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后，在公共领域、新闻出版、媒体方面，国家严格的控制逐渐放宽。以往坦桑尼亚仅有两份日报，其中英文日报《每日新闻》为政府主办，《自由报》是革命党的机关报。斯瓦希里语报纸《工人报》为周报，是坦桑尼亚工会机关报;《我们的祖国》是政府办的斯瓦希里语周刊，主要向农村发行。有一家国家通讯社、一家全国性的官方广播电台和一家主要覆盖桑给巴尔的桑给巴尔政府电台，境内没有电视台。1992年实行多党民主制之后，媒体的数量剧增。截至2002年9月，坦桑尼亚登记在册的斯瓦希里语日报有9种，英文日报4种，均为全国发行，还有41种每月发行1—8次的报纸。最大的报纸《马吉拉》(Majira，斯瓦希里语，季节之意)是斯瓦希里语日报，有3万份的发行量。与之相比，《乌呼鲁》(Uhuru，斯瓦希里语，自由之意)作为实行多党制之前唯一的日报，现在发行量只有1.1万份。执政党机关报《每日新闻》和民营报纸《卫报》各有1.2万份的发行量。有12家登记在册的广播电台和7家电视广播公司。^[1]

媒体数量的增加和覆盖范围的扩大，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空间，加强了社会大众和反对党对政府的监督。另一方面，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以及对结社、游行示威的控制是相当严苛的。政府仍然对报纸等媒体实行新闻审查，而且这种干预并没有受到这些媒体的强烈抵制。这是因为，来自政府的广告收入对私营报纸而言是十分关键的进项，各报都担心失去这笔可观的收入来源，因此它们乐于接受书报审查制度，而不是采取抗拒措施去激怒政府。同理，因为担心失去有利可图的、利益丰厚的政府合同，私营企业一般不在那些被政府认为是不顺从的私营报纸上刊登广告。这极大地限制了新闻报业在监督和制约政府方面的作用。唯一传遍全国各个角落的媒体是政府控制的国有广播电台网络。至今，没有任何一家民营电视台或广播电台获得覆盖全国的业务许可。^[2]1999年，全国媒体委员会建立，该委员会由媒体代表和独立人士组成，他们代表和服务于记者的权利和公共利益，保护公众的利益不受违反职业规范行为的侵害。新闻界希望这一机构能有效地限制国家对媒体的干涉，但收效甚微。

实行政治转型以来，虽然坦桑尼亚政治改革的进程相对缓慢，但很多观察者都注意到，在扩大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放宽新闻管制等方面坦桑尼亚有长足的进步，违反自由和民主价值行为的频度和程度都比以前大大降低。^[3]

在公民权利与政治自由方面，许多观察者也都指出了欠缺之处。比如，坦桑尼亚法令规定，所有的游行示威、所有的文化团体的组建和演出，都需要行政部门的特别许可。而事实上政府对政治性的示威、集会活动予以批准的比例很小。政府对新闻媒体的严格控制，妨碍了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2002年，在马拉(Mara)省的塔里梅县，当地警方按照县行政专员(Commissioner，即县长)的指令拘留了7位记者，原因是他们试图就当地大麻种植者之间存有世仇这一新闻进行采访报道。该地专员还涉嫌下令骚扰和责难当地的一些卡夫党人，这些卡夫党人在当地的影响日盛，使该区有可能成为卡夫党的一个重镇。^[4]

针对坦桑尼亚自由和民主的情况，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作出了坦桑尼亚是一个“半自由国家”的评价，并对其进行了定量化打分。2003年，坦桑尼亚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分别为4分和3分。(最高7分，表明该国提供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保障最差;最低1分，为状况最好。两项平均为2.5分或以下的国家，便是完全的“自由国家”。)该组织认为，目前非洲达到“自由国家”标准的有贝宁、博茨瓦纳、佛得角、加纳、莱索托、马里、毛里求斯、纳米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南非等11国。自1993年以来，“自由之家”对坦桑尼亚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的评价如下表。

