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陆部分相比，桑给巴尔的情况大相径庭。自民主化以来，桑给巴尔的族群矛盾有加剧的趋势，社会分裂日甚一日。1990年代以来，以桑给巴尔岛、奔巴岛^[1]为基地的反对派人士公开打出了分离主义旗号，加紧进行反对联合体制的活动。在这一背景下，1992年12月，桑给巴尔政府擅自加入伊斯兰会议组织，遭到联合政府的强烈反对，尽管迫于联合政府的压力桑给巴尔退出了伊斯兰会议组织，但合分之争并未平息，联合问题表面化。1995年选举时，执政党推选的候选人以仅高出对手0.4%的得票率胜出，^[2]当选为桑给巴尔地方政府总统，反对党称执政党有舞弊行为，一直拒绝承认选举结果。五年之后的总统大选，桑给巴尔再度出现政治危机。反对党公民联合阵线指责选举委员会受执政的革命党操纵而蓄意破坏选举，拒不承认执政党候选人获胜，多次组织反政府的示威游行，要求在全部选区重新投票，并要求修改1964年制定的宪法中关于桑给巴尔岛与坦噶尼喀合并的部分。桑给巴尔政局动荡持续数月，引发流血冲突，造成300余人伤亡。桑给巴尔的社会分裂，以及大陆与桑给巴尔的矛盾成为影响坦桑尼亚团结和稳定的重大隐患。从某种意义上讲，坦桑尼亚民族一体化进程已经发生了局部逆转，国家的团结和统一面临严峻的挑战。

桑给巴尔的民主化过程充满了动荡和混乱，多党民主化试验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在一党威权型政体之下的桑给巴尔民族整合的努力几乎前功尽弃，大陆与桑给巴尔的联合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有不少学者认为，桑给巴尔的民主化进程出现政治僵局和政治危机，是由于民主程度不够造成的。笔者认为恰恰相反，正是民主政治固有的弱点导致了桑给巴尔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危机，尤其是民主政治的首要内容——选举使然。数年一度的选举是非洲人的盛大节日。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选举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特色之一，甚至是首要的机制，是民主皇冠上最耀眼的钻石。同时我们也无奈地看到，选举也是腐蚀民主制度的关键步骤。在桑给巴尔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中，选举不可避免地导致族群界线清晰化，进而引发社会分裂。

从某种意义上看，发源于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一种很无奈的政治安排。既然人性不可靠，就要用其他力量来予以制约。要用权力来制约权力，要用政党来制约政党，所以有多党的存在和竞争。政党之间的相互攻讦、政客不择手段地获取选票，是民主政治中的普遍现象。政治人物为了当选，不惜利用社会里最敏感、最具爆炸性的问题，如宗教、种族、民族，以及历史宿怨。“在非西方国家的选举，常常诱使政治家去提出那些最能为他们带来选票的诉求，而这些诉求往往带有种族主义、宗教教义和民族主义色彩。这些诉求会加剧国家的分裂，并导致反西方的政治领袖和政策的胜利。”^[3]

在非洲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政治人物为了获得选举胜利，往往不择手段、不顾后果地进行族群动员，强化自我意识，导致族群矛盾激化和社会分裂，破坏民族一体化进程，损害国家的稳定甚至危及国家的统一。在桑给巴尔，最容易获得选票的手段，莫过于挑起民族积怨，激发本族认同感。事实上，在竞选的过程中，卡夫党利用两大民族群体的对立大做文章，他们在竞选过程中竭力煽动选民对大陆非洲人和中央政府的不满，提出重新评价1964年革命和坦噶尼喀-桑给巴尔联合，允诺上台后为桑给巴尔争取更大的自治空间，并利用各种手段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造势。

在桑给巴尔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中，民主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标固然是重要诉求，主宰桑给巴尔政治的两个政党——革命党和卡夫党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从下表所列革命党和卡夫党各自竞选纲领的具体内容来看，在经济、社会、文化、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上，两党十分接近，没有实质性的差别。^[4]

表8-2　桑给巴尔革命党与卡夫党政策比较

续　表

事实上，对非洲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由于国际市场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低迷，严重依赖农矿产品出口的非洲国家难以扭转不利局面。基础设施薄弱、教育落后、主要靠丁香生产的桑给巴尔在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上空间不大，难有很大的作为。1995年大选后，政治局势的动荡和国际社会的制裁加剧了桑给巴尔的经济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难以拟定真正有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策，拿不出比现政权更好的、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与执政党经济社会政策上的细微差别难以争取社会大众广泛的同情和认可;而通过挑起历史积怨和族群矛盾，强化族群认同以赢得选票、获得政治权力，就成为政治人物最容易、最方便的手段。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较少使用理性的、和平的、有远见的方式，而往往诉诸情感的号召，利用人性褊狭、自私的族群情感进行政治动员，以最大限度地获取自身的政治利益。

[1] 桑给巴尔政府的管辖区域主要为桑给巴尔岛和奔巴岛。
[2]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1998, p.1037.
[3] 亨廷顿:《第三波:二十年之后看未来》,载刘军宁主编:《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25页。
[4] Haussler,　Peter,　Angela　K.　Ishengoma,　Cornelie　Butz,　eds.,　Political　Handbook　&　NGO　Calendar　2003,　Dar　es　Salaam,　2002,　pp.17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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