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1年初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坦桑尼亚总统姆卡帕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政界和商界领袖，发表了对全球化的看法。他指出，倘若游戏规则可行、公正和人道，坦桑尼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可以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所作为并得到益处的。他批评发达国家“奢谈全球化带来繁荣，却缺少政治意志和真诚，未能帮助非洲摆脱贫困”;指出增加对非投资、减免非洲债务，改善贸易条件应与全球化相伴而行，呼吁发达国家拿出诚意，提供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在建设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在控制艾滋病和疟疾、肺结核等疾病以及其他方面给予非洲更多的帮助。他指出，“只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和跨国公司帮助最不发达的国家增强能力和竞争基础，全球化才有可能惠及穷国”。姆卡帕总统的这番话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坦桑尼亚对参与全球化的态度。坦桑尼亚积极倡导和推动区域合作、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在国际讲坛上大声呼吁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在防治艾滋病、打击国际恐怖活动、环境保护等问题上，坦桑尼亚积极利用国际社会治理全球性问题的各项措施，谋求国际合作，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许和帮助。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政治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西方挟经济、政治和军事强势，欲将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压力之下，弱小的非洲国家难以抵挡。对于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大部分非洲国家而言，问题已经不是搞不搞市场化和民主化，而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怎样审时度势，趋利避害。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对非洲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国际金融组织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和多党民主化问题上。在这些问题上，坦桑尼亚的对策有自己的特色，也有颇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

1986年和1992年是坦桑尼亚历史上两个重要的年份，坦桑尼亚先后开始了以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为内容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经济转轨和政治转型过程艰难而曲折。坦桑尼亚长期以来以社会主义为政策取向，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自1967年起实行对私营银行、工商企业的国有化，并在农村开展“乌贾马社会主义”运动，动员分散的农户迁移，集中居住和耕作。通过国有化，坦桑尼亚已经拥有一批具有相当生产能力的国营企业和准国营企业。伴随“乌贾马社会主义”运动，国家在向公民提供社会福利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如普及中小学教育、开展成人扫盲教育成绩显著，农村清洁水供应设施、医疗卫生设施也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此外，坦桑尼亚为追求社会公平作了很大的努力，比如采取了限制各级行政官员物质特权的措施，缩小了个人收入间的差距。但是，乌贾马运动的消极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乌贾马运动中部分地区强制农民迁移、集中，并没有激发起农民的劳动热情。国有化造成大量外资抽逃和经营人才流失，国营企业及国营农场因缺乏资金、管理不善而生产率下降，陷入困境。20世纪70年代世界石油市场油价上涨、资本主义世界的持续滞涨、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东非共同体解体和连年的自然灾害，使坦桑尼亚经济雪上加霜。70年代后期以来，坦桑尼亚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工农业生产持续下降，对外贸易赤字激增，外汇储备告罄，市场商品匮乏，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财政入不敷出，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坦桑尼亚采取了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措施，如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取消乌贾马村庄的集体耕地，允许农民返回原有土地，鼓励发展小农经济，鼓励兴办私营农场，改造农业合作社体制;大力整顿国营企业;注意发挥私人工商业的作用;放宽进出口管制，鼓励私人经营国内外贸易。经济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通货膨胀没有得到有效的抑制，债务负担加剧，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外汇储备枯竭引起能源危机。为缓解外汇短缺、刺激经济振兴，寻求外援、获得资金支持成为当务之急。然而，国际金融组织的援助是以接受其结构调整方案为前提的，遭到尼雷尔总统的强烈抵制。尼雷尔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成为殖民帝国的化身”，是“一个经济帝国控制别国经济的工具”。在尼雷尔总统任职期间，坦桑尼亚一直拒绝以放弃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为条件接受国际贷款和外援，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权力以国际“金融警察”的身份行事。

1985年11月5日，姆维尼接替尼雷尔任坦桑尼亚总统，随即恢复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对话。1986年10月，坦桑尼亚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接受了该组织拟订的结构调整和财政金融稳定的措施，因此得到西方的援款和重新安排债务的允诺，缓解了外汇紧张的难题，为恢复经济增加了推动力。这样，始于80年代初期的与国际金融组织的艰难谈判终于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坦桑尼亚成为最后接受国际金融组织方案的非洲国家。

