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作为执政党主席的尼雷尔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各界就是否在坦桑尼亚实行多党制问题发表意见。1991年2月，姆维尼总统宣布成立总统委员会，负责调查对未来国家政治体制的意见。同时派团出国考察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家的政治体制的运行情况。11月，总统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揭晓，主张继续实行一党制者，大陆占80%，桑给巴尔占45%;余者主张实行多党制。^[1]尽管如此，总统委员会仍认为，在当前条件下，实行多党制对国家有利。1992年2月，坦桑尼亚革命党召开全国特别代表大会，接受了总统委员会的政策建议，通过了实行多党制的决议，并完成了党章和宪法的修改工作。4月，坦桑尼亚国民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提出坦桑尼亚是多党民主国家，坦桑尼亚开始向多党制过渡。

1995年10月举行首次多党民主选举，全国有13个政党参加，有4名候选人参加了角逐。结果，执政党候选人、原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本杰明·姆卡帕以61.8%的得票率当选为坦桑尼亚总统;在桑给巴尔，执政党推选的候选人萨勒明以微弱优势连任桑给巴尔总统。在同时进行的全国议会选举中，坦桑尼亚革命党获得232个议席中的186席，占80.2%。^[2]2000年10月，坦桑尼亚举行第二次多党选举，姆卡帕再次当选总统，得票率为71.1%。在同期的桑给巴尔总统选举中，执政党又以较大优势胜出，革命党候选人卡鲁梅当选桑给巴尔总统。

与非洲大部分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导致前政权的瓦解和政治局势的强烈震荡不同，坦桑尼亚的政治转型比较平稳。以下将分析坦桑尼亚民主化的主要特点，并从法治、政党、媒体和公民自由等方面考察其初步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现状。

自上而下的渐进民主化　1992年启动的坦桑尼亚多党民主化进程，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转型，因此也是有控制、有秩序、没有根本改变执政党地位的民主化过程，同时也是渐进的、步履缓慢的政治变革，是“爬行的民主化”^[3]。坦桑尼亚革命党继续保持着有效的政治权威，在既满足那些急剧增长的参政要求和权利要求的同时，又适当地遏制和平衡这种要求，使其不至于越出执政党所能承受和容许的范围。

政府和执政党倡导、设计和控制着坦桑尼亚的民主化进程。直到1992年7月正式解除党禁之前，政府的监管都是很严厉的。尼亚拉里委员会日程安排以外的所有政治活动都是非法的。反对派力量不得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支持，否则将遭到拘禁。姆蒂基拉牧师(Reverende　Mtikila)因为其散发的传单上载有“民主党”的信息而被捕入狱。还有其他反对派领导人被捕，如冯迪基拉(Abdulla　Fundikira)和马帕拉拉(James　Mapalala)。革命党领导人多次警告反对派组织的活动须收敛，要尊重国家的宪法和现行法令。比如，1991年11月，副总统兼总理马莱塞拉(Malesera)指出，“现在坦桑尼亚仍然是一个一党制国家，因此，成为一个作为反对派的政党成员是非法的。”^[4]

执政党对政治转型过程的驾驭，突出地表现在对制宪问题和选举委员会组成问题的处理上。在反对党的策略中，仿效“贝宁模式”进行转型和要求改组选举委员会是两个最突出的步骤和最强烈的要求。对此，革命党寸步不让。

拒绝“贝宁模式”　“贝宁模式”是指执政党或军人政府难以左右形势，在野的反对党或其他反政府势力对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结果按他们的要求或在他们的领导下，通过召开全国会议、实行全民公决来达成一种带有契约性质的民主过渡协议，进而建立多党民主体制、实行多党自由选举，实现政治体制转换和政权更迭。“贝宁模式”成功后，许多非洲国家竞相效尤，在1990年3月至1993年1月间，除贝宁外，另外有加蓬、刚果、多哥、马里、尼日尔、扎伊尔、马达加斯加和乍得等8个国家召开了全国制宪会议，成为“贝宁模式”的第一批试验场。其中尼日尔、马里和马达加斯加的反对派通过召开制宪会议夺权的尝试取得了成功。^[5]

“贝宁模式”对坦桑尼亚的反对派而言也同样具有诱惑力。早在多党制付诸推行之前，反对派领导人就多次要求解散坦桑尼亚联合政府，成立一个“最终导致多党制建立”的过渡政府。1992年以后，这一要求越发明确和强烈，反对党就这一问题向执政党发起了一次次的挑战。在1995年1月25日，联合民主党(United　Democratic　Party，UDP)等五个反对派政党在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威胁抵制定于10月29日举行的议会和总统选举，“除非一部新的、所有政党参与制定的宪法在此之前制订出来。”^[6]1995年3月26日，联合民主党再次呼吁召开制宪会议，由所有合法政党参加制宪会议，重新审查宪法。一些宗教人士也加入了要求召集制宪会议的合唱。坦桑尼亚基督教参议会的主教公开发表声明，呼吁政府在国民议会和总统选举之前召开制宪会议，并要求废除所有侵犯人权的法律。

