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22日清晨，因全国总工会秘书处的黄大霖(化名华文卿)投敌叛变，供出谭寿林等同志的身份及住处，谭寿林不幸被捕。反动派在谭寿林住处搜出全国总工会组织序列表，附注说明书一份，以及用于包裹东西的红布一块，随即将其解往英租界老闸捕房。

到了老闸捕房，谭寿林被带进一间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先写下姓名，接着按手印。谭寿林十个指头都蘸上紫色印水，然后逐个指头在特制的纸上按下指纹，然后除大拇指外四指并拢一起按，左右手各按一次。办完手续后谭寿林便被关进了一个只有三米见方的铁笼子里。与谭寿林同日被捕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章夷白(被捕时改名章慕勇)和党中央地下报红旗报社的肖伯唐(被捕时改名周绍文)在谭寿林之前就被关进了铁笼子。他们互相使了个眼色，装作互不相识。

傍晚，谭寿林、章夷白和肖伯唐一起被押进巡捕房看守所装有铁栏杆的号子。晚上，春寒料峭，躺在阴湿冰冷的水泥地上，觉得透心凉。他们三个紧紧挨着，抱团取暖。

第二天，谭寿林被押去提审。反动派把那块从谭寿林住所搜出，用于包东西的红布诬蔑为中国共产党的红旗，并以此作为“罪证”将谭寿林由巡捕拘留所引渡至国民党政府的上海市公安局。一周后，章夷白和肖伯唐也被引渡至上海市公安局，恰巧被关进谭寿林隔壁的号子里。当天晚上，隔着砖墙，传来谭寿林亲切的声音：“不要怕，至多皮肉受点苦，没什么了不起。我已把我们被捕情况转告监外党组织。”谭寿林的一番话给了狱中战友极大的鼓励和安慰。^①

在狱中，谭寿林受尽酷刑，坚贞不屈。27日，国民党上海公安局侦缉队在审讯他时，利诱未逞，便把他“反上吊”两个多小时，又用烧红的铁条烙他的胸部和腹部，直至昏死过去，才将他松解下来。一个多小时后，他慢慢苏醒过来，疯狂残暴的敌人又继续审讯，依然捞不到半句有“价值”的口供。

30日上午，敌人再次提审谭寿林。第二次被提审时，谭寿林碰上了同一日被逮捕的全总秘书章夷白。战友相见，他们的心中该有多少话要相互倾诉啊! 但是，由于敌人的严密监视，他们不能交谈，甚至不能相认。两位曾经并肩战斗过的战友眼神短暂交流后，谭寿林便用他那受过酷刑、带着铁镣的残脚，艰难地在地面上划了个一个“不”字。这个“不”字，表达了谭寿林对战友的鼓舞和支持。章夷白完全领悟了这个“不”字所包含的深刻含义。这是谭寿林在鼓励他，要他在敌人面前勇敢坚强，不要害怕，要宁死不屈，站稳党的立场。章夷白从这个“不”字中得到了巨大的力量，目光坚定地望向谭寿林，表达了自己对战友和上级的崇高敬意以及对革命坚贞不屈的坚定立场。

因第一次审讯毫无结果，这次审讯敌人改用“坐老虎凳”这种酷刑来摧残谭寿林，仍毫无所获。敌人黔驴技穷，便无耻地效仿日本帝国主义的“法术”，把谭寿林拉到阴森可怕的土地庙里，妄图借助鬼神来迫使他屈服。敌人威吓他：“在菩萨面前还敢不讲真话吗?”对于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来说，凶残的敌人既不足惧，又何况根本不存在的鬼神? 他幽默地回答：“我在菩萨面前不讲假话!”在革命信念坚如磐石的共产党人面前，敌人又一次失败了。

公安局在刑讯谭寿林的同时，曾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请示处理办法。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未复示以前，5月16日下午2时左右，谭寿林被解至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约两小时后，又解回上海市公安局。这时谭寿林已知其案情更趋严重，如解往南京死不可免，然而他仍然从容不迫，视死如归。

谭寿林在狱中英勇不屈，大义凛然，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和革命气节。正如他在《俘虏的生还》一书中借主人公阿曼的口所说：“残刑酷罚，苦了我的肉体，却不能伤害我的灵魂。枷锁重重，锁牢了我的肉体，却不能约束我的灵魂。我的灵魂是追随着你，追随着我们鲜明的旗帜。”这旗帜，就是革命的旗帜、党的旗帜、共产主义的旗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的心、他的灵魂，始终是和鲜红的旗帜紧紧地贴在一起。

1931年5月23日，谭寿林作为“要犯”从上海移解南京。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监狱里，敌人再度对他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但仍一无所获。绝望了的敌人将他判处死刑。

5月30日，谭寿林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5岁。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晶莹剔透的雨花石!

烈士的呼号，振荡着雨花台的万顷松涛!

巍巍钟山，在向烈士致哀!

浩浩长江，在为烈士呜咽!

1962年，在谭寿林牺牲31年后，他的夫人、亲密战友钱瑛，写下了下面的诗篇：

“生还”何处寄萍踪，骤雨狂风肆逞凶。

几度铁窗坚壮志，千番苦战表精忠。

丹心贯日情如海，碧血“雨花”气若虹。

三十一年生死别，遗篇再读忆初逢。

这首饱含深情的诗篇，既是对革命伴侣的深切怀念，也是对烈士光辉一生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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