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桑尼亚推行的民主化将自力更生的原则抛弃无遗。民主化取悦了西方，换来的是西方附加条件的援助，如此坦桑尼亚只能继续按照西方捐助国和国际金融组织既定的改革思路和方案走，推行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改革，从而更深地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民主化满足了西方提出的条件，得以继续获取西方援助　坦桑尼亚是按照西方的要求进行民主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西方捐助国都向坦桑尼亚提出直接和间接的要求，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条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两大阵营冷战的终结，“西方援助国越来越坚持非洲国家的政府推进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认为民主化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条件”^[1]。援助成为给予实行民主化的国家的奖励，停止援助则是对受援国拒绝多党民主化的惩罚性措施。事实上，到1992年所有坦桑尼亚的主要援助国都将民主化作为持续经济援助的附带条件。在政治转型前的1987年到1991年间，主要援助国为：瑞士(11280万美元)，意大利(9560万美元)，挪威(8020万美元)，荷兰(7500万美元)，丹麦(7480万美元)，德国(6320万美元)，日本(6080万美元)，英国(5020万美元)，芬兰(4960万美元)，加拿大(3340万美元)，美国(1920万美元)。^[2]在这些国家中，加拿大是第一个正式将民主的条件包含到其援助政策中的国家。加拿大国际发展局(CIDA)援引1986年的联合国大会发展权利宣言，从1987年开始鼓励受援国采用西方的政治模式，宣称其“建立人权和民主发展机构的设想”的基础是，“所有发展的伙伴国的政策和方法都须反映人权、民主发展、良治以及其他可持续发展的要素之间的共生关系”。意大利在1989年正式将是否实行民主作为接受援助的前提。丹麦也在1989年宣布，民主和人权是其援助计划的主要目标。在1990年北欧发展合作部长会议上发表的联合公报中，也强调了对民主的关注。在1991年末欧共体部长理事会关于人权、民主和发展的决议中，再次将其定为一种综合性的政策，并指出“民主在发展和进步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民主化进程中止步不前将影响援助国参与合作发展的意愿”。按照部长理事会公报的精神，芬兰、挪威、瑞典、丹麦等国均从1990年开始将发展援助与民主化联系起来。继而，英国和美国也于1990年相继将民主作为援助的附带条件。“那些对于民主化的普遍要求不予回应——甚至更糟，对其进行压制——的国家将在争取援助和私人投资的竞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这样，坦桑尼亚的11个主要援助国无一例外地提出了援助与民主化挂钩的原则。

除了主要捐助国以外，世界银行也倡导将民主化、良政与经济发展相联系。世界银行在1989年的报告中第一次直接提出，为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中实行政治改革，在这个报告中，世行建议非洲“不仅需要缩减政府，而且需要更有效的政府——将注意力更少地投到直接的干预，更多地投向赋予人们生产能力。……行政管理方式的改善要求政治更新。这就意味着从最高层到基层一致打击腐败。这需要树立一个好榜样，鼓励公开辩论以加强责任感，培育自由的媒体”。这种对受援国政治的关注和建议意味着世界银行背离了其之前更多地纯粹关注经济问题的角色。随着援助国和世界银行援助政策对受援国民主化的关注，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受援国的政治体制都受到了仔细的审查。

坦桑尼亚是一个高度依赖外援的国家。它在1991年——改制的前夕——接受的外界官方发展援助额为1 038亿美元，为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7.1%。^[3]在此前一年的1990年，坦桑尼亚接受了1 155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8.2%。^[4]以官方发展援助的比例来看，坦桑尼亚是当时世界上接受援助比例排在第二位的国家，仅次于莫桑比克。

倘若失去了西方的援助，坦桑尼亚经济势必出现更严重的困难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坦桑尼亚于1991年指定尼亚拉里委员会进行考察，并于1992年开始实行多党民主制。对于坦桑尼亚承诺和实施多党民主制，西方主要捐助国深表赞赏，继续向坦桑尼亚追加援款、免除部分债务，如美国一并免除了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表示要进行“民主化”的八个国家的4.19亿美元的债务，以示褒奖。^[5]而像其他国家，如刚果(金)、肯尼亚等，因为没有按照西方的要求进行民主化，而受到西方的制裁，致使经济走下坡路。总的来讲，世界对非洲援助逐年下降，从20世纪90年代初每年的190亿美元降到现在的120亿美元，但对坦桑尼亚的援助却十分稳定，每年将近10亿美元。^[6]外界继续向坦桑尼亚提供援助，解决了坦桑尼亚的燃眉之急，经济发展有了较为充分的资金保障和驱动力。另一方面，坦桑尼亚对西方援助资金的依赖也日渐加重。

