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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走向现代-坦桑尼亚政治体制的嬗变·民主化带来的困境

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13日 阅读:217 评论:0

实行多党制之前,坦桑尼亚是非洲大陆处理民族关系、在多民族国家中实施民族一体化进程方面堪称楷模的国家。同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坦桑尼亚独立时尚未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全国共有大小120多个族体。坦桑尼亚独立以来,在尼雷尔的领导下,坦桑尼亚采取了符合国情、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努力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加强民族团结。坦桑尼亚从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大局出发,重视对后进民族的帮助;在宗教问题上,贯彻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各教平等、政教互不干涉等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方针政策,[1]从而使基督教教徒与穆斯林友好相处;在大陆与桑给巴尔关系问题上,桑给巴尔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利,尽管在桑给巴尔一直存在着某种离心倾向,但尼雷尔的正确领导、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和审慎、宽容的举措,使各种矛盾得到及时化解,分离主义者的活动并未对国家前途构成威胁,大陆与桑给巴尔的团结和联合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坦桑尼亚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独立三十年来,社会安定,政局平稳,国家统一和民族一体化得到顺利发展。

然而实行多党民主制之后,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客利用政治多元化带来的政治空间,以民族自决、宗教自由等口号以及通过重提历史积怨等方式煽动族群情绪和从事分离主义活动,使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受到严重侵害。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相当活跃,他们无论在桑给巴尔还是在大陆都有活动基地,经常散发一些煽动宗教仇恨的宣传品,并与境外的宗教极端势力来往,不时制造事端。仅在达累斯萨拉姆,就发生数起爆炸、猪肉出售点被砸等恶性事件。恐怖主义组织“基地”组织借机在坦桑尼亚发展成员,其坦桑尼亚成员有一人直接参与了1998年美国驻坦桑尼亚使馆爆炸案。另外,1990年代以来公共开支的减少和财政调拨的困难,使以往政府对落后民族的扶助政策难以为继,令落后民族失望,也不利于统一民族的构建。

议会和总统选举是充分释放族群政治能量和表现族群意识的重要场合。1995年、2000年的两次大选之前,各政党在竞选造势活动中,以强化族群分野为手段的事例很多。比如1995年大选,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姆雷马来自查加族(Chaga),其竞选活动得到来自全国上下的查加族选民的支持。查加族传统的聚居区——乞力马扎罗山区是重要的咖啡产区,姆雷马的竞选口号之一就是允诺上台后提高咖啡价格,加大政府对咖啡种植农户的扶助。查加族的造势活动和政策诉求引起其他族群的不满,在一些农村地区,发生了相邻民族与查加族的言辞和肢体上的冲突。[2]查加人被称作“坦桑尼亚的犹太人”,重视教育,精于经营商业活动,他们的生意网点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在达累斯萨拉姆,“达拉达拉”(dala dala,小型公共汽车)的营运主要由查加族经营。1995年大选期间,所有由查加族经营的达拉达拉都动员起来,免费拉载去参加全国建设与改革会议召集的竞选活动,此时他们似乎忘却了商业利润。大量达拉达拉集中于竞选集会活动,正常的公共交通无法维持,一度造成达累斯萨拉姆市民上下班和中小学学生上学的严重困难。最终姆雷马获得了27.8%的总统选票,与本族人的强有力的支持密不可分。

还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天主教会、伊斯兰组织也介入了选举,这些组织的神职人员在召集信徒做祷告时发表倾向于某个候选人的讲演。在达累斯萨拉姆的清真寺冲突和桑给巴尔的危机清晰地表明,在如今的坦桑尼亚的某些地区存在着严重的紧张状态。仅在2002年春,40个清真寺选举出了新的、更为激进的宗教领导人。尽管出现了一些不利于族群和谐相处,以及宗教干预政治的情况,总体而言,在坦桑尼亚大陆地区,没有出现政局失控和严重社会分裂的情况,矛盾与冲突是局部的和暂时的。

[1] 葛公尚:《初析坦桑尼亚的民族一体化过程》,《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第45—51页。
[2]② The Right to Choose a Leader, Dar es Salaam, 1996,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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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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