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2年实行多党民主化以来，坦桑尼亚否定并放弃了社会主义原则，进而导致效率优先、忽视公平的政策畅行无阻。

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政策受到社会主义原则的制约　尼雷尔执政后期，曾对乌贾马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作出调整。1985年接替尼雷尔担任坦桑尼亚总统的姆维尼，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参与下，加快了国民经济调整的步伐。但是，在实行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过程中，一直受到传统乌贾马社会主义理论和道德经济的制约。

在一党威权型政治体制之下，长期以来，革命党自称是社会主义政党，将建设“乌贾马社会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坦桑尼亚革命党奉行国有化、计划经济等传统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其思想理念与原苏联、东欧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所遵循的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相近。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的主旨在于强调市场化、推行自由经济、减少政府直接干预，这与以往的乌贾马社会主义原则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革命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上都进行过一些调整，但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姆维尼执政后，坦桑尼亚政府于1986年起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调整方案，先后实行了三个“三年经济恢复计划”。1987年革命党召开三大，通过了《1987—2002年革命党工作纲要》，对乌贾马社会主义原则进行了重要修订，确定坦桑尼亚处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即“从落后的、新殖民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分为不同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采取坚定措施消灭资本主义和剥削，并在经济、社会服务事业方面建立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的基础”;坦桑尼亚经济含有四种所有制形式：国家、资本主义、自食其力的个体劳动者和合作社，其中国家所有制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经济的钥匙。^[1]然而，对传统计划经济小幅度的调整，难以贯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经济结构调整方案的精神，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难以迈开步伐。

通过搞民主否定社会主义　20世纪9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构成了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全面摒弃。在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非洲国家中，如果说多党民主化政治上是以否定执政党的法定领导地位为特征的话，那么这场运动在经济上就是以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公有经济主导地位、社会公平优先等社会主义原则为特征的。

1992年坦桑尼亚实行多党民主化，为坦桑尼亚进行新的政策调整，以排斥社会主义、纳入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契机。当时外部环境不利于坦桑尼亚继续奉行社会主义理念。社会主义的大本营——苏联先是放弃社会主义，而后瓦解。解体前的苏联还对一些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非洲国家直接做工作，要它们也实行“公开性”和“政治改革”。1989年苏联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贾丕才明确声言，发展中国家依赖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已行不通。^[2]社会主义的苏联的变化，带动了原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国家改旗易帜。西方更是对社会主义极尽贬抑之能事。1991年8月，美国总统布什提出《国家安全战略》，进一步强调：“起初，民主与市场经济的观念曾因社会主义时兴而遭到排斥;而今社会主义失败的试验已经走完了它的路程。民主与市场经济的观念必须在非洲大陆加以应用。非洲上层政界人士重新发现政治和经济自由是进步源泉的基本真理，我们需要支持这股正在发展的现实主义思潮。”无论是西方大国，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援助组织，无不要求非洲国家放弃一党威权体制的同时，放弃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

苏联东欧局势的变化使坦桑尼亚国内的反对党也受到鼓舞和启示。他们乘变革之风，利用国内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弊病造成的社会不满情绪，提出取消执政党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同时也猛烈抨击执政党奉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政策。不少学者认为，必须放弃社会主义的理念，才能保障结构调整计划的实施。有的学者指出，“政治民主化是不可避免的。经济结构调整包括贸易自由化、私有化、允许市场力量自由运行等等，没有国家政治体系的自由化，经济的自由化是不可能的”^[3]。面对国内外的压力，尼雷尔表示，“如果东欧发生了变化，其他一党制国家难免不变。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也将受到影响”。他还说，他的国家将从欧洲吸取“一两个”教训。^[4]但是，尼雷尔坚持社会主义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鉴于他在国内的崇高威望和重要影响，在其在世的时候，执政党对这一政策的否定还是留有余地的。

