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瑛
谭寿林在上海期间，遇到了他一生中的挚爱———“洪湖女英雄”钱瑛。他俩在革命征途中相遇、相知、相爱、相守。他们这段跨越时空、超越生死的凄美爱情，短暂而又永恒，至今读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又唏嘘不已。
钱瑛1903年5月14日出生于湖北咸宁一户殷实的经商之家。在“道德守旧，学问唯新”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钱瑛，一方面饱读“四书”“五经”等国学经典，另一方面也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新思想和新事物。在新思想和新事物的影响下，钱瑛认识到要真正冲破封建枷锁，就必须走出家庭，拥有完全独立的人身自由。1922年，钱瑛刚满19岁，母亲便按照旧时的传统，将她许配了一个富裕人家。钱瑛为了抗婚竟用剪刀猛戳自己的喉部，幸被医生急救，才免于一死。不久，在其族叔、进步人士钱亦石支持下，钱瑛得以报考湖北女师。钱瑛虽然考试成绩优异，但校方因她曾缠过足，以体操不便为由，不予录取。后经钱亦石亲自向校方交涉，调阅考卷，才帮钱瑛争取到进入省女师学习的机会。钱瑛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读书非常刻苦，各科成绩都十分优异，尤其语文成绩超众，校刊几乎期期都刊载她写的文章。因此，同学们都称她为“才女”。
1923年冬，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半月刊问世。针对青年中的实际问题，他写了不少文章，帮助青年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正确对待和处理好理想、前途、学习、工作和婚姻恋爱等问题。钱瑛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文章，仿佛从中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即将诞生。她经过严肃认真的思考，决心献身于崇高的革命事业，从此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1927年初，24岁的钱瑛在湖北女师由吴瑞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她全身心投入到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事业上。
1928年7月，钱瑛来到上海，在全国总工会秘书处担任秘书及内部交通工作。在这里，她遇到了自己一生的革命伴侣———谭寿林。初次见面，钱瑛对谭寿林竟没有丝毫的陌生感，仿佛是一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原来钱瑛早已拜读过谭寿林撰写的文章。读其文，观其人，备感亲切和敬慕。
钱瑛和谭寿林在工作之余经常畅谈各自的革命经历。钱瑛说，她一参加革命，就经历了各种惊涛骇浪。1927年夏天，党把她派到九江总工会工作。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革命政变，全城搜捕共产党。一天，她刚洗完澡，就听见前门吵吵嚷嚷。她知道有情况，赶快从后屋跳窗脱险。随后，组织又决定让她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未及启程，得悉起义失败。她转而赶赴广州，找到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在叶剑英领导下搞兵运工作，参加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她逃出广州，在广九车站遇到几个湖南籍士兵。他们见她只身一人，便凑了十多元钱，由连长开了个路条，劝她赶快回家。在她心中，只有共产党才是自己的家。她不避艰险，继续寻找党组织。这时，她见有一艘民船泊在岸边，便慌不择路跳了上去。上船后她发现船舱里都是妇女，一个个愁眉苦脸地呆坐在那里。经过询问她才知道这是条贩卖人口的贩子船。为了免遭厄运，不致落到人贩子手中，她急中生智，跳入水中，幸被一位好心的渔民救起，才免一死。躲过一劫，又上了路。天晚了，她到一家小客店投宿，住在隔壁房间的两个男人见她孤身一人，先是欲图谋不轨，后又怀疑她是赤色分子，欲拿她报案请赏。