姆维尼政府和后任姆卡帕政府均执行经济结构调整、改革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压缩政府财政开支，控制货币发行量，强化税收，采取贸易自由化措施，以扩大生产，增加外汇收入，平衡国际收支与财政预算，平抑通货膨胀;颁布鼓励外国投资、私人投资的法律法规，建立自由港、出口加工区和经济开发区，兴建基础设施，为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创造条件;加强银行的作用，进一步放松外汇管制，允许私人开设外汇兑换所，减少对外贸的控制，鼓励出口;推行私有化，着手对400多家国营企业进行改革，采取合资、售股、租赁和承包等管理方式，减少国营企业的数量，减少国家对亏损企业的补贴，对无法赢利的企业进行清理和关闭。同时推出减税、小额信贷等措施，扶植本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上述调整措施，坦桑尼亚经济出现缓慢回升趋势。

经济体制转型之后的坦桑尼亚事实上已放弃社会主义的政策取向。坦桑尼亚政府领导人或政府文件都强调私有经济的作用：“私有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私有化，”“创造一个私人经济活动的有利环境，增强私有经济部门的作用。”2000年2月，坦桑尼亚国民议会通过的第十三次宪法修正案，对“社会主义”的含义进行重新界定，明确坦桑尼亚不再具有社会主义国家性质。

必须指出，尽管与许多非洲国家相比，坦桑尼亚执政党是主动地实行变革，把握着民主化进程的主导权，但事实上，执政党受形势逼迫而作出无奈选择的成分仍然是相当大的。冷战后的非洲面临西方世界的巨大压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将人权、政治多元化等作为向坦桑尼亚恢复提供经济援助的前提条件，原先曾对坦桑尼亚提供援助的北欧国家甚至公开支持坦桑尼亚反对派造势。然而，坦桑尼亚经济发展所需资金的80%源于西方。为了继续获得经济发展必需的援助，坦桑尼亚政府只能面对现实，像当年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改革方案那样，按照西方援助国的要求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通过体制转型，坦桑尼亚执政党赢得了政治合法性，也赢得了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援助资金。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扭转了经济连年下滑的局面，国民经济走上复兴的轨道。近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保持在4%—5%的增长速度。出口多样化取得进展，黄金、钻石等贵重矿物的勘探、开采和出口成绩斐然，为赚取外汇作出了重要贡献。坦桑尼亚成为非洲继南非和加纳之后的第三大黄金生产国。

尽管参与全球化进程使坦桑尼亚获利颇多，但全球化带给坦桑尼亚的不仅是成功和喜悦。像许多非洲国家一样，随着结构调整方案的实施和政治民主化的推行，坦桑尼亚放弃了原先的社会主义取向，国家经济主权受到严重侵蚀。事实上，西方推行的发展模式成为无可替代的选择，坦桑尼亚在经济政策选择和发展战略的制定上已丧失了部分行动自由。作为一个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在参与全球化问题上比其他非洲国家表现出更多的自主性，坦桑尼亚注定要体验全球化的苦涩。

第一，民族一体化进程发生局部逆转，国家团结与统一问题上面临严峻挑战。在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进行民族一体化建设，还是进行经济建设，一个能凝聚全国人民的意志，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的强劲有力的中央领导，和一个同心同德、专心致志地从事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稳定的政局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坦桑尼亚实行多党民主化之后出现党争，联合政府的权威和施政能力受到削弱，导致政治危机，这给统一民族的构建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相当大的消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坦桑尼亚民族一体化进程已经发生了局部逆转，国家的团结和统一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二，经济虽有增长，社会却无发展。从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速度等指标上看，坦桑尼亚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经济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开始显露一些积极的效应。而另一方面，调整和改制的代价也是很大的。货币贬值和贸易自由化等措施引起进口产品、进口原料尤其是石油价格的上升;财政紧缩造成投资下降，企业开工率不足，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造成经济增长，尤其是工业增长的速度相当缓慢。

不容否认的是，出现社会发展方面的问题显然也是与政治经济体制转轨密切相关的。物价放开使国内消费品价格和服务价格猛涨，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更重要的是，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政治的多元化等，削弱了政府管理的效能和社会调控能力，用于社会福利、医疗保健、教育等方面的政府公共支出被大幅度削减，由此引起社会福利和教育卫生条件的恶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坦桑尼亚处于一种经济有增长、社会无发展的境况中。经济政治转型之后的坦桑尼亚与尼雷尔时期形成看似奇特的比照：尼雷尔总统任职时期经济虽然没有显著增长，社会发展却颇有成效，包括清洁饮用水的提供，医疗条件的改善，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成人文盲率的降低等方面的成就，曾为许多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所称道。从长远的眼光来看，经济和社会能否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能否使人民群众因改革而得到实惠，是决定执政党能否继续保持和巩固执政地位的关键，也是检测坦桑尼亚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可取的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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