尼雷尔的继任者姆维尼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尼雷尔，“他没有自己的政治构想，并不真正坚信社会主义，也缺少强制推行社会纪律的倾向或能力”^[5]。在公开的政策阐释场合以及在竞选运动期间，姆维尼和革命党的其他领导人多次声言，尽管执政党目前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提法，但与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无关。^[6]经济体制转型之后的坦桑尼亚事实上已放弃社会主义的政策取向。坦桑尼亚政府领导人或政府文件都强调私有经济的作用：“私有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促进私有化，”“创造一个私人经济活动的有利环境，增强私有经济部门的作用。”^[7]

1995年6月首次多党民主选举在即，革命党内部出现了路线斗争，形成两大派别：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主张变革的温和派。1995年6月，在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执委会茨姆瓦加(Chimwaga)会议上，为推选革命党总统候选人，两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斗争达到了顶峰。最终，主张改革的姆卡帕击败总理姆苏亚，后者代表了党内的保守力量，主张继续走乌贾马社会主义道路。姆卡帕则代表着改革力量。^[8]

姆卡帕在读中学时是尼雷尔的学生，曾任尼雷尔总统的新闻秘书，与尼雷尔交往较多，关系密切。他一方面力主贯彻尼雷尔的“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的治国方略，同时又主张进行以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得到尼雷尔的信任和支持。他对社会主义与私有化和市场经济进行了糅合，试图自圆其说。然而，继续强调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只是一种策略或权谋，是取悦尼雷尔、赢得其信任和支持以获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手段，是权宜之计，在对社会主义抽象地予以肯定的同时，在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姆卡帕对社会主义的精神内涵事实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尼雷尔逝世后，革命党决定对社会主义原则进行大的变更，提出了新的修宪动议。此前坦桑尼亚宪法虽然几经修改，社会主义的内容已经多次被更改，但宪法中以《阿鲁沙宣言》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原则基本上得以保留下来。革命党认为，这些内容与坦桑尼亚全国范围正在普遍实施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多党民主体制是不相符合的。为了不为反对党所利用并取悦国外捐助者，革命党中央决定对这些条文进行相应修改，明确宣布坦桑尼亚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2000年2月，坦桑尼亚国民议会再次修改宪法。宪法修正案并未对正文中坦桑尼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表述作改动，而是在1977年宪法末尾增添了“社会主义”一词的重新界定——“社会主义是指平等、民主、和平与正义。”^[9]而《阿鲁沙宣言》中对“社会主义”的权威性界定为：

人人平等;任何个人都有保持尊严和受到尊重的权利;每一个公民都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有权参加县、省和中央各级政府的工作;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在法律范围内享有言论、行动、宗教信仰和结社的自由;任何个人都有权从他付出的劳动中得到公正的报酬;全体公民受其子孙后代委托共同拥有国家的全部自然资源;为了保障经济方面的正义性，国家必须对主要生产资料实行有效的控制;国家有责任对国家的经济生活进行积极的干预，以保障全体公民的利益，防止人剥削人、一个集团剥削另一个集团，防止财富的积累达到与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不相容的程度。^[10]

新的宪法修正案的界定无疑是釜底抽薪，意味着坦桑尼亚从根本大法上确立国家已经不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性质。大多数议员对此没有表示异议。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此次宪法修正案的另外两项内容，即实行总统简单多数当选制、增加总统任命议员的名额，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和反对党的抗议。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坦桑尼亚执政党拟采取的是一项不受束缚的、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忽视公平的方式求得经济增长的政策。此时对坦桑尼亚政府来说，对社会主义的否定意味着从理论上、指导思想上、意识形态上彻底取消了限制，为全面纳入资本主义体系铺平了道路。

对社会主义实质性的否定，为推进忽视公平的政策铺平道路　对社会主义内容一步步地抽空和最终对社会主义原则实质上的全面放弃，意味着坦桑尼亚被一步步地纳入资本主义体系。

正是因为坦桑尼亚彻底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原本定义，放弃了公平和道德经济，坦桑尼亚执政党才得以采取名义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而事实上单纯追求增长、忽视公平的政策，以资本主义的手段、不惜牺牲社会大众福利保障的手段来发展经济。