她为了逃脱险境，连夜在手帕上写了一首仿《木兰辞》，大意是说未婚夫夭亡，立志守节，和父亲出外投亲，路遇土匪，父亲被打死，随身财物被抢光，虽处境艰难，其志不移，从而把自己装扮成节孝女子。第二天，她没买车票，就混上了车。车上的乘警看她无票，加上她前额有戴过军帽的印迹，便怀疑她是共产党，对她进行搜身，结果搜出那块写着诗的手帕。当时车站的站长和印花税局局长等人对这首仿《木兰辞》颇为赞赏，他们以为这样节孝双全的女子是不会参加共产党的，所以就放她走了。她辗转跋涉，历尽艰辛，到了香港，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后在恽代英的领导下工作。一个月后，她就被派到上海工作。谭寿林也向钱瑛讲述了自己从北大到梧州，再到广州、香港，最后来到上海的经过。
有着相似战斗经历的两个年轻人，志同道合，彼此吸引，互生好感。钱瑛本来性格内向，几经磨炼，变得大方开朗起来，竟主动约谭寿林在工作之余，出门散步。她还落落大方地向谭寿林哼唱着幼年时她的一位姑姑教给她的那首古老的《蒹葭》之歌：
芦荻苍苍啊白露如霜，
我的那人啊，在水的那一方。
沿着河岸去追赶，路又艰险道又长，
可要是凫水，她又在水中央。
芦荻萎萎啊白露未干，
我的那人啊，在水的那一边。
沿着河岸去追赶，路又难险水满川，
可要是凫水，她又在水中间。
芦荻灿灿啊白露未净，
我的那人啊，在水的那一头。
沿着河岸去追赶，路又艰险弯又多，
可要是凫水，她又在水中心。
099 谭寿林听着幽雅的音调、优美清新的旋律，仿佛置身其境，人已站立在那个白露满江、芦荻凄清的秋天的晨曦之中。他只知钱瑛在黄埔学会舞刀弄枪，在少女时代曾割喉抗婚，俨然一个女武士，不曾料到被人一贯认为铁石心肠的女兵，原来感情会这样出人意外地丰富、深沉和执着。忽然她歌喉一转，音调变得慷慨激昂，吟唱起《无衣》之歌：
说什么没有征衣，
我得与你同盖着御寒的斗篷。
要大举兴师了，
修缮我的戈矛，打击我们共同的敌人。
说什么没有征衣，
我们交替地穿一件汗衫。
要大举兴师了，
修缮我们的方天戟，与你一起作好准备。
说什么没有征衣，
即使只是一条裤子也与你共有。
要大举兴师了，
修缮我们的战具，让我们一同去战斗!
曾求学北大国文系的谭寿林完全听懂了心上人唱的两首歌的含义，多么鼓舞人心，他心中为正义、为民族、为国家而无畏献身的革命热情不断高涨，两颗火热的心贴得更近了。
1928年12月，经组织批准，他们结婚了。
谭寿林和钱瑛的新婚蜜月是在并肩工作中度过的。谭寿林既是钱瑛的丈夫，又是她的直接领导，因此工作之余，他们经常一起研读马列主义经典原著，一起讨论目前艰苦形势下的方略，畅谈共同理想、抱负、革命者的情操和气节，探讨中国革命的实践，探讨人生的真谛，兼涉文学。正是共同的爱好、共同的斗争生活、共同的人生观，使他们的爱情日益深厚，革命斗志更加坚定。
婚后40多天，党中央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选派一批党的高级干部赴苏联深造，钱瑛就名列其中。接到通知，她欣喜若狂，这正是她梦寐以求的学习机会，但她不能不考虑到自己和谭寿林新婚情笃。当时，风云突变，斗争环境严峻，旦夕分离，远隔重洋，学成归来，能否团圆? 此次一别，到底意味着什么结果? 实难预料。
一天，谭寿林和钱瑛一起散步。谭寿林不等她先开口讲话，便拿出一本书，笑颜满面，示意钱瑛坐在身旁，给她诵读起来。原来他读的这篇文章早已为他俩背得烂熟，这不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的《与妻书》吗? 她恍然大悟，丈夫是怕她新婚不愿分离，故以此文为自己新婚爱人出国深造打气，是为了更好地干革命互勉，也作为送她出国学习马列主义的临别赠言：“意映卿卿如晤……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钱瑛倾听着，感动着，轻声对谭寿林说：“斗争环境固然艰险，但此去并非作战，主要是你在上海的处境险恶啊!”他沉声回答道：“你此去虽非真枪实弹作战，但一路之上的安全堪忧，至于我们俩都应随时准备作好必要的英勇牺牲决心，临危不乱，当仁不让。”接下来他读道：“……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放下文章，他俩互相深情地凝视着对方，似乎想要将彼此的音容笑貌深深印刻在脑海里。
谭寿林的鼓励，给了钱瑛无穷的力量。临行前，谭寿林既像是一位老师对行将毕业离校的学生，又像是一位兄长对即将离家远行的小妹，反复叮嘱：学习要联系实际，特别要时时了解国内形势的发展。他俩约定，由谭寿林用通信方式，向她及时介绍国内斗争的形势，并且为了使她能集中精力在苏联学习，限她一般不写或少写回信，这是人世间一种何等特殊的爱的“约定”，何等深沉的恩爱和信任啊!
