广西省政府迫于形势，同意放人，但他们十分害怕梧州群众举行大规模集会欢迎谭寿林等人出狱，于是提出三项要求：一、谭寿林等人释放后，必须马上离梧，不得在梧再行逗留;二、谭寿林等人释放后，不准许有群众对他们进行欢迎之仪式;三、谭寿林等人不能与群众代表举行见面会之类活动。鉴于此三项要求，广西当局便于1927年3月24日，借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委员甘乃光来梧办事的公务舰“江大号”，将谭寿林、钟山、胡奕卿、蔡美利，以及写出了《梧州不肖军人枪毙工人之骇闻》的《梧州民国日报》记者李锡彤等五人带至广州释放。

谭寿林等人在狱中备受折磨，出狱时，身体十分虚弱。他们在抚河码头上船时，只有市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姚祝卿等三四个同志在反动军警的监视下为他们送别。三天之后，谭寿林等五人抵达广州。在抵达广州天字码头时，他们受到了中共广东区委、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随后公开发表《鸣谢启事》：

敬启者，弟等因表同情于梧州革命商民之废捐运动被捕入狱，深蒙各地革命团体及各界民众援助慰问，复得甘乃光先生之爱助，于本月24日夕平安出狱，即随甘先生安抵羊城。隆情厚谊，感愧交并，谨此告慰并表谢忱，尚希爱鉴。^①

谭寿林虽然在梧州只工作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但这段日子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却具有非凡的意义。在梧州，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将他锻造成了一名思维严谨、沉着冷静的革命者;在梧州，艰难残酷的革命斗争将他锻炼成了一名实战经验丰富的领导者;在梧州，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又将他铸造成了一名热血昂扬的战斗者。作为一名职业革命者，谭寿林一刻也不会停下自己的脚步，义无反顾地奔向更危险、更复杂的地方，继续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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