对外援依赖的加深，迫使坦桑尼亚继续实行强调效率、忽视公平的政策　从预算比例上看，每年坦桑尼亚得到的发展援助额相当于坦桑尼亚国内生产总值的10%。坦桑尼亚国家预算的1/3以上来自外援。在坦桑尼亚2001—2002年国家预算中，来自外援的比例竟高达48%，其中用于发展的预算，90%都来自外援。^[7]援助国的资助无论从款项上还是从政治上都增强了执政党的实力和资本。其中的一个例子是，2000年4月，当总统候选人内部提名开始时，瑞典和日本启动了曾被拖延的预算支持，这给现任总统在党内外竞选活动中增加了一张强劲的底牌。2000年10月选举前三周，援助国又在重债穷国援助方案的框架中作出决定，削减坦桑尼亚的债务份额。捐助国的举措某种程度上突出了执政党驾驭经济的能力和外国对其执政能力的嘉许，为执政党注入了强有力的竞选支持。^[8]这些资助表明了援助国对坦桑尼亚执政党继续进行经济改革政策的奖赏。另一方面，援助也继续加深了坦桑尼亚对外经济和财政依赖，加重了政策制定上对外部的依从。像许多非洲国家一样，随着结构调整方案的实施和政治民主化的推行，坦桑尼亚放弃了原先的社会主义取向，国家经济主权受到严重侵蚀。西方推行的发展模式成为无可替代的选择，坦桑尼亚在经济政策选择上已丧失了部分自主权。

依赖外国援助发展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部力量的牵制，损害国家独立。对此，尼雷尔曾生动形象地指出：“我们怎么可能依赖外国和外国公司的赠款、贷款和投资而又不危及我们的独立呢?英国有这样一句谚语，‘谁付给笛手钞票，谁就点曲子。’我们怎么可能既依靠外国政府和公司来实现我们发展计划中的主要部分，而又不把我们的大部分自主行动的自由交给这些政府和国家呢?事实上是办不到的。”^[9]“即使我们能够得到我们所需要的钱，这种对他人的依赖势必危害我们的独立，损害我们选择我们自己的政治方针的能力。”^[10]因此，尼雷尔力主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

多党民主化之后，坦桑尼亚政府的治国思路与尼雷尔所坚持的《阿鲁沙宣言》所宣示的社会主义精神和自力更生原则渐行渐远。坦桑尼亚经济管理已经出现“外在化”现象，在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已无多少自主的空间。一位学者曾尖锐地指出非洲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民主化以来国家主权受到侵害的情况：“至今，国家对非洲人来说仍然没有国际援助机构和捐赠团体重要，因为他们能够帮助制定发展政策，并使他们有钱花。当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处方而制定时，这个国家的教育、医疗保健等政策的制定也需要同世界银行协商以便能够得到‘减贫项目’资金的援助，国内外的非政府组织在国家开支方面比政府的影响力还要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民选的总统和议会对制定政策也发挥不了多少作用。”^[11]坦桑尼亚也陷入了这样的境地。

坦桑尼亚不仅要按照西方的要求搞民主，也要按照西方的要求进行行政管理和制定经济政策。各援助国除提出一些具体的援助条件，如要求坦桑尼亚提供配套资金或保证所聘工作人员的条件外，各捐助国都制定了明确的提供发展援助的原则和领域。如欧盟向坦桑尼亚提供援助的指导思想之一，是发展和巩固坦桑尼亚的民主与法制;美国的指导思想是，促进民主和人权，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据此，援助国还提出其他条件，如坚持限制坦桑尼亚政府机构的规模，要求建立透明的核算制度等。另外，人权状况也是援助国的一项政治条件。1995年桑给巴尔大选引发朝野争端，欧美援助国便以不民主为由中止对桑给巴尔的援助。直到2001年10月，两党签订和解协议后，一些国家才恢复援助。^[12]

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推行民主化之后的坦桑尼亚，出于对西方经济上的严重依赖，继续唯西方捐助者之命是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所竭力鼓吹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经济政策取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调整方案成为无可替代的选择。而这一方案的特点便是压缩公共开支，削减社会福利，是以强调效率、忽视公平为特点的，势必造成坦桑尼亚更深地陷入“经济有增长、社会无发展”的窘境。

援助背后有大量的经济利益。联合国贸发会议指出，发达国家通过援助、贷款和投资，每注入非洲100美元，最终要从非洲拿走106美元。这也是坦桑尼亚状况的最好写照。这些年来，欧盟、日本和美国同坦桑尼亚的贸易都处于增长势头。这些国家都通过力促坦桑尼亚政府修改有关海关、税收和移民等方面的规定，为其投资创造条件。^②

[1] Goran　Hyden,　“Aid　and　Developmentalism　in　Southern　Africa”,　in　Stephen　W.　Hook,　ed.,　Foreign　Aid　Toward　the　Millennium,　Boulder,　1996,　pp.199-200.
[2] “Prompting　Democratic　Transition　from　Abroad:　International　Donors　and　Multi-partism　in　Tanzania”,　in　Democratization,　Vol.7,　No.4,　Winter　2000,　p.139.
[3]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73.
[4]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56.
[5] 徐济明、谈世中:《当代非洲政治变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6] 熊志勇:《发达国家援助非洲的方式—以坦桑尼亚为例》,《西亚非洲》,2003年第1期,第19页。　
[7] 同上文,第22页。
[8] Jonas　Ewald,　Electionalism　or　Democracy?　The　Interface　between　Economic　Reforms　and　Democratisation　in　Tanzania,　Oslo,　Norway:　Peace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entre　for　Africa　Studies,　2002,　p.12.
[9] Julius　K.　Nyerere,　“The　Arusha　Declaration”,in　Freedom　and　Soc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p.239.
[10] Julius　K.　Nyerere,　op.cit.,　pp.240-241.
[11] 陈万新译:《非洲民主是个骗局》,《编译参考》,2003年第10期,第29页。
[12]② 熊志勇:《发达国家援助非洲的方式——以坦桑尼亚为例》,《西亚非洲》,2003年第1期,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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