钱瑛特意给谭寿林精心选购了一种别具特色的信笺，这信笺是曾被鲁迅先生选用过的、含有爱情意义的薛涛笺。另外，两支相同款式的自来水笔，他们俩各持一支，而信笺则几乎全部给了谭寿林。谭寿林则郑重地从怀里取出一支须臾未离身的老怀表，赠予爱人，以示长毋相忘，见物思人，珍惜学习时间。
1929年3月，钱瑛到达莫斯科后，进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那里，她因遭到王明等人的迫害而受处分，被下放到工厂做工。不久，钱瑛发现自己与谭寿林的爱情有了结晶，这本是天大的喜事。然而，她却深深地陷入沉思。谭寿林在国内白色恐怖下从事最危险的地下工作。出国前夕，他俩约定，等她学成归国，即申请共赴山区游击战争的最前线。形势瞬息万变，而现在和亲人远隔重洋，又遭受王明迫害。对于一位职业革命者来说，孩子的的确确来得不是时候。最后她下定决心，独自采取措施，千方百计要造成流产。一时找不到别的办法，她就时而从高凳上，时而从床上，时而从桌上往地上跳，这种剧烈的震动，伴随着身体上和心灵上的阵阵痛楚，终于迫使孩子早产了。万幸的是大人和女婴都安全过了生产这一关。只是因为早产，孩子瘦小羸弱，需要特殊的护理。世界上没有一个母亲不疼爱自己的孩子，钱瑛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得到幸福，忍痛离开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她把早产的女儿交给苏联的保育院代为抚养。事到如今，再也不能瞒着丈夫了，当谭寿林得知事情原委，立刻表示对她的一切安排百分之百满意，同意她回国时不必带回婴儿。这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但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她可以放弃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为了加紧学习，她顾不上产后必要的调养与休息，哪怕是在无辜挨整受打击的日子里，仍毫不气馁，满怀信心地抓紧学习。
1930年5月，周恩来来到莫斯科，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此时国内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周恩来号召大家提前回国，参加斗争。有一部分早期到苏联学习的人，在苏联住的时间长了，竟不愿回国，害怕国内艰苦险恶的斗争环境，受到大家的鄙视。钱瑛是后来的一批学员，虽然十分珍惜在苏联学习的机会，但想到国内斗争的需要，毅然响应号召，积极报名，要求回国。
1931年春天，钱瑛学成归国，结束了长达两年之久的分居生活。钱瑛回国后，立刻和谭寿林一起投入到紧张的革命斗争中。他们决定按照两人早先的那个“约定”，共同向组织申请去最危险的前线———洪湖游击区，参加游击战场的战斗。他俩签名的请战书得到了组织的批准，并迅速办好了一切调动的手续。恰在此时，上海党的地下组织突遭敌人的严重破坏，正要离开上海去洪湖的谭寿林，面对此情，主动请求上级让钱瑛先行一步，自己单独暂留上海，以便妥善处理地下组织被破坏后的事宜。于是，两人再次告别，钱瑛先离开上海。岂料，这对自结婚后“相处仅百余日”的革命伴侣，这一别，竟是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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