“贝宁模式”的要义在于反对派否定原执政党的合法性，试图通过与群众运动呼应的全国制宪会议夺取政权。无论最终颠覆原政权与否，这一模式势必因为对原政权的拒绝而引发信任性危机，导致国家政局的混乱。坦桑尼亚执政的革命党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为了使政治改革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以确保政局稳定，断然拒绝交出政治改革的主导权，坚决否定反对派要求召开全国制宪会议、组建过渡政府的主张。1992年4月3日，革命党总书记何雷斯·考利姆巴(Horace　Kolimba)说：“没有必要按照那些尚未登记的政党的要求召集一个制宪会议。这些人的话是一派胡言，国家的宪法可以按照形势的需要，由国民议会随时予以修订。而关于举行大选的要求，这是不合宪法的，否则会摧毁政府的权力，而政府的权力是宪法所赋予的。”^[7]1993年6月9日，司法和宪法事务部部长维塔(Hon.　Samwel　Witta)在他的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重申坦桑尼亚政府的一贯立场：不能采纳召开制宪会议的主张。维塔指出反对党要求的制宪会议是不必要的，因为现行联合共和国宪法规定，保证法治和尊重人权。他指出：“制宪会议只有在非常时期，社会需要摆脱内战或社会整体失序的状况时才是必要的，坦桑尼亚目前不是这种状况。”^[8]1992年12月17日，革命党总书记考利姆巴发表谈话，拒绝组建“过渡政府”的建议，指出当今的革命党政府具有人民所赋予的统治权力，规劝反对派领导人克制自己“强烈的权力欲”，“耐心等待1995年的议会和总统选举”^[9]。对一些宗教人士要求举行制宪会议等干预政治的主张，姆维尼总统发表讲话予以回应，他强烈批评坦桑尼亚基督教参议会“将宗教带入政治领域”，责令其立即停止其举措。他警告该组织的主教不要发表煽动性的“政治声明”，停止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避免宗教冲突和政治混乱。^[10]革命党进行斟酌、讨论后确定了宪法文本中认为有必要进行修改的内容，拟定了相应的修订意见，交由完全由革命党议员组成的国民议会予以表决通过，从而保持了主动。

拒绝改变选举委员会的组成方式　反对派力量提出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与执政党形成强烈的言辞交锋。按照1977年宪法，坦桑尼亚全国选举委员会(National　Electoral　Commission)的主任和成员由总统任命。对此条款，执政党不准备进行改动。反对派强烈质疑这一安排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要求改变选举委员会的组成办法。不仅国内的反对派力量对此提出强烈的呼吁，国际社会和国内外的非政府组织也提出各自的看法，表达了对选举委员会组成形式的不满。但是，革命党控制的议会最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没有包含改变全国选举委员会组成方式的内容。

1995年4月5日，全国选举委员会在达累斯萨拉姆市召集各个政党举行会议。其间，12个反对党中，有11个政党退席表示抗议。这11个党的领导人其后齐聚一堂，表达了他们对全国选举委员会的不信任，因为该委员会是由执政党政府任命的，肯定会偏向革命党。这些反对党决定继续对全国选举委员会进行抵制，除非它改变组成结构，吸收反对派政党成员参加。^[11]尽管压力很大，为了确保在多党民主制的实施过程中保持对局势的控制，保持革命党的优势地位，执政党我行我素，在选举委员会人选的组成方式问题上没有做丝毫让步。直到今日，坦桑尼亚全国选举委员会成员依然是由总统任命的。

从这两个重要事例可以看出，在政治转型过程中，执政党审慎务实地关注操作上的现实问题，尽量利用旧制度中可利用的制度资源，逐步改造现行政治体制，避免了政局的急剧起落和政治权威的真空，避免了许多非洲国家曾出现的社会剧烈动荡的局面。

形式多于内涵的民主政治　李安山先生在《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一书中指出，“非洲的民主化进程在一些国家形式多于实质”^[12]，这一评价是很到位的，对坦桑尼亚的民主化也是适用的。随着1992年反对党的合法化和1995年的第一次多党选举，坦桑尼亚开始了政治自由化进程，以总统和国民议会议员的直选为标志的民主制度再次成为政治体制的框架。然而总的来看，坦桑尼亚的宪政、法治与制度建设相当欠缺，“与1992年朝向多党体制的转变伴随而来的不过是有限的制度改革”，坦桑尼亚“在巩固民主的进程方面乏善可陈”。“在政治行为的运行规则上，几乎没有什么有意义的改造”。^[13]以下从宪政与法治、媒体、政党、公民权利与政治自由(自由之家报告)等几个方面，分析坦桑尼亚的民主机制及运作情况，并大体评估坦桑尼亚民主政治的水准。

[1] A.N.Kweka, “One-Party　Democracy　and　the　Multi-Party　State.”,　in C.Legum,G.Mmari, ed.,　Mwalimu:　the　Influence　of　Nyerere,　Britain-Tanzania　Society,　1995,　pp.76-77.
[2]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1998, p.1037.
[3] Goran　Hyden,“Top-Down　Democratization　in　Tanzania”,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9(10), p.143.
[4] Uhuru,　November,1991.
[5] 徐济明、谈世中,《非洲的政治变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第82页。
[6] Emmanuel　J.E.　Makaidi,　ed.,　Emma's　Encyclopaedia　Tanzaniana　of　National　Record,　1497-1995,　Sunrise　Publishers,　1995, p.256.
[7] Emmanuel　J.E,　Makaidi,　ed.,　Emma's　Encyclopaedia　Tanzaniana　of　National　Record,　1497-1995,　Sunrise　Publishers,　1995, p.209.
[8] Ibid.,　p.229.
[9] Ibid.,　p.209.
[10] Ibid.,　p.249.
[11] Emmanuel　J.E,　Makaidi,　ed.,　Emma's　Encyclopaedia　Tanzaniana　of　National　Record,　1497-1995,　Sunrise　Publishers,　1995, p.262.
[12] 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358页。
[13] USAID/Tanzania,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Assessment　of　Tanzania:　Transitions　from　the　Single-Party　State,　Sean　Hall,　2003,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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