表8-1　1993—2003年坦桑尼亚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评价

资料来源：自由之家网站http：//www.freedomhouse.org.本表下一行中，每格中的前一项数字为政治权利分数，后一项为公民自由分数，PF表示部分自由(Partly　Free)，NF表示不自由(Not　Free)。

2004年、2005年的情况与2003年相同。

非洲大部分国家的政治转型是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是政治变革的主要驱动力。然而，坦桑尼亚的政治民主化并非如此。坦桑尼亚作为长期以来非洲一党制楷模的国家，其政治领导层决定倡导和实施政治体制的变革。由于尼雷尔的威望和影响，促使执政集团内部就执政者的利益维护达成共识，使“统治层中新的价值观逐渐机制化”^[5]，形成政治变革之势。固然，其他的因素也起了一定作用，如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等。当地市民社会或政治反对派的因素是诸因素中比较弱的。相反，执政党掌控的改革一方面缓解了日益积聚的要求变革的压力;另一方面，政府对民间力量予以严格掌控，确保变革的内容和程度都置于革命党严格的约束之下，从而限制了民间力量的扩展和冲动，削弱和遏制了民间要求变革的压力。

执政党的主动改革保持了社会安定和政治稳定。坦桑尼亚的政治转型，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的术语，具有“转化”(transformation)而非“代替”(replacement)的特点^[6]，很大程度上受到现任领导层的自上而下的控制。这与苏联东欧的情况、与非洲大部分国家的情况都有很大的不同。坦桑尼亚的民主转型没有导致与过去的决裂、对前任政府合法性的否定、统治政权的更迭，也没有导致强烈的社会动荡。

尽管它是一场体制外的改革，但又是执政党倡导并驾驭的、没有走得过远的改革。正是由于政府的启动和控制，政府设计民主化的时间、阶段、范围，控制民主化的发展程度，使之渐进、有序，保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保持政局稳定。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理想的民主化道路。它是一种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逐步改造的渐进的民主化方式，可以使民主的转化限定在政治和相关领域，和平、稳定地进行变革，避免政治权威的真空，减少由民主化带来的社会冲击和剧烈震荡。另一方面，这种民主化方式可以优先考虑执政者的需要，因此，政治变革往往是步幅不大的。两次大选革命党均以压倒优势赢得总统选举和议会多数席位，获得了有力的授权以巩固其执政地位。在缺乏有效的司法独立、分权制衡的情况下，执政党以议会中的绝对多数控制着立法，自上而下的改革失去了驱动力。这显然无助于弱化革命党的垄断地位，无助于进一步改变原先一党制国家的结构和基础。更有甚者，利用在议会和行政上的强势地位，革命党修改运行规则，强化了执政党的权威，被一些非政府组织讽喻为“威权主义的重新包装”^[7]。然而，由于革命党议员在行政系统和议会中的强势地位，并且由于司法独立地位和法治的缺失，反对党力量和市民社会均对此奈何不得。“其后果是，尽管举行了1995年和2000年两轮竞争性的正式的多党选举，尽管有近40%的选民自1995年以来持续地投票反对革命党，这一反对依然没有找到有效的机制来表达他们的声音。”^②可以说，自上而下的改革，使得政治民主化过程稳定有序，同时也使得民主政治体制流于形式。

[1] M.　Mmuya,　“Milestones　in　the　Democratisation　Process　in　Tanzania”, in　Political　Handbook　and　NGO　Calendar　2002,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2003,　pp.110-113.
[2] 政府一方面要求反对派政党的覆盖范围必须全国性的,而另一方面却要求电台、电视台仅具有地方性,这是颇有讽刺意味的。
[3] Goran　Hyden,“Top-Down　Democratization　in　Tanzania”,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9(10), p.152.
[4] USAID/Tanzania,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Assessment　of　Tanzania:　Transitions　from　the　Single-Party　State,　Sean　Hall,　2003,p.27.
[5] Goran　Hyden,“Top-Down　Democratization　in　Tanzania”,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9(10), p.154.
[6] See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alahoma　Press,　1991, pp.124-151.
[7]② Tundu　Antiphas　Lissu,　Repacking　Authoritarianism,　USAID,　2001.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tansangniya/20221218342.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