社会发展的停滞势必危害经济增长。财富越来越向城市少数人手中集聚，农村依旧普遍落后，事实上陷入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过度扩大的“现代化”陷阱。广大农民、城市下层低收入者和失业人员由于失去教育、医疗、住宅、社会保障等福利而衣食无着，生活拮据，形成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救助显然不能治本。这对国内需求甚至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是相当明显的。它造成购买力低下，居民储蓄率低，严重制约了国内消费需求，很有可能切断国民经济低速增长的链条，使国民经济难以实现良性循环;并且会导致社会严重分化，引起社会大众的强烈不满，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进一步恶化经济发展的环境，制约经济发展。

概括而言，民主化以来的坦桑尼亚处于一种经济低速增长、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发展恶化的情势，其原因主要是被迫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方案，紧缩财政开支，片面强调效率，忽视社会公平;而民主化导致对西方依赖加深和对乌贾马社会主义原则的放弃，对这一局面的出现则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民主化本身的其他方面也分别对坦桑尼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会绝对地导致经济绩效差，尽管是局部的和短期的。比如，出于选举需要的短视考量，执政党争取选票的努力往往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竞选运动中，执政党出于收买人心的短期效应，扩大公共开支，允诺增加就业和最低工资保障，造成选举一时的经济繁荣。然而，当选后，福利支票并不兑现。两次大选后，首都均出现了经常性的停电、断水现象，与选举前的虚假繁荣形成反比。在多党大选临近时，坦桑尼亚国内各种政治矛盾往往较以前突出，政府无法集中精力处理经济问题。1994年坦桑尼亚经济的下滑与此有密切关系。高额的选举费用对一个贫穷的国家而言也是重大的财政负担。两次大选，政府都支付了相当于5 000万美元的经费，用以提供选举器材和选票、选举工作人员的津贴、各个政党的经费补贴等，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在桑给巴尔，可以更明显地看出民主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消极后果：民主导致动荡、执政党政令难行、外国制裁、外国投资和捐助以及游客减少，严重妨碍了经济发展。

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也包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改善。从长远的眼光来看，经济和社会能否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能否使人民群众因改革而得到实惠，是决定执政党能否继续保持和巩固执政地位的关键，也是检验坦桑尼亚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可取的重要标准。

[1] Dean　E.　McHenry,　Limited　Choice:　the　Political　Struggle　for　Socialism　in　Tanzania,　London,　1994,p.177.
[2] 朱重贵:《非洲政治变革的特点和面临的问题》,《西亚非洲》1992年第5期,第4页。
[3] ESAURP,　The　Road　to　Democracy,　Tema　Publishers　Company　Ltd.,　1998,　p.80.
[4]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7,　1990.
[5] Goran　Hyden,“Top-down　Democratization　in　Tanzania”,in　Journal　of　Democracy,　No.3,　1999,　p.144.
[6] 肖复荣:《非洲社会大动荡的趋向》,《西亚非洲》,1992年第1期,第14页。
[7] 德国《商报》1999年10月1日;　“Administration”,　http://www.tanzania.go.tz/administration.html。
[8] T.L.　Maliyamkono,　The　Race　for　the　Presidency:　The　First　Multiparty　Democracy　in　Tanzania,　Tema　Publishers　Company　Ltd.,　1995:27.
[9]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1997,　Printed　by　the　Government　Printer,　Dar　es　Salaam,　2003.　the　Edition　incorporates　and　consolidates　all　amendments　make　in　the　Constitution　since　1977　up　to　the　30th　June,　2000,p.77.
[10] Julius　K.　Nyerere,　“The　Arusha　Declaration”,　in　Freedom　and　